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北京城南最大的湿地公园,夏天的南海子植被茂密、水网纵横，是绝佳的避暑胜地。南海子公园里的麋鹿苑，更是京城热门生态打卡地，这里生活着百余头珍稀麋鹿，成群的麋鹿或在浅滩饮水，或在芦苇丛旁踱步，悠闲自在，野趣天成。

谁能想到，这片千年苑囿，有一段麋鹿重返家园、种群繁茂的传奇故事，给这座历经沧桑的古老皇家猎苑增添了独特的人文底蕴。

第一批麋鹿进入北京麋鹿苑

麋鹿是皇家猎苑的独特物种

南海子麋鹿苑所在地，可以追溯至辽金时代在此设猎场、行宫，元代定名“南海子”，辟为皇家猎苑，明清时期，成为重要的皇家御苑。历史上，南海子始终是麋鹿这一独特物种的核心栖息地。麋鹿是仅产于中国的鹿科动物，因“角似鹿非鹿，头似马非马，身似驴非驴，蹄似牛非牛”的形态特征，自古被赋予“四不像”的俗称。自先秦时期便开始被饲养于皇家苑囿，因其“冬至解角，开春重生”的特点被认为是万物复苏、生机勃发的吉兆，从而成为皇室祭祀、狩猎活动的主要对象。

明永乐十二年（1414年），朱棣下令在元代“下马飞放泊”的基础上扩建，修筑夯土围墙，形成封闭皇家猎苑，麋鹿圈养制度形成。明代《上林苑海子碑记》记载了南海子最本真的皇家猎苑风貌，“嘉树甘木，奇花异果，鹿呜虎啸，鹰飞鱼跃”，描述了南海子经典盛景，亦是南海子生态修复的参照标准。

清代顺治皇帝对南海子进行了扩建，更名为“南苑”，用以行围。史料记载，康熙皇帝在南海子举行的围猎阅武活动多达130余次。乾隆皇帝曾留下御笔，“余十二岁时，恭侍皇祖于南苑习围，盖我朝家法最重骑射，无不自幼习劳，今每岁春间，仍命皇子、皇孙、皇曾孙辈于此学习行围，所宜万年遵守也。”

据《中国麋鹿研究》记载，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清代乾隆至道光年间），南海子皇家猎苑的麋鹿种群维持在200-300头左右，是当时全球范围内“唯一稳定的人工圈养麋鹿种群”。在《南海子志》中有记载：“乾隆在位六十年，共为南海子创作御制诗四百三十余首，数量远超明代帝王，是为历代帝王之最。”这其中多首御制诗与麋鹿相关。如乾隆二十五年创作的御制诗《射麋》中诗句“白露漙兮葭苇苍，南海子中多野麋”，既展现了皇家狩猎麋鹿的场景，也印证了当时南海子麋鹿种群数量充足。

南海子麋鹿苑里现有多件和麋鹿、皇家猎苑相关的历史遗存，其中最重要的文物就是乾隆御题麋鹿角。相传乾隆皇帝在南海子狩猎时，得到一枚自然脱落的麋鹿角，于是他亲笔撰写了《麋角解说》一文，又命工匠将这篇文章镌刻在麋鹿角主干上，留存纪念。这枚麋鹿角既是清代帝王在南海子狩猎活动的直接实物证据，也保留了乾隆皇帝的御笔原文，是印证南海子作为皇家猎苑历史定位的核心文物，如今作为重要馆藏长期在北京南海子麋鹿苑博物馆陈列展出。

猎苑遭浩劫

麋鹿在中国本土绝迹

清同治四年（1865年），法国神甫阿芒·戴维在南海子皇家猎苑外隔墙窥视，发现了麋鹿种群。他买通守苑军士，获得两套麋鹿头骨角标本，并于1866年将其送至法国巴黎自然博物馆。经馆长米勒·爱德华鉴定后，公布麋鹿为鹿科新属新种。外文名称因发现者而被称为“戴维鹿”。北京南海子由此作为麋鹿的科学发现地。此后十年间，英、法、德、比等国通过驻华使节和教会人士，从南海子猎苑明索暗购数十头麋鹿运往欧洲展览。

1872年，法国《插图宇宙》杂志对戴维神甫在中国发现的“新物种”进行报道。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日本臣僚榎本武扬会见清朝使臣徐承祖时，请求也赠送一对南苑“四不像”给日本。当时，名扬中外的麋鹿被从南海子运往世界各地。

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永定河决口泛滥，冲垮南海子围墙，麋鹿四散逃亡，加之饥民捕杀麋鹿充饥，导致种群数量锐减。灾后清廷将剩余麋鹿圈养于团河行宫。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南海子猎苑遭洗劫。德军士兵将团河行宫剩余的麋鹿猎杀、掠夺，导致麋鹿在中国本土彻底灭绝。据记载，最后一批麋鹿于1900年11月被劫掠。

重返南海子

麋鹿回家的路走了85年

中国近代动物学先驱薛德焴是第一个公开呼吁“麋鹿回家”的学者。1918年6月10日，时任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今武汉大学前身）动物学教授的薛德焴在《博物学会杂志》上发表《四不像之名称及现状》，系统介绍了麋鹿的生物学特征与流落海外的现状，明确提出保护与回归的倡议，被誉为“麋鹿回家第一人”。

