在来明轮上发现的大量毒品

白志明和饶小虎将两个箱子搬到了船上，十几分钟后，大批警察冲了进来，两个箱子里搜出了48公斤海洛因。

2016年3月31日，台湾阳明海运公司货船来明轮在泰国曼谷，被警方查出私运大量毒品，两名中国船员白志明和饶小虎被捕。

二人一直坚称，是受休假中的来明轮船长所托，将箱子搬到了船上，以为里面只是公司的电脑。他们同时表示，在案件审理中，泰国警方并未呈上对他们有利的证言，庭审中，还出现了自己从未签署的“认罪书”。

三年间，因现有证据无法证明二人运毒，曼谷法院相继驳回了对白志明和饶小虎的起诉，二人先后无罪获释回国。回国后，他们试图向来明轮所属公司和泰国警方索赔，并希望泰国警方道歉，恢复二人名誉。

来明轮甲板平面图

沉重的箱子

2016年3月31日晚上6点左右，台湾阳明海运公司的来明轮在曼谷港口停靠。

当晚8点至12点，28岁的湖北籍水手饶小虎在靠泊岗位的梯口值班，负责上下船的人员登记以及物料配件的检查，这也是上下来明轮的唯一通道。

在港口装卸货后，船员们开始调整来明轮的压载水。来自河南的高级水手白志明，是来明轮的三管轮，负责水路维护。他随时关注着对讲机里的情况，准备去检修遇到故障的部件。

除去份内的工作，白志明还有件事要办。根据白志明后来向警方的供述，来明轮休假的台湾船长余上方，让白志明帮忙把公司驻泰国办事处的两台电脑带到台湾，并称会有专人送来。

白志明和饶小虎被上海远洋对外劳务公司招募，派往来明轮工作，由于分属两个部门，并不相熟。然而在曼谷港口的这一夜过后，二人的命运即将因为一起毒品走私案，被紧紧的捆绑在一起。

晚上10点，电脑送过来了。

白志明回忆，一辆带有码头标志的专用车辆，停在了来明轮对面。白志明走下舷梯，遇到正在值班的饶小虎时便喊他一起来帮忙，“我跟他说了是船长的电脑，是船长让我帮忙搬的。”

“水手属于普通船员，高级船员签收东西的时候，常会叫我们下去帮忙。”这是值班时常遇到的情况，饶小虎并没觉得有什么不对。

白志明看到车上共有三人，码头的司机、一个台湾人和他的华人司机。“这个台湾人以公司代表的身份来给我交接这个东西。”白志明说，华人司机将两台装有“电脑主机”的箱子搬到舷梯旁边，箱子上贴着公司地址和收件人名字。

“我当时也看到箱子上写着computer，包装很完整，就是普通的纸板箱子，也没有看到什么可疑的。”饶小虎告诉深一度记者。

搬箱子上船时，白志明和饶小虎都觉得很沉，俩人异口同声说了句：“什么破电脑这么重。”箱子被放置在二层甲板的公共休息室里，白志明说，这也是应船长余上方的要求，“角落里有个带盖子的柜子，他说放在那里就可以了，到了台湾会有专人来拿。”

发现毒品的休息室柜子 

 48公斤海洛因

放好电脑十多分钟后，警察冲到了船上。

饶小虎回忆，冲上船的人有的着便装、有的穿着制服，最前面两个拿着枪。“人比较多，上来了几十人，有人拿着摄像机，码头上停了好多车”。

白志明正躺在床上，开着的对讲机里传出嘈杂的声音，“一群人冲上了船，说是警察要找什么东西，我也没在意，觉得不关我的事”。

警方提出查看刚刚搬上船的箱子，白志明和饶小虎带他们来到了公共休息室内。警察用刀子划开电脑箱子包装，里面没有电脑，而是一个个灰色的盒子，里面装的全是白色粉末。

“发现不是电脑很诧异，警察检测之后就跟我们说是海洛因。”白志明和饶小虎按照警方的要求，反复指着箱子内的东西拍照，很多船员围观着，直到最后，眼看他们二人被戴上手铐，带回了曼谷的警局。

在警察局的办公室里，白志明和饶小虎仍然觉得自己不会受到牵连，根据国内的法律，他们认为自己最多会被扣留48个小时。“我们两个那时候还开玩笑说，怕有毒贩来把我俩干掉什么的，感觉跟看大片一样。”

