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夏天，退休教师胡友林与妻子文夕参加了前同事的葬礼。其间，一个陌生女人凑了过来，推销起一种极其廉价的旅游产品——18块钱的湖南省内游。不久后，这对失独老人随团踏上了去往常德的短途旅行。然而，返家后仅数日，文夕竟离奇失踪。胡友林遂求助侦探安春与何涛寻人。在调查过程中，更多针对老年人的诈骗陷阱接连浮现……”前不久，“长沙三部曲”最终篇《远逝》出版，这部悬疑小说以长沙岳麓山下退休教师遭遇的养老骗局为壳，试图探讨仁义精神在当下的意义。
郭沛文1991年生于湖南澧县，代表作“长沙三部曲”《鹌鹑》《刹那》《远逝》记录了一个“不那么远但是又有一点距离的时代”，用文学的方式关涉城乡变迁、热点议题，凝视微小之物，探幽复杂人性的不同面向、人与人、人与城市之间的关系。不少读者认为郭沛文的作品是“带着泥土呼吸声的作品”“有松本清张的感觉，对社会现实的观察和思考深入”。
近日，郭沛文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的专访，畅谈自己的创作理念，同时提及了自己对悬疑小说的独特见解。他认为，悬疑小说就是观察社会的一个切口，能够更多地表现社会性。
故事源于身边亲人的 真实经历以及社会新闻
北青报：在“长沙三部曲”中，《鹌鹑》的主角是青少年，《刹那》讲述的是中年人的故事，而《远逝》则聚焦了一些老年人的遭遇。您之前提到过，《远逝》的故事离您本身的生活较远，那么您为什么想要书写这个故事呢？
郭沛文：在我的创作规划中，“长沙三部曲”有“命题作文”的成分在，每一本都有些微的题材约束。比如，这些小说分别以太平街、橘子洲和岳麓山这三处长沙的代表性地点为引子；《鹌鹑》嵌入了诗歌，《刹那》引入了音乐，《远逝》则加入了小说的文本；此外，三部曲要分别涉及青、中、老年三个年龄段的人群，来拓宽“复杂时代小人物”这个议题的触及范围。
在写作初期，我只是简单做了设定，思维比较发散，并没有具体的故事大纲，不知道如何书写老年人的故事。2021年，在我真正动笔写《远逝》之前，有两个事件让我有了写作动机。
当时我回到湖南常德看望两位长辈，他们无意间聊到最近去旅游了，“特别划算”。他们声称旅游团送了很多东西，比如土鸡蛋和山里的青菜，而这一趟旅程每个人只花费了18元。我感到这些事比较反常识，问他们真的没有再花其他钱吗？他们先是很警觉，坚称绝对没有。在我的一再追问下，他们又陷入了某种羞于启齿的沉默，这一瞬间的欲言又止让我印象非常深刻。这两位长辈最后吐露，当时可能被洗脑了，所以虽然只交了18块的团费，却花一千元左右买了些保健品。
此后，我总在想他们为什么不主动告诉我，自己上当受骗了，而先是极力粉饰这些经历，哪怕是面对可以信任的亲人，也不愿把自己上当受骗的窘迫给表现出来。我察觉到一种介于尊严和孤独之间的窘迫，继而发现这种纠结拧巴的状态其实并非孤例，它在老年人群体中具有社会普遍性，并且形成了对某些人而言可以乘虚而入的“机会”。
同时，我还看到了一些更为严重的社会新闻，讲述了孤独的老年人希望有一个安稳的晚年生活，但最终被骗的悲剧。身边的亲人经历和新闻事件，都让我产生了非常大的触动，于是从一起旅游诈骗开始，启动了《远逝》的写作。
在写作的过程中，我不免思考这种恶意是否单指向老年人群？会有外溢的可能性吗？人与人之间的状态为什么会变得日益复杂？如果历史存在一部分循环的特性，那以前的人们该如何面对这样的境遇？于是我加入了抗战时期长沙“文夕大火”的故事，以及陶渊明、刘子骥所处时期桃花源的故事，希望从历史中有志向的理想主义者身上，探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是人的道德层面的问题。
这些经历与想法最终构成了《远逝》这本小说。
悬疑小说是观察社会的切口 更多表现的是社会性
北青报：您为什么会选择悬疑小说这一类型去讲述故事呢？
郭沛文：我并没有特别区分类型文学或者纯文学的特征，我认为它们之间没有非常固定的范式。比如，如果纯文学有固定的范式，那么它是否也是一种类型文学呢？我选择写悬疑小说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基于市场的考虑，因为我希望我的故事可以抵达更多的读者。
