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9日至20日，香山科学会议“新污染物治理的基础研究与国家需求”学术讨论会召开，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江桂斌指出，新污染物数量庞大，其健康危害目前难以准确监测和评估。

江桂斌认为，目前的知识体系难以指导海量新污染物的控制，新污染物的风险识别和健康危害是当前基础研究的核心问题。

数量庞大或引发多种健康问题

1999年，美国帕克斯堡镇一个农场的牛陆续死亡，这些牛在死亡前肾功能衰竭、内脏变大变绿、牛蹄畸形、皮肤问题严重。农场主认为牛的死亡与农场边被杜邦公司买下的土地有关。

律师罗伯特·比洛特在杜邦公司发给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的资料中看到一种物质的名字：全氟辛酸。后续研究发现，含有全氟辛酸的饲料会使大鼠患上肝细胞腺瘤、胰腺腺泡细胞囊腺瘤、子宫腺癌等，全氟辛酸可能引起人类的表观遗传学改变，并影响免疫功能。2023年底，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将全氟辛酸归类为1类致癌物。

目前，全氟辛酸、全氟辛烷磺酸、全氟己烷磺酸等化合物已被《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纳入管控化学物质。然而，仍有数万种已知但未得到监管的化学合成物中，可能仍有对健康产生影响的化合物。

此外，2002年美国加州大学学者进行的一项动物实验表明，即便10种农药化学品的剂量都不超标，其混合物也能够使22%的非洲爪蟾在发育中致畸。后续研究也进一步证实了“复合污染效应”的存在，显示出新污染物健康研究的迫切性。

“全氟化合物、阻燃剂、抗生素和微塑料等新污染物，越来越多地从复杂介质和生物样本中广泛检出。”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尹大强在会上表示，新污染物诱发的健康问题已经引发广泛关注，其毒理与健康研究成为热点，相关研究表明新污染物具有多靶点毒性效应，会影响内分泌、神经、免疫以及发育等。

从特定毒性靶点回溯有害物

当前新污染物对健康危害的数据大多来自大队列研究，这意味着这些危害往往在产生健康影响之后才能被发现。“要在产生健康危害之前发现新污染物。”江桂斌建议逆向思考，新污染物若要产生危害，必然会在体内作用于某一靶点并引发毒性效应。因此，研究人员可以特定毒性靶点为线索，加强化合物分子与疾病在机制上的关联性研究，开展分子流行病学调查等，寻找有害新污染物的线索。

“当前，利用人工智能手段，可以虚拟地进行新污染物毒性靶点筛查测试，大大提高锁定效率。”江桂斌说。

尹大强认为，基于信息技术和细胞生物学技术的实验新毒理模型将有助于实现高通量筛查新污染物毒性。此外，分子生物学相关研究可以助力发现新污染物的毒性靶点、解析毒性通路、理解健康效应。

“由于‘复合污染效应’的存在，应进一步开展低剂量新污染物复合暴露的毒理和健康效应研究，创造多种新污染物混合以及新污染物与光、声、抗性基因的复合污染模式，模拟真实环境，揭露实际健康风险。”尹大强说。

“迄今为止，世界卫生组织尚未将新污染物列为人群疾病负担的危险因素，原因在于目前尚未建立新污染物与人群死亡、发病的因果关系链条。”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阚海东说，从疾病负担入手开展新污染物毒理机制研究非常必要，可针对我国居民重要的疾病种类，开展疾病负担评估，并对新污染物控制措施的政策成本和健康收益进行分析，帮助决策者制定适宜的环境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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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对新污染物治理“亮剑”

近年来，我国在新污染物治理方面持续推进。

2001年5月通过、2004年5月生效的《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希望通过各国履约减少污染物危害。我国于2004年8月13日递交批准书，同年11月11日公约对我国生效。20年来，我国加速淘汰和削减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的生产、使用和排放。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师范大学环境与生态前沿交叉研究院院长余刚表示，我国分批次淘汰了多种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包括艾氏剂、多氯联苯、滴滴涕、灭蚁灵、六溴二苯醚、多氯联苯、全氟己烷磺酸、十溴二苯醚、短链氯化石蜡和得克隆等。

2022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新污染物治理行动方案》，对新污染物治理作出了全面系统部署，提出“筛、评、控、禁、减、治”的工作思路。随后各省根据实际情况也出台了新污染物的治理方案。

资料显示，我国新污染物摸底调查不断推进，122个重点行业4000余种潜在高风险化学物质实现摸底。

文/张佳星

编辑/倪家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