这是中国第一篇关于麋鹿的学术研究论文，薛德焴在文章中第一次向国人科普了麋鹿及其多舛的命途。同时，他向流落海外的麋鹿发出了回家的呼唤：“热心国粹之君子，曷赴欧洲，设法逆输，使其再履旧土。扬我国特产之光华，并为东亚天地留一天然纪念品也可！”

此后，中国动物学家对于麋鹿回国的呼声从未间断，但麋鹿回归之路却历经曲折。1956年春，伦敦动物学会曾以“动物互赠”的方式，赠给北京动物园4只麋鹿。但由于饲养环境不适宜，未能顺利地繁殖后代。1973年底，英国又赠送我国两对年轻麋鹿。到1984年春，我国共有麋鹿12头，其中在北京动物园有麋鹿9头。但由于环境条件所限，要发展和复壮我国的麋鹿种群，还存在许多实际困难。

1979年，著名动物学家谭邦杰在《光明日报》《大自然》等报刊上接连发表文章，多次呼吁把流落国外的麋鹿引回中国，为麋鹿重建家园，恢复我国珍贵的麋鹿种群。谭邦杰还向麋鹿在欧洲最大的种群所在地——乌邦寺庄园的主人塔维斯托克侯爵写了一封信，希望得到侯爵的支持，将麋鹿成规模地重新引入中国，恢复它们在中华大地上的野生状态。他的倡议得到了塔维斯托克侯爵的热烈响应，并委托牛津大学动物学专家玛雅·博伊德前往中国推进这一项目。

1984年，“麋鹿回归中国项目组”邀请著名生物学家和生态学家对此做了可行性的科学论证，并对北至辽河，南至苏北的麋鹿分布故地做了广泛调查。那年春天，谭邦杰、汪松、玛雅·博伊德等十几位中外专家来到三海子（南海子内核心地区）考察。彼时湖畔春意正浓，草长莺飞，专家们认为无论从文化历史意义，还是从自然生态环境考虑，北京南郊明清皇家苑囿南海子旧址，都是重引麋鹿的最佳地点。最终商讨决定：首批麋鹿回归中国后，落户南海子。

1985年8月24日，22头麋鹿乘坐专机从英国乌邦寺飞抵北京。运输当天，塔维斯托克侯爵亲自护送麋鹿从英吉利海峡到巴黎，然后再送上飞机。接着，由他的长子豪兰德勋爵与乌邦寺首席饲养员比尔·阿普比、鹿类专家弗雷德·马歇尔全程护送麋鹿飞往北京。抵京当晚，麋鹿就被转运到南海子麋鹿苑，实现了85年后重返家园的夙愿。

南海子麋鹿苑

用40年见证一个物种的重生

为了迎接麋鹿回家，三海子湖畔900余亩的田野上早已开始播种牧草，兴修排污工程，建起苑墙、鹿舍。新建成的麋鹿苑绿树成林，芳草如茵，形成放养麋鹿的理想自然场所，并准备好这一物种在原生地的种群恢复工作。

值得提及的是，1993年起，南海子麋鹿苑开始向国内其他地区输送麋鹿。当年11月1日，被输送到湖北省石首市天鹅洲的30头麋鹿重返大自然。2013年，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与江西省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局合作，从北京输出10只麋鹿至鄱阳湖，开展野外放归前训练。2018年，再次向鄱阳湖输出30只麋鹿，并于同年4月开展麋鹿野放活动。

新世纪之初，北京市启动麋鹿苑恢复自然生态工程，将小红门污水处理厂的再生水引入麋鹿苑；2009年，北京市以南海子麋鹿苑为中心，在亦庄、旧宫、瀛海三镇相交的三海子地区，建设、恢复1.2万亩湿地，建设三海子郊野公园（今南海子郊野公园）。此后，麋鹿苑再现碧波荡漾、芦苇丛生的生态环境，鸿雁、苍鹭、黑天鹅等野生动物也在此落户，与麋鹿做伴。

我国在麋鹿保护方面所取得的成效得到了国际上的认可。2021年，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执行秘书伊丽莎白·穆雷玛在第四届北京（国际）麋鹿文化大会的致辞中说：“麋鹿的重引进是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一个缩影，为‘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十年’行动计划提供了一个最佳案例，为世界濒危物种保护提供了示范。”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发布的《物种引进指南》认为，中国麋鹿重引入项目是全世界138个物种重引入项目中最成功的15个之一。

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自1985年在南海子麋鹿苑成立以来，承担了麋鹿保护研究、种群复壮、迁地扩散、科普教育的功能。麋鹿种群从北京麋鹿苑最初的20只核心种群起步，截至2025年，麋鹿已分布到全国31个省区市的近百处保护地，其中纳入官方监测的自然保护区共89处，国内麋鹿总种群数量约1.6万只。这一成果生动诠释了麋鹿种群从濒危到复兴的生态奇迹。

如今，北京南海子麋鹿苑已经成为野生动物保护宣传与生态教育的重要基地，近年来开展的“绿色梦想”麋鹿守护者、夜探麋鹿苑、“观鸟、观鹿、观自然”等系列活动，每年吸引超过50万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参观学习，向世界传播了生态保护的重要意义。

北京南海子麋鹿苑的这片土地见证的不仅是一个物种的重生，更是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历史变迁。从皇家猎苑的围墙到生态廊道的开放，从箭矢瞄准的猎物到卫星追踪的保护对象，南海子的珍稀麋鹿不再是私有物，而是全体人类共享的生态遗产，是衡量文明进步的活态标尺。

文/任燕清

编辑/汪浩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