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览：贺兰山下“桃花石”——西夏文物精品展
展期：2025年12月14日结束
地点：首都博物馆
“贺兰山下‘桃花石’——西夏文物精品展”作为西夏陵申遗成功后的首个西夏文明专题展览，专程赴京在首都博物馆展出，共携带了103件（套）西夏文化遗产，其中有33件（套）一级文物，较为全面地展现了这个西北部少数民族政权的历史面貌。
桃花石的由来
“桃花石”是对古代中国的称呼，源于中亚和东罗马帝国，最早出现在公元7世纪上半叶的东罗马史学家笔下，后又反复出现于突厥、回鹘文献中。汉文材料始见于13世纪初的《长春真人西游记》，书中记载：“……农者亦决渠灌田，土人唯以瓶取水，戴而归，及见中原汲器，喜曰：‘桃花石诸事皆巧。’”
唐代之后，中原陷入纷争，历经五代十国，迈入辽宋夏金对峙时期，在不断的竞争与交流中，华夏各族群都以中华文化的正统自居，共铸“中国版图”，共承“中国之制”，有力推动了边疆地区与中原地区的一体化整合。在他者的视野中，辽宋夏金是一个完整的共同体，仍然是中亚人心目中的“桃花石”。
让我们把视线望向这个时期的西部，日夜奔流不息的黄河水流经贺兰山的东侧，在黄河与贺兰山之间是一片广阔的平原——宁夏平原。这里土地肥沃，农牧皆宜，自古就是游牧民族和中原汉族交往与交融之地。公元1038年，党项人实现了局部的统一，在这里建立了政权，自称大夏或大白高国。因地处西北，中原宋朝称它为西夏，这一名称一直延续下来。
本展以“贺兰山下桃花石”为题，寓意建立西夏的党项族以汉文化为核心，构建起绵延近两百年的政治历史文化体系。
帝陵巍峨 西夏悠悠
1226年，蒙古发动灭夏总攻，成吉思汗亲征，西夏以弱小之躯抵抗强大的蒙古，先后经历了黑水城之战和灵州之战。1227年初，蒙古围攻兴庆府（今银川），驻军于六盘山下的成吉思汗却在这一年病逝。失去主帅的蒙古军队还是在不久之后荡平了西夏国。
西夏政权虽然从此不复存在，但在贺兰山南段东麓，却一直静卧着整个西夏王朝的帝王陵墓群。根据考古发掘，现存9座帝陵及271座陪葬墓，总面积约50平方公里。西夏陵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帝王陵园之一，其北端还留有32处防洪工程遗址。
西夏陵寝的选址和营建同中国历代帝陵一样，深受中国传统堪舆学的影响，陵区整体背山面水、地势高敞，借贺兰山势衬托出陵墓建筑的恢弘气势。陵区南北长、东西窄，沿贺兰山的走势呈西南至东北方向延展。
西夏帝陵保存了宋陵神道—陵城的轴对称布局特征，采用了北宋帝陵分多组并置于单一陵区的制度。9座帝陵成组分布，每组2陵或3陵，其周边伴有数量不等的陪葬墓。其中的3号陵位于西夏陵区中部偏南，是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西夏帝陵。有专家推测，应为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的陵墓。
西夏陵呈现出的丧葬制度、陵园形制、布局方式、宗教信仰、建筑形式等文化特征，在全球文明视野下的文化多样性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因而在今年7月11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举行的第47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申遗成功。
畜牧与农耕并重
西夏的经济发展也离不开与中原王朝的技术交流和物资互补。党项人原以畜牧业为主，迁徙到黄土高原后开始学习农耕技术。西夏建立后继承了当地原有的良好农业基础，积极推广农耕经济，农业生产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宋人认为其“且西羌之俗，岁时以耕稼为事，略与汉同”。
牛耕作为一种较为先进的农业生产方式，得到了西夏社会的高度重视和积极推广。敦煌榆林窟第3窟壁画中的西夏《农耕图》，描绘了二牛抬杠牵引犁铧、一农夫紧扶犁把耕种的情景。这显示出当时西夏统治的河西地区也在使用中原地区常见的“二牛抬杠”的耕作技术，表明历代以来这一地区以牛耕为主的农业活动在西夏时期仍在延续。
党项人善养马，产马数多，品种优良，党项人居住的横山、天都山一带都是著名的产马区。唐代诗人元稹有“北买党项马，西擒吐蕃鹦”之句。宋人赞誉党项马为天下之最。
