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月销0到加印破万，蔡皋终于抵达大众”“80岁绘本奶奶：我没时间怕老”“没上过一天美术学校，却成中国首位安徒生插画奖获得者”“生命里不能没有光”……因获2026年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蔡皋成焦点人物。

人们关注蔡皋，因她契合了当下的两大期待：

其一，“择一事，终一生”，在跌跌撞撞的时光中，蔡皋重建了对于纯粹的信心——只要坚持，神话也能变成现实。

其二，世上真有“扫地僧”，学历、年龄、资本等不是天堑，热爱足以带你突破圈层。

其实，蔡皋并非“一夜成名”，1993年她获“金苹果奖”，在专业人士眼中，分量可能更重。2024年，她入围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短名单，是继熊亮（2018年）之后，第二位入围的中国插画家。

“一鸣惊人”是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刻板印象，蔡皋、熊亮、熊磊、周翔、朱成梁、王早早……本土一线插画师们已具备相当实力，只是公众了解不多。那么，为什么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选择了蔡皋？对本土绘本，蔡皋获奖的意义是什么？

绘本不是图画故事

所谓绘本，即Picturebooks，旧译为图画书。源自17世纪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的《世界图解》，1902年英国作家波特的《彼得兔的故事》是现代绘本鼻祖，1928年美国画家盖格的《100万只猫》被视为美国首个“真正的绘本”，揭开了“绘本黄金期”大幕，20世纪中后期，绘本涌向亚洲。（丁志娟：《“中国风”原创儿童绘本出版研究》）

早在1928年，陈伯吹先生已将《100万只猫》译成中文，但绘本概念长期未被普及，如松居直所言：“图加文只能说是带插图的读物，只有图乘以文才是我们说的绘本。”

绘本不是“幼稚的书”，也不是“用插图解释文字”，而是图文共生、同时讲故事，乃至图胜于文，即美国插画家尤里·舒尔维兹所说：“一本真正的图画书，主要或全部用图画讲故事。在需要文字的场合，文字只起辅助作用。只有当图画无法表现时，才需要用文字来讲述。”

学者江璧炜认为，绘本在中国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其一，上世纪20—40年代，“图画”对于儿童的重要性被认可，出现了一些专为儿童创作的图画故事，如郑振铎的《河马幼稚园》《象与猴子》等，但在出版业和儿童文学研究领域未成独立门类。

其二，上世纪50—80年代，多数研究者仍视绘本为图画故事，被限定在低幼读物领域。

其三，上世纪90年代后，绘本在儿童文学中的地位被确认，相应的图书市场惊人崛起。2016年，少儿图书的码洋超社科类图书，成零售市场第一品类，其中绘本份额超20%。

绘本在中国从无到热，主要靠引进。丁志娟认为，自上世纪90年代后，国内出现过三轮“引进热”，其代表分别是：1999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引进的德国雅诺什系列绘本7册，2002年“几米热”，2006年的“信宜世界精选绘本”。短短10多年间，世界近百年的优秀绘本基本都被引入。

本土插画为何难敌引进

绘本异军突起，与经济高速发展相关，但更重要的是观念改变，越来越多的家长意识到，助力儿童心智成长不能只靠传授知识，还需价值教育，后者只能以“讲故事”的方式来启迪，对孩子们来说，绘本最直观、最亲切。

引进绘本过快过多，带来新问题，即：文化认同危机。

研究表明，5岁儿童对民族、文化的认识基本达到成人水平，会主动搜集环境中的文化信息，并加以整合，形成认知。当绘本中有关圣诞节、复活节等“洋节”的内容，大大多于春节、清明节等传统节日的内容时，孩子们的认知或被悄悄改变。

人对“自我”的认知由输入信息决定，一旦沉淀成基础认知，就很难再改变，甚至察觉不到其偏差。不同的讲述方式，不同的讲述元素，甚至是不同的词汇，都可能带来思想方式的剧变。比如在俄语中，“深蓝”和“浅蓝”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词，而在英语中，只用一个词，所以俄罗斯人对蓝色的感受远比英美人更强、更细腻。

维特根斯坦说：“语言的边界意味着世界的边界。”不同的民族文化创造出不同的世界，在全球化冲击下，文化差异日渐小时，多元世界迅速塌缩，引发身份危机、紧张感和各种冲突。

自2013年起，振兴本土绘本之声成主流，涌现出一批优秀的本土插画师，但仍有较大差距。丁志娟对当当网4年的绘本畅销榜进行统计，结果是：本土绘本被压制，原因在于：首先，文字创作与插画创作怎样有机结合，尚无有效模式。其次，对传统文化理解片面，多数作品是“本土元素+西洋画法”，停留在传授知识的层面，创新不足。其三，忽视儿童感受，一味灌输和训诫。