此外，我认为悬疑小说不可避免地涉及一个人的逝去。当很多读者在悬疑小说中追求大量的高度刺激的情节和故事时，似乎从中看到一个人的死亡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一些社会案件总要涉及人的死亡，其中总会蕴含着各种社会关系的不同冲突。那么悬疑小说就是观察社会的一个切口，它能让我更好地沉浸其中看到一些问题。
很多人对社会派悬疑小说或推理小说的期待是它要展现人性的复杂。我个人观点是，这是一种误解——如果它们总是在表现人性，为何不称其为“人性派”呢？因此，我的小说更多展现的是人与人之间蛛网般的关系，而不是单纯表现某个人的状态。我总是试图通过一些案件和冲突，去反映整个社会和时代的侧面，其中当然也有人性，但更多会包含一些群体性的动力。
在“长沙三部曲”的系列里，“安春”与“帽子哥”也一直在试图厘清自我与社会的关系。在《鹌鹑》开篇，刚步入社会时，那些复杂的事物泥沙俱下向他们涌来，他们会思考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在其后的《刹那》里，他们似乎觉察到了，尽量做一个好人很难，但唯有如此才不虚此行；再到《远逝》中，尽管也许会分道扬镳走上不同道路，但是他们的行为和选择，因为各自的经历，有了更清晰的视野和更坚固的支撑。好人与好人不必出一样的招数；不同的行为结局可能都不一定尽善尽美。但我仍然相信，更多的人愿意关心整个社会的气候，在内心凝聚某种共识，“明天”才更有希望。
文字是加密的呈现 读者需要通过想象去解码一部小说
北青报：如果一部悬疑小说着重讲述的是社会性或是人的精神与心理，那么故事的强情节性是否并不是最重要的？
郭沛文：我个人认为情节其实很重要，故事逻辑也要尽可能做到严丝合缝。一部好小说至少要做到让读者拿到书之后，能够吸引他们一直流畅地读下去。同时，在读完之后，读者也会先从情感和理性上关注小说是否成立，再去往深处想。而对于小说中的叙事内核、人物的塑造以及涉及议题能否全部抵达，这是关乎作家的能力问题。
身为读者，我很喜欢“有意思”和“有意义”的小说，当一部小说同时具备这两者，那就可以称之为优秀。但身为作者我也明白，要平衡它们谈何容易。在实操之中，作者难免会顾此失彼，比如回头看三部曲的第一本《鹌鹑》，我会觉得很多想法其实没有准确地传递给一部分读者，这种“平衡术”是需要修炼和精进的。
另一方面，我也常常觉得小说是一面镜子，可以照出读者自身的想法和其持有的观念。文字是一种加密的呈现，读者需要通过自己的想象去解码一部小说，信息不可能完全对等，所以误解总会存在，无法百分之百消弭。比如在三部曲第二本《刹那》中，我试图通过讲述一个“苦孩子”当年是如何因为犯了错，却没有得到及时正确的教育纠正，渐渐迷失、走上轻易作案的道路的故事，来和读者讨论教育与惩戒的重要性。从我接收到的反馈来看，大部分读者都能体会到这层意思，但总还是会有人只关注到后半部分，对这个人的行为提出不解。我想很多人并非不知道那些“苦难”和“包庇”的字面意思，只是生活经历的差异太大，“知道”有时确实难以化为实打实的感受。没亲身经历过的事，就容易忽略或质疑它们的力量。
身为作者，如何把小说这面镜子制作得更好、打磨得更干净呢？我认为是要以更多的读者经验来反哺写作。无论是小说、电影、漫画、游戏或者其他类型的叙事，创作者平时都应该去尝试更多不同身份和视角。久而久之，这种训练能够提高作者提前预判尽可能多误解的能力，或者让那些不可避免的误解，尽可能误解得更漂亮一些。
所以，作者不必为了追求所谓“深刻”而故弄玄虚，从而放弃对小说的趣味性和易读性的追求。这些年，我时常能看到读者对这个系列几部小说的解读与批评，甚至已经超越了小说本身，它们带着不同读者生活经验在镜中的成像，彼此之间有非常新奇的差异，总能提供意料之外的启发，反过来滋养着我。
借由旧城市的气味 提醒大家保持作为小小人类的清醒和坚韧
北青报：这几部小说都在写2013到2015年前后的长沙，而现在的长沙已经是网红旅游城市。在您看来，不同时期的长沙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郭沛文：我2009年来长沙上大学，2013年毕业后从事记者工作，这段时间长沙给我的大致印象更为朴素、清闲。但当时也已经陆续开始了大量的翻新建设，比如修地铁和盖商场。在《鹌鹑》中，我描写过当时的长沙——