西夏设有“群牧司”，统管畜牧业。产品除自给自足外，还借助中原王朝的货币，大量用于朝贡或榷场的交易。在此基础上，党项人对中原的制瓷、印刷、金属铸造、纺织、建筑等技术不断引进并加以吸收。
儒释道三教兼容
彩绘擦擦（小泥塑佛塔）
辽宋夏金时期，儒家思想成为凝聚各族群的共有精神纽带。西夏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在境内大力发展儒学教育，以《孝经》《论语》为教材，修建孔庙，尊孔子为文宣帝，并翻译儒家经典，形成尊孔崇儒之风。对儒家文化的推崇最终形成了西夏以儒家文化为内核的中华文化认同与身份归属。
党项人原本信仰鬼神和自然崇拜，西夏建立后，统治者大力提倡佛教，并使之成为西夏最主要的宗教信仰。前期主要流行汉传佛教，广建寺院，发起大规模译经活动；中后期汉藏佛教并行，晚期汉藏佛教出现会通的趋向，西夏密宗也成为元明清三代藏传佛教的重要中介。
如今在宁夏地区还遗存有当年的佛教建筑如拜寺口双塔、拜寺沟方塔、贺兰县宏佛塔、青铜峡一百零八塔等。它们的建筑形制源于周边民族，形体构造和修建方式呈现出种类繁多、富于变化的特征。砖木结构的佛塔有密檐式、阁楼式、覆钵式、复合式等，塔身多以彩绘、影塑、浮雕装饰，使西夏佛塔朴实简练的形体美更为亮丽突出。
《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一般将佛教和道教相提并论，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献中有道教经典，新华街出土的青铜钟上有八卦纹饰……可见，道教文化对西夏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以上例证可以看出，儒释道三教成为联结辽宋夏金各族的重要文化纽带，从精神信仰和文化两个方面促进了各民族的融合，提高了民族间的凝聚力和相似性，推动了中华多元一体格局的进一步发展。
灰陶鸱吻
从建筑构件触摸西夏
鎏金铜牛
西夏陵区和遗址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与建筑构件残件，为西夏延续了190年的历史提供了实证，从中可以窥见君主世系、政治制度、多民族特征、宗教信仰、生产方式和文化技术等方面。
一块硕大的绿琉璃花纹方砖诉说着与大唐的联系。该器物为正方形，四周有边框，中间饰莲花蔓草卷叶纹。表面施绿釉，釉面磨损。这件方砖是西夏时期典型的琉璃建筑材料。
琉璃建筑构件在中国历史悠久，起源于北魏，唐代已在高等级建筑上大量使用，鼎盛于元明清时期。西夏同宋辽金并立，吸收和继承了中原的琉璃制作技术，并将其应用在西夏陵的建造中，因此西夏陵出土了大量琉璃建筑构件，造型优美，制作精良。6号陵还出土了绿琉璃屋脊兽。
最为生动的形象是3号陵南门遗址出土的绿釉迦陵频伽。该器物人首鸟身，头戴四角叶纹花冠，面浑圆，细眉长眼，双颊丰腴，双手作实心合掌印于胸前。其羽翼丰满，状如大鹏展翅，长尾似蕉叶。双腿及爪跪骑于座，底座抹角方形，正面饰卷云纹盘绕于两侧。
“迦陵频伽”为梵语音译，意译为“妙音鸟”。它以美妙的声音和优美的舞姿来供养、愉悦诸佛。3号陵陵塔遗址中还出土了红陶迦陵频伽。佛教在唐代日益兴盛，迦陵频伽纹饰的使用也日益广泛，大多出现在壁画和金银器上。西夏的迦陵频伽形象延续了唐代的传统，但作为建筑构件出现在考古发现中尚属首次。
1977年出土于宁夏银川市西夏陵区177号陪葬墓的铜牛和石马以复制品的形式出现在一进展厅的地方。只见马头朝外、牛头朝内，寓意“出马征战，牛入耕作”。铜牛由青铜铸造而成，中间空心，外表通体鎏金。牛屈肢而卧，牛首高昂，双眸远眺。它的体形硕大，颈部肌肉及皮下的脊椎骨线条清晰可见，体现出西夏时期较高的金属铸造工艺水平。石马为灰白色砂岩圆雕，四肢屈膝跪卧，马头稍垂，颈部呈弯曲状，瞪目立耳。马的身体健硕浑圆，比例匀称，线条简洁凝练，姿态雄健，继承了汉唐的雕刻风格，生动地再现了西夏马的形象。石马和铜牛可能是西夏贵族、重臣墓葬中的主要随葬品之一，不仅反映了西夏人对马、牛等家畜的珍爱，也是西夏社会农业、畜牧业并重的生动写照。
遵唐仿宋背后是对中国的认同
黑釉剔刻花四系扁壶
除了陵墓的规制仿照宋代，西夏对“中国”的认同，还体现在制度实践方面。在官制、军制、礼制和律法等方面都继承了隋唐以来的中华传统政治制度，同时结合自身的情况，不断丰富治理经验，为后世大一统行政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李元昊建立西夏后，在给宋朝皇帝的表章中将祖先追溯至北魏拓跋氏所建立的党项羌与汉族“华夷共祖”的民族亲缘关系上。他对内称帝，对外称“青天子”，称宋朝皇帝为“黄天子”。这些均反映出西夏竞争“中国”正统的意图，及对“中国”的深度认同。
