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以为只要学到一点表面写实的技巧，便心满意足，有的甚至连一点初步的技巧还没有修养成熟便回来欺骗国人……那些东西实在是太讨厌了，几乎使人怀疑到要研究美术也不必定要到欧洲去留学。”在1936年出版的《艺苑交游记》（上海良友图书公司）中，倪贻德这样写道，一眼即知在暗讽谁。

庞薰琹《地之子》上世纪三四十年代

倪贻德《夏》1932年

丁衍庸毕业作品《自画像》1925年

庞薰琹《如此巴黎》1929年

倪贻德《上海南京路》上世纪四十年代

阳太阳《烟囱与曼陀铃》1933年

1932年决澜社第一回展合影

体量虽小 却是相关研究的必读书

当时中国的西画坛分两派，即留法派和留日派。前者又分学院派（徐悲鸿、颜文樑为代表）和印象派（刘海粟、林风眠为代表），艺术主张不同，争论不休。

倪贻德是著名的美术教育家、文学家，毕业于上海美术学校（即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专”，1920年1月改名），毕业后曾留校任教。1927年留学日本，虽“并没有人教，主要是自己学，同学中切磋琢磨”，但当时日本“正处于近代美术史上最开放、风格面貌最多元的一段时间”，倪贻德因而对现代主义有了较深入的理解。

1932年，倪贻德和庞薰琹、张弦、王济远、阳太阳、杨秋人、周多等画家共同成立决澜社，以《艺术旬刊》为阵地，每年10月举办画展，推广西方现代主义美术，引进较大反响，被认为是中国现代美术史上的狂飙突进运动，是西方现代艺术在中国的起点。

决澜社仅维持4年，画家们未严格遵守自己的主张，且彼此观念差异大，创始人之一傅雷在第二年，便因此退出。决澜社解散后，倪贻德也改变了主张，走向“为人民而艺术”，积极投身抗战宣传。

对于决澜社，不同时期评价不一：上世纪30年代，它被称为“新进洋画集团”；到50年代，成“资产阶级形式主义大毒草”；至80年代，又被认为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现代艺术先声”，此后的现代艺术探索，多奉决澜社为源头。

决澜社留存史料极少，这本薄薄的《艺苑交游记》成后来研究者的必读书。

花了成仿吾的钱 没走成仿吾的路

1901年，倪贻德出生在杭州，1920年春季插班入上海美术学校，接受新式美术教育，但他颇有微词：“教员的业务水平本来就不高，所知道的实在有限，教的方法无体系。”“三年毕业后，对于所谓的‘西洋画’实际上还是似懂非懂。”

上学期间，倪贻德迷上郁达夫的自叙传体小说，仿写并投给创造社的杂志，引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高度重视，将其列为创造社中期三新秀之一（另两人是叶鼎洛、叶灵凤）。在《艺苑交游记》中，《画像的故事》《号外新闻》几可称为小说。

倪贻德的文学尝试仅2年左右，一是太年轻，生活积累少，缺乏写“自叙传”的材料；二是创造社渐转向革命文学，与“顽恶”的个人主义划清界限，与倪贻德的创作观不兼容。（刘标胜：《倪贻德研究述评》）

成仿吾对倪贻德转向革命文学抱有幻想，1927年，他资助倪留日，条件是在东京必须参加“社会科学”左翼理论学习。可倪贻德在日本更亲近西方现代主义，与创造社的裂痕更深。

1928年，因“济南惨案”，倪贻德愤而回国。

为谋生，倪贻德一度去广州市立美术学校教书，但他不懂粤语，他在《艺苑交游记》中写道：“第一次上课的时候，到的学生就只有寥寥数个，墙壁上还写了打倒我的标语。”第二天，倪贻德采取“江湖”手段，现场表演素描，把学生们惊呆了，其中两人成了他的得意门生，即后来的美术家梁锡鸿和李仲生（书中记为梁、李）。倪贻德仅执教一年，学校爆发学潮，梁锡鸿因“思想不纯，鼓动风潮”被开除，倪贻德也辞职回了上海，梁、李也跟随他去了上海，继续求学。

白话文成领军 美术滞后

1930年，倪贻德结识名画家庞薰琹。庞薰琹留学法国时，与刘海粟交好，时日本现代画家在巴黎赢得反响，庞薰琹参观画展后，深受刺激，痛感中国绘画缺乏技术创新。

早在1918年，吕澂、陈独秀便在《新青年》上发表同题文章《美术革命》，将美术纳入新文化运动中，此后蔡元培、鲁迅等都号召美育，但他们不是画家，更强调美育的社会作用，忽略了美术技术革命。最终，白话文成新文化运动的主体，美术则落后于时代。

倪贻德看了庞薰琹的画展，“感到很兴奋，足足饱览了一个下午”“不论他的作品的构思上，技法上，乃至画因的把握上，都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具有现代精神的优秀画家”。1931年，二人同时在经营上遭遇困境，便产生了创办决澜社的想法。

一年后，他们在宣言中写道：“我们厌恶一切旧的形式旧的色彩，厌恶一切平凡的低级的技巧，我们要用新的技法来表现新时代的精神。”“让我们起来吧！用了狂飙一般的激情，铁一般的理智，来创造我们的色、线、形交错的世界吧。”

这场革命太超前 但惊艳了后人

决澜社以其铺张扬厉的先锋性，引起人们关注。

抗战时期，张洁在《检讨上海画坛》中称:“北伐以后，上海画坛上的风格，似乎又转入到后期印象主义的一条路上去了。”“二十世纪巴黎画坛的热闹情况，在这号称东方巴黎的上海再次出现，我们可以举出的代表作家，是决澜社的庞薰琹、倪贻德与已故的张弦诸人，在这一运动中间，是有着相当功绩的。”

可办了4次画展后，决澜社便自行消失了。

首先是决澜社的组织松散，甚至成员究竟有谁，当事人说法各异，倪贻德自己也前后不统一，据他回忆：“该社无会章，会员很少，是学创造社办法，没有组织形式，只要多写几篇稿子就是社员了，我们也不分会长，副会长，实际上庞是会长，是主要人物，其次就是我了，做事一同做的。”

其次是在时代压力下，美术的技术创新曲高和寡，庞薰琹说：“四次展览，像投进了一块又一块小石子到池塘中去，当时虽然可以听到一声轻微的落水声，和水面上激起一些小小的水花，可是这石子很快沉到池塘地污泥中去了，水面又恢复了原样”。

西方现代主义植根于启蒙主义，用批判的方式持续开新，而启蒙主义在当时中国尚未普及，且是对抗封建主义的重要力量，对它的批判不仅是无本之木，且远离了时代需要，难免沦为象牙塔中的自说自话。

决澜社过于超前，是脑补出的革命，其失败有必然性。可世易时移，决澜社又令后人惊艳——前辈们竟有过如此大胆的想法、如此激情的主张、如此豪迈的创造……可作当代艺术的“补钙剂”。

透过《艺苑交游记》，窥见一代人的奋斗、坚持、突破与忠诚。2012年，经陈子善先生编辑，作为海豚书馆丛书之一，本书由海豚出版社再版。新编本收入原书外的三篇文章，较原本更胜一筹。

文/唐山

编辑/胡克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