以绘本《豆腐》为例，开篇竟是：“豆腐店开许多年，多年做法都不变，不变味道最怀念，怀念街角豆腐店。”被读者挖苦为“滥竽充数的流水账”。（程诺：《“文化传播”的困境：中国传统文化题材绘本中“生硬”的文化》）

从民间找到艺术精神

蔡皋被认可，因为她有文字创作能力，打通了文字创作与插画创作的区隔，让二者“长在一起”，而非“黏在一起”。

以《出生的故事》为例，开篇即：“妈妈说，本来我像一只小蝌蚪，很多小蝌蚪中的一个，在妈妈身体里的一个通道里面游，游啊游。妈妈说，最后游到最前面的就是我……胜出啦！住下来！”

再如《百鸟羽衣》：“阿彩立刻回家动手剪纸，阿彩的手可真巧，她剪啊剪啊，剪出了一万只鸟。第二天，阿彩把那些鸟儿都变活了。于是，一万只美丽的鸟送给了阿彩一万片美丽的羽毛。”

皆如散文诗般优雅。

蔡皋擅长捕捉民谣中的诗意，如《月亮粑粑》：“月亮粑粑，肚里坐个爷爷。爷爷出来买菜，肚里坐个奶奶。奶奶出来装香，肚里坐个姑娘。姑娘出来绣花，绣个糍粑。糍粑跌到井里，变个蛤蟆……”

蔡皋的插画创作亦个性鲜明，大量借鉴民间美术中的色彩、造型，如《百鸟羽衣》中石青、藤黄等色的铺张；《桃花源的故事》中的水墨晕染，乃至用粉色将花与背景融为一体；《火城一九三八》中炭笔素描的苍凉……蔡皋亦有突破，如常用大面积黑色，保留一份神秘感，从而弥补了本土绘本最大的短板——奇幻因素不足。这些插画本身就在讲故事，在绚烂、生动间，暗示了下一页走向。江璧炜称蔡皋的创作为“新民间”，而“能动的画面叙事”即其特色之一。

技术层面之外，蔡皋绘本最大的魅力在启示性。

所谓启示性，指突破常规认知，从更高维度示人以洞见。在今天，启示性即回应我是谁、我该如何度过今生、生命的意义是什么等永恒之问。如江璧炜指出，蔡皋的绘本中洋溢着一种来自民间的生命力，即“对生命的大肯定精神”。

蔡皋说：“和当代很多将痛苦、堕落、颓废等消极元素作为作品核心艺术内容不同的是，千百年来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民间艺人们，真实经历过生命中种种的磨难，但在他们的作品里，我看到的并不是伤痕，而是超越于痛苦之上的对生命热烈的爱，是不屈的、昂扬的生命精神。我对这种精神充满敬意，由来已久。”

从向民间学技术到向民间学精神，技术只能让人折服，精神却能让人感动。蔡皋画出了有灵魂的绘本，所以她能在诸多优秀的本土插画师中脱颖而出。

有“儿童本位”，才会有突破

据媒体统计，蔡皋获安徒生奖之前，最畅销的作品月销仅225册，其余“大多数为零或者是个位数”，能抵达世界，却难抵达大众，引人思考：如无大奖这样的戏剧性事件，蔡皋的努力会不会付诸东流？如果由大奖决定成败，今后作者们会不会只想冲奖，不再钻研专业？如绘本创作都以获“洋奖”为目标，又该如何保持其本土性？

一方面，绘本文化在中国扎根欠深，家长普遍不知如何给孩子选绘本，只能根据“世界著名”来判断。

另一方面，缺乏市场引导，专家的声音难传递，造成专业标准与大众趣味脱节。学者许译方指出：“不同于小说、电影等艺术表现形式有时会收获分歧非常大的观后感，阅读儿童绘本后，很少会出现一部分人觉得非常好，一部分人觉得很糟糕的情况。”经常是创作者“诚意满满的表达，可读者看不出其中奥妙，但听过讲解后觉得豁然开朗，惊呼厉害”。

欲突破瓶颈，只有坚持“儿童本位”，即以儿童为中心，其他主体应服务于儿童，不是一味地从成人角度看儿童，而是从儿童角度感受世界。以美国最权威的“凯迪克大奖”为例，其标准即为：儿童图画书与其他图文并茂的图书不同，它旨在为儿童提供视觉的体验。

孩子爱看的绘本才是好绘本，也许应该给孩子们更多的选择权。

孩子的身高可能只有成人的一半，生活经验可能只是成人的十分之一，但他们的人格却不是成人的十分之一，而是和成人一样，都是百分之百。孩子也有被尊重的愿望，也渴望独立去选择，而爱往往就意味着给予自由。

孩子也会选错绘本，正如家长经常选错绘本。图画本身的意义是多元的、无标准答案的，解读图像即不断试错，反复积累之后，相信孩子们一定能发现谁言之无物，谁深入心灵，他们必将被蔡皋绘本感动，从“生命的大肯定”中得到滋养。

文/唐山

编辑/汪浩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