北宋名臣富弼曾评价西夏：“拓跋自得灵、夏以西，其间所生豪英，皆为其用。得中国土地，役中国人力，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是二敌所为，皆与中国等。”
西夏职官制度仿照宋朝官制，分设中书省和枢密院，掌管文武两班。根据官职的高低，有金、银、铜镀银、铜质四种官印，印文则仿汉字九叠篆书，印钮两端分别錾刻年款和持印人名。这些都承袭了宋代的官印模式。
西夏政权的稳定离不开法律保障，不同时期修订了一系列法典，包括《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亥年新法》《法则》，还有专门的军事法典《贞观玉镜统》等。律法的格式、形式、内容的制定均受到《唐律疏议》《宋刑统》等唐宋法律文书的影响。
西夏建立后，党项人积极学习中原制瓷技术，发展制瓷业，受北宋定窑系、磁州窑系和耀州窑系的影响颇深，逐渐形成了富有自身特色的陶瓷体系。西夏瓷器的种类涉及生产生活、建筑、宗教等各个方面。在瓷器装饰技法上，以剔刻花和施白色化妆土为主，釉色多为黑、白、褐三色，纹饰以牡丹、菊花、莲花等花卉为主，器型以扁壶和经瓶为代表。目前在宁夏、甘肃等地均发现有西夏时期的瓷器窑址，其中较为著名的是灵武窑和贺兰窑。
党项族的服饰也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他们吸取了交领、右祍等形制元素，服装上出现了汉族传统的龙、凤、牡丹、梅花等纹样。黑水城出土的一幅人物绘画上，众人簇拥中央一位身体伟岸的尊者，尊者有王者风范，戴形似东坡巾的金冠，身穿圆领窄袖长袍，腰间束革带，两旁有武将和后妃，后有侍者。研究认为中间的尊者是李元昊，他的服饰与宋太祖相似。
西夏还吸收了回鹘服饰元素，如西夏王妃的衣裙与回鹘女装相似，多为宽松式大翻领对襟窄袖的款式。服饰整体上呈现出以中原文化为主体、多民族服饰文化融合的特征。
石雕力士支座
绿釉迦陵频伽
西夏文残碑
独特的西夏文脱胎于汉字
作为文化传承与传播的重要载体，西夏社会通行的语言文字也具有多样性，有汉语、西夏语、藏语、回鹘语等。因宁夏地区靠近中原，自古以来，居民又以汉族为多，汉语实际上成了使用最广泛的语言。在此建立政权的党项族统治者一向重视汉语的学习和使用，上至党项贵族，下至普通百姓，都能熟练运用汉语。
从出土文献来看，这一时期汉文文献有文书、布告、请假条、欠款单、日历、石窟题记、墓葬题款、佛经等，有时还有西夏文和汉文合璧刻写于碑文、钱币、题记之中。西夏陵的碑亭中，也是西夏文碑和汉文碑并立。可以看出汉语渗透在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体现了汉文化对西夏深入且具体的影响。
李元昊在建立西夏之初，便命大臣野利仁荣仿照汉字创制了西夏文字，用来记录党项族的语言，将其称为“番文”，后世称为“西夏文”。西夏文字的创制完全借鉴和模仿汉字，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少数民族古文字中，西夏文是最接近汉文的一种。西夏文字和汉字一样，有偏旁部首，基本笔画也有汉字的点、横、竖、撇、捺、提等。西夏文在当时社会应用十分广泛，从官府文书、法律条令、买卖文契到文学著作、书典辞书、碑刻、印章、钱币及佛教经典都曾使用。
西夏还继承了中原地区的雕版印刷技术，大力推行活字印刷。1990年，宁夏贺兰县宏佛塔一次性出土了两千余件西夏文木雕版残块，这些雕版无论从数量还是制作工艺上，都直接反映出当时西夏先进的雕版印刷技术。
辽、宋、西夏、金是中华文明发展历程中重要的时期。西夏存续190年间，因其独有的地理位置和多样性的经济生产方式，长期处于多民族碰撞与交往状态之下，因而造就了多民族融合的社会形态。西夏陵以其独特的建筑形制和丰富的文化内涵，真实地保存了11-13世纪西北地区多民族交往与交融的痕迹，见证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和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具有独一无二的文明遗产价值。
图源/首都博物馆
（王建南）
编辑/汪浩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