鹌鹑听见工地上不停重复发出“哐哐”的巨大撞击声，那是由一种落锤式打桩机发出来的，还伴随着电钻、搅拌机和其他扰人的噪声。鹌鹑听得见这些机械的声音，却看不见它们的样子，巨大的蓝色铁皮将其围挡，像被摩西分开的海浪固定在那里，蓝色的铁皮又把黄兴路步行街的人流挤向两侧非常狭窄的小路……
后来几乎是不知不觉间，整个城市的面貌更新了。尤其是那些新商场和玻璃幕墙的高楼大厦，甚至能在夜晚换装成LED巨幕，非常现代、时髦，长沙也成了网红城市。但是，假设站在2013到2015年前后的时间节点上，我会觉得太不可思议，完全料想不到这种局面。人们的生活随着城市的改变进入非常快速而剧烈的更新节奏之中，令人目不暇接。所以2020年前后，我非常自觉地想到要去写这个系列的小说，记录下这个复杂局面袭来前的时间节点，作为样本留存。因为我感觉如果不去仔细回忆的话，以前的长沙会从我的脑海中消失掉。
九年前，我只是一个辞掉工作的年轻人，想试试写长篇小说，然而家里邻居都在装修太吵，又没钱上咖啡馆，就经常去猴子石大桥下的长凳上写。去年夏初，我再次去到猴子石大桥下，发现那条长凳上来了位“常客”。一开始我没有在意，后来发现好像我每次散步经过时他都在，他有手机、充电宝和大瓶饮用水，应该是把长凳当家了。这种身份和时空的错位让我每次想起来都感觉非常恍惚，这条长凳对于当年的我和现在的他都如此重要。
我希望借由这些旧城市的气味，能够提醒读者保持作为一个小小人类的清醒和坚韧。清醒，是指我们要认识到这个社会在发生巨大且复杂的变动，且我们只能以渺小身躯面对它；坚韧，说的是不必害怕，我们仍能以这具渺小身躯，去尽力而为。
在写《鹌鹑》后记时，我提到过萨缪尔·贝克特写过一篇极简主义的实验小说《向着更糟去呀》，他营造了一个抽象到诡谲，由不确定的字词组成的非理性世界。其中有句话是“努力过，失败过，没关系。重新努力，重新失败，失败得更好”。多年以后的今天，这句话对我或者许多人而言，似乎变得更为重要了。
现实像是一片草原 作者从中沉淀出小说的蜂蜜
北青报：“长沙三部曲”已经完结，之后您还会继续书写长沙的故事吗？
郭沛文：有机会应该会继续写长沙，但不局限在此。事实上三部曲也并非只聚焦在这座城市，它们都涉及了很多湖南周边县市和不同时空。我近几年的状态与写“长沙三部曲”时有了不一样的变化，接下来可能会去思考和消化这些变化。
比如有了小孩之后的这几年，因为时常遛娃，我接触到不同年龄段的小孩；也接触到非常多性格、教育方式完全不同的家长，甚至接触到不同人群对待不同儿童的态度……这些是我此前完全没有关注到的领域，哪怕你也曾天天从小区附近的游乐场走过，在商场、公园见过小孩哭闹着要气球，但是因为注意力分配的原因，这些事物对当时的我来说简直处于盲区。现在，我的身份不一样，造成了观察距离完全不一样，得到的信息便有天壤之别。
只不过，文学相对于现实生活肯定是滞后的，选择写什么、怎么写本身也是写作能力重要的构成部分。在现实生活中，身边人、身边事，或者远处的新闻事件等，像是一大片广阔的草原，里面充满了芜杂的陈词滥调和浮躁情绪，而作者需要像蜜蜂那样勤奋，不断在这片草原中寻找和探索，识别出真正有价值的花朵。这并不容易，且还只是第一步。作家还需要付出努力，不停地来回采摘和酝酿才会有好的小说。
我本来没想过真有机会能写到现在，完成这三部曲。除了运气不错，我也在思考，一个作者想要创作点好作品，动机中或许还是要存在利他性的部分。要为别人着想，要去思考与自己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人在做些什么事，从而记录大家一起在这里生活过的痕迹。
所以反过来其实也成立，好蜂蜜永远是从那些现实花蕊中攒出来的，掺不得假，哪怕写更多基于幻想的小说也应如此。如果作者不关心现实生活中具体的人，恐怕这种写作也很难得到每一个活人的关注。巴金先生的诀窍是很好的概括：“可能以后还会有读者来信问起写作的秘诀，以为我藏有万能钥匙。其实我已经在前面交了底。倘使真有所谓秘诀的话，那也只是这样的一句：把心交给读者。”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韩世容
编辑/胡克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