48小时过后，他们并未被释放，而是被带到了一场警方召开的新闻发布会现场。白志明感觉到不对，“我们脚上戴着镣铐，直不起腰的感觉，记者拿着摄像机都在拍我们”。

当日下午，白志明和饶小虎被告知，将会因持有运输48公斤海洛因毒品被起诉。

据饶小虎提供的判决书显示，负责送货的台湾人和司机，分别被列为第一被告和第二被告。饶小虎称，在警局时，四人被关在一起，台湾人表示认罪，“他跟之前的船长有联系，让他把东西送到船边，船长说会找人签收，警方说在台湾人家里搜出子弹、摇头丸，还摆在桌子上清点”。

判决书将白志明和饶小虎分别列为第三和第四被告，判决书描述，警员跟踪台湾人司机到达船只后，看到他先后将两个装有毒品的箱子交给了白志明，两个箱子先后被白志明和饶小虎搬上了船，因此他们也被作为从犯起诉”。

来明轮上的公共休息室

和善的船长

2015年7月，白志明登上来明轮工作，他是三管轮、第三辅助工程师，负责机械设备的日常维护。

船上的生活规律而无聊。每天早上8点上班，下午5点下班。上下班都要检查一遍自己负责维护的机械设备。打乒乓球是唯一的娱乐，航行的时候常常没有信号，只有靠港后，才能给家人打电话。

白志明和余上方在来明轮上相处了八九个月。在白志明印象中，这是个性格和善的船长，三十多岁的样子，看着很年轻，“能跟大家玩到一起去”。有时候大家一起聚餐、喝酒，逢年过节还会来顿烧烤。

2016年快过年时，余上方申请回家休假，他和白志明用QQ保持着联系。“他申请的另外一个号，头像和网名是之前的，走之前一起聊天的时候，他提到过他的手机坏了，要换手机之类的事情”。

余上方有时会在QQ上问，“今天你到哪里了，停靠到哪里了，在忙什么”。他还告诉白志明自己工作上的打算，要考临港员。

两个月后，余上方在QQ上跟白志明提出，想让白志明帮忙从公司的泰国办事处带两台电脑到台湾，并承诺可以给白志明200美金代工费，“代工费我们每个月都会发，作为额外工作的补助，一个月也才一两百美金”，白志明觉得这笔报酬有点多，他同时表示，自己始终没有收过余上方提出的代工费。

被捕后，白志明将两人的QQ聊天记录作为自证清白的证据提交给曼谷警方，“毒品离我的生活太远，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不可能为了两百美金，去冒险运送几十公斤的海洛因。”

据了解，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余上方并未被引渡到泰国。

饶小虎在狱中的家书

冤狱

新闻发布会结束后，白志明和饶小虎被送往曼谷戒毒中心。里面的人告诉他们，“这种情况，很可能出不去了。”两个多月后，中国大使馆开始介入，并推荐了律师。

最多的时候，白志明的房间里关了80多个人，没有床，两个人占一平米，躺下后脚都伸不开。饶小虎晚上去趟厕所回来，就没地方睡了，“得在旁边等着，别人要动一下，再找机会躺进去。”

晚上睡不好，白志明白天枕着自己的书在角落里躺着，有人告诉他，狱警规定这样要被处罚，要“训练”15天。“我心率不齐，就去跟狱警解释，说我去扫厕所”，白志明扫了15天公共厕所。

白志明见过别人“训练”，在太阳下的操场上滚、爬，从老犯人胯下爬过去。被处罚的原因各异，狱警制定的规则很随机，“这里关了将近1万个人，每天都有人因为各种原因犯错。”

空闲时间，白志明要么看书，要么跑步，除了吃饭睡觉几乎无事可做，“三年就这样过了，每天都一样”。三年里，白志明看了很多金庸的武侠小说、中国历史，还有心灵鸡汤一类的书籍，“最无助的时候，那种书其实还是有用的”。

同监房的人告诉白志明，在这里有思想是很危险的事情，“不要去想那么多，时间久了就麻木了，你想什么都没用”。

监狱的饭菜难以下咽，地瓜和南瓜不削皮就下锅了，饶小虎吃着吃着就掉眼泪。在监狱的前几个月，他经常生病，发烧、头痛，还有失眠。“白天也迷迷糊糊的，心理压力很大。特别想伸冤，如果官司真的打输了，被判死刑了，还不如不活了，一辈子抬不起头来了。”

