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称国内首档聚焦经纪公司的职场真人秀，噱头十足的《我和我的经纪人》收官了。虽然节目在《创造营2019》《我是唱作人》等热门综艺开播的冲击下后期有些乏力，但总体热度居高，微博话题阅读量达到21.3亿，杨天真的金句鸡汤和壹心娱乐的“狼性”企业文化可谓深入人心。

这边《我和我的经纪人》刚收官，第二天《明日之子》第三季就随即公布了星推官阵容，“选秀教母”龙丹妮赫然在列。这也是继2015年《燃烧吧少年》之后，龙丹妮再次“出山”。

在选秀领域“翻云覆雨”20年的龙丹妮，曾任天娱传媒的总经理，是《超级女声》《快乐男声》等选秀节目的创始人，捧红了张杰、李宇春、张靓颖等歌手。离开天娱后，龙丹妮与彼时《快乐男声》的导演马昊一起创办了哇唧唧哇娱乐有限公司，专注以选秀模式打造青年偶像。公司代理运营《创造101》成团出道的火箭少女101，旗下艺人有以毛不易为代表的《明日之子》第一、二季的人气选手，也有最近在《创造营2019》崭露头角的周震南、夏之光等。

从节目导演、制作人转型的龙丹妮，现在与杨天真有着共同的身份：经纪公司老板、偶像操盘手。

杨天真和龙丹妮在真人秀出镜，向市场释放出新的信号：CEO亲自从幕后转向台前，偶像厂牌越来越注重和粉丝的情感连接和文化认同。一方面，身处B端的艺人经纪公司愈发注重维护与C端的关系，另一方面，C端的粉丝对于B端的运营模式也愈发了解。偶像经济模型正在经历一轮重塑。

互联网赋权下的粉丝文化，既是社会现象，也是经济现象

从2003年短信投票的“超女”“快男”、2012年效仿日系偶像养成体制培养的SNH48、TFBoys，到2018年全民推选的《偶像练习生》《创造101》，“粉推经济”的日益成熟与互联网的诞生与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客观角度来说，互联网打破了原子社会的中心结构，媒体裂变为一个个平台和手机终端，现代社会大众传媒的普及构成了一种超越地域的共同生活，使得大众文化有了最大基数的文化消费共同体。在此基础上，公众可以跨越地域，跨越代际，畅所欲言，现代意义上的粉丝文化就是由此形成的。

从主观角度来说，互联网赋予了用户更多的自主权和话语权，在公众寻求认同、权力、社群和团结的实践中功不可没。社交网络为粉丝群体开辟出一个各阶层共享的文化空间，成为表达认同、推动变革的场域。而其中粉丝文化的崛起，代表了一种更活跃、更自主、更富参与性的大众文化消费模式正在逐渐成形。

另外，经过互联网数字技术的“量化”，粉丝的力量越来越以一种可视化的形态呈现，粉丝群体空前壮大，“养成系偶像”、“陪伴式追星”的概念也随之推广开来。

国内养成系偶像的代表TFBoys就是被粉丝推上主流舞台的。在TFBoys的成名路上有一个关键节点：2014年音悦V榜年度盛典。在粉丝夜以继日、孜孜不倦地刷榜后，TFBoys首次登上国内颁奖典礼，拿下“内地最具人气歌手”、“音悦直播人气歌手”，开始进入到主流媒体视线中。TFBoys粉丝的狂热让市场认知到粉丝的力量和“养成”的发展前景。

粉丝造星的另一个代表是《偶像练习生》的第一名蔡徐坤。总决赛当天，粉丝通过爱奇艺官方投票渠道为他投出47640887票，总票数是第二名的两倍之多。C位出道后，以蔡徐坤为代表的一批人气选手在粉丝支持下“血洗”国内流量榜单。蔡徐坤个人超话拥有394万粉丝、1152.7万影响力，常年占据明星超话榜No.1。粉丝的“能打”成就了偶像的“顶流”位置。

互联网时代下，粉丝和偶像之间的互动性大幅增加，粉丝对偶像的影响愈发前置，甚至可以亲自决定偶像的出道资格。

从建立互动到联结情感，粉丝经济也是“情感经济”

伴随着互联网思维的流行，粉丝经济成了一个显学。当下，粉丝群体更偏向“陪伴式”追星、“情感向”消费，为爱“发电”， 在一定程度上，粉丝经济就是“情感经济”。因此，第三方资本家更需要与粉丝群体建立互动，架构情感连接。

2018年，《偶像练习生》《创造101》两档现象级综艺带动了全民追星热潮，也让押对了宝的赞助商成为了大赢家。各大品牌通过与节目赛制的紧密连接，将互动基因渗透至产品层面上。

为了送偶像出道，粉丝会利用不同的投票渠道打榜投票。《偶像练习生》的投票规则是，凡在其官方旗舰店购买一箱农夫山泉维他命水或天然水，就能获得48次额外投票权利。因此节目播出期间，天猫农夫山泉旗舰店被抢购一空，严重缺货。由于太过火爆商家只能推行限购，每个ID限购3箱，并在微博上呼吁消费者理性购买。尽管如此，最终线上销售额还是增长了500倍，销售额破千万。

《创造101》还联合小红书App开展了“为选手打Call，有机会获得现场门票”的活动，通过此种方式与节目联动，既强化了品牌在受众脑海的记忆，又成功引流，直接为品牌带去了新用户。节目期间，小红书在社交App免费榜上荣登前三，与微信、QQ、微博同台竞技。

在粉丝经济中与品牌方同为第三方资本的经纪公司，也开始注重培养粉丝群体，建立情感连接，获得文化认同。

《我和我的经纪人》聚焦明星与经纪人的工作日常，为行业祛魅，通过展现经纪公司高压、真实的工作状态反映当下职场现状。节目中的几个经纪人都是典型的职场人群，有游刃有余的职场高手，也有进阶中的职场小白，有资源和话语权较弱的职场菜鸟，也有气场全开的职场女王。

她们所面临的职场挑战也很具有代表性。白宇爆红后，经纪人琪仔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工作压力剧增后，工作表现和成长速度遭到上级领导的质疑；张雨绮受负面新闻影响，工作量和曝光度减少，经纪人筱雅为此忧心忡忡，却又不好言明艺人处境和公司的安排；和壹心娱乐合约期满的乔欣陷入焦虑，与她同期进入公司的经纪人浩浩也面临着选择，是跟随乔欣“出去单干”还是留在公司；就连功成名就的CEO杨天真，也需要24小时待机工作，忙到没时间逛超市。无论是职场新人还是行业精英，都能在这些人的身上看到些许自己的影子，产生共鸣，与她们建立情感连接。

完全曝光于镜头下的经纪公司运作和明星营销策略引得弹幕一片感叹：真敢说、好真实，可见，杨天真带领壹心娱乐走向台前的举动确实招来了好感，不仅满足了大众的猎奇心理，而且完成了一次“品牌宣传”，为自己和公司树立起了正面的形象。

曾几何时，大众对杨天真的印象还只是炒作大师、营销鬼才、范冰冰背后的女人，而在《我和我的经纪人》中，杨天真面对镜头眼神坚定，自信自己是“全中国最好的经纪人”，壹心娱乐是“最优秀的经纪公司”。节目中金句频频，说“经纪人这个职业，不是一城一池，是一生一世”，工作时气场全开，开会发言，逻辑清晰、切中要害；与艺人沟通，直来直往、没有套路；和品牌方聊天，反应迅捷、话术高超。一个专业成熟、金句频频的独立女性形象就此建立，节目播出当晚，“杨天真业务能力”就冲上了热搜第五。

经纪公司深挖C端下游，粉丝文化打入B端上游

在传统的观念里，偶像和粉丝之间，前者应该是绝对强势的。粉丝只能遥望明星，做一个“追光者”。他们没法像现在这样去选择喜欢的偶像，送他出道，追星的参与感和互动很弱。

但是，养成系偶像的出现改变了这样的状况。在养成的过程中，粉丝强势参与偶像的塑造，对新歌曲风、服化造型，乃至发展路径都提出意见，同时也越来越关注行业，以更为专业的姿态介入偶像的工作。

近来，粉丝手撕工作室事件频频登上热搜，邓伦、白敬亭、刘昊然、鞠婧祎、陈立农、鹿晗、张艺兴等明星的粉丝都曾讨伐过艺人工作室，质疑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甚至请经纪人“C位下岗”。

2018年末，陈立农的粉丝因为不满公司为他接下微商代言，曾在微博上喊话陈立农所在的传奇星影业老板，要求与该品牌解约，闹上了热搜。被推上风口浪尖的陈立农工作室，第二天就发表了解约声明。

明星接代言本无可厚非，但代言微商品牌对其事业规划、个人名誉、商业价值都有影响。在这起事件中，微商看中了流量明星的粉丝购买力，经纪团队则急于变现，只有粉丝担心合作带来的负面影响，考虑得远比经纪公司更周全。

在一片声讨公司的大字报、转发抽奖中不难发现，当代粉丝文化才不纯粹是被动的“消费之镜”，而是手握话语权、不断从C端向B端转移，具有更多社会干预的潜能。粉丝在示爱偶像的同时，也向大众宣告着其偶像的特殊性，对粉丝群体形象进行重申：他们不是大众想象中的盲目追随者，而是创新者甚至是新的规则制定者。

粉丝媒介形象逐渐多元化，粉丝力量也日益显现，资本和媒体纷纷向粉丝倾斜，经纪公司也开始有意识地发掘粉丝的力量，倾听粉丝的声音。

《我和我的经纪人》中，公司分析了朱亚文的粉丝群体和风评口碑，发现了年轻段粉丝的缺失以及艺人人设不明确的问题，计划为他找到稳定的人设；张雨绮自从和袁巴元离婚又复合的闹剧之后形象大为受损，目前没有商务问询，已经接洽的客户也是尽量力保。为了让她明白现在的处境和未来的发展，公司安排了一次路人街采，建议她以后注意言行，接一些有反差的角色。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传统商业模式的转型，粉丝经济中粉丝与第三方资本的关系有了明显的变化和权利的反转。粉丝话语权愈发增强，经纪公司愈发卖力地“接地气”。

来源/镜像娱乐

编辑/贺梦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