2016年5月，家人来探望，饶小虎穿着囚衣、戴着脚链，光着脚就跑出去了。见到家人之后，才感觉看到了希望。

回乡后的饶小虎

索赔

 案件审理期间，白志明和饶小虎对泰国警方的很多做法存在异议。

 “庭审时，泰国警察说上船先抓到了我们，而不是我们主动带他们找箱子。泰国警察上船全程有录像，可是庭审时我们要求提供录像，泰国警察以没有录像为由拒绝提供。”白志明说，泰国警方没有要求当晚在场的三副梁斌做笔录，事发一个月后，两人的家人和律师一起，去船上找到了三副，让他去警察局做了一份笔录。但白志明称，这份笔录也没能在庭审中呈现。

在饶小虎家人录制的视频中，三副梁斌介绍，案发当晚8点至12点是饶小虎值班，通常来说在舷梯口值班，帮忙搬东西是很正常的事。视频中，梁斌还指认了发现毒品的箱子。 深一度记者多次联系梁斌，对方表示目前不便接受采访。

当晚外出的大副于洋却被要求作为证人出庭，于洋告诉深一度记者，自己和饶小虎不是同一部门，自己分属轮机部门。“当时那个情况我也不在船上。正好那一天我到街上去了。我上来的时候，已经过了一两个小时，小虎他们两个在房间里，已经不让我们见面了。”

白志明和饶小虎均称，虽然在警察局遭到威胁，但从未认罪。饶小虎称，在警察局的第二天晚上，警察拿来一份全是泰文的“认罪书”，要求二人签字，并称将起诉二人。因对泰语一窍不通，二人拒绝在中国大使馆未介入的情况下签字。

“可是庭审时泰国警察却有一份我们的认罪书，最后在律师的质问下，泰国警察说他们也不知道认罪书怎么来的。”白志明称，更令他感到疑惑的是，两个装有毒品的箱子需要经过码头两道门的安保检查，并换乘码头专用车辆，才可以抵达船边。

2017年，一审法院驳回起诉，饶小虎被判无罪释放，白志明被判无罪等待。“给的解释是官司赢了，判无罪，但是还要被关押，要等待检察官上诉，如果不上诉就释放，上诉就被关押至二审”。

确认释放的第二天，家里人联系律师帮饶小虎买了回家的机票。在上海机场见到来接自己的家人，他说只想好好地哭一场。

检察官延期四次，半年后提出上诉，白志明又被无罪关押近两年后，二审法院因证据不足驳回起诉，他也获释回国。

落地广州白云机场，白志明见到来接他的家人，“已经没有什么词能形容这种感觉，熬了三年，已经麻木了”。

白志明如今在一家工厂做销售，每月三千多元的工资，是原来的三分之一，不过不用再漂泊在海上，能每天见到家人，“靠岸了，安心，踏实。”

8月21日，上海远洋对外劳务公司相关负责人梁先生回应新京报采访时称，托带东西时，余上方已不是船长，白志明当时应当向当时在任的船长汇报情况，问题不在船东，白志明应当向泰国政府索赔。而对于饶小虎的赔偿问题，梁先生回应称，还在争取中，材料已经发给船东，但对方尚未给出明确回应。

8月22日，深一度记者多次联系上海远洋对外劳务公司，对方表示拒绝接受采访。

白志明认为，事情发生在二人在来明轮上履职期间，同时前任台湾船长余上方当时虽然离任，但并非是离职而是休假，“当时他是以公司的旗号，让我以个人名义帮忙带公司驻泰国办事处的电脑”。

白志明同时透露，律师称会帮他们申请针对泰国警方的索赔。

饶小虎依然在海上讨生活，现在是一家国内私人小公司的三副。起初，饶小虎已经抵触海员这个行业，妻子也不愿意他继续干下去。但随着去年儿子降生，家里的压力大了起来。“小孩子要开支，家里还欠账，我爸妈都50岁了，还在工地上干活”。

以前不爱说话的饶小虎觉得现在自己话多了，“经历了这些，感觉突然想开了，好多事情不想再去计较”，只是泰国和毒品依然是饶小虎心中的禁忌，不能轻易提起。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白志明、梁斌、于洋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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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佟晓宇
编辑/刘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