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塑在中国古已有之，但中国现代雕塑的发生和作为现代教育学科的雕塑专业的建立，不过百余年历史。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作为中国雕塑第一大系，见证了中国现代雕塑的发展历程，自身就是“一部精华版中国现代雕塑史”。由中央美术学院主办，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承办的“雕塑大系——中央美术学院雕塑学科90年”展览，为观众完整梳理和呈现了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诞生至今这90年的人与物、教学与实践、思想与观念、传承与变革、责任与担当。
雕塑系的主题
“音乐、建筑皆足以表现人生观，而表示之最直接者为雕刻。”1916年,蔡元培在《华工学校讲义》中谈及“雕刻”,认为是最能够表现人生观的艺术。雕塑作为蔡元培竭力倡导的美育重要组成部分和方法手段，在20世纪初国家内忧外患的危难时刻，承担了开启民智、改造国民性的启蒙作用。
在此时代背景下，奔赴西方留学的中国学子逐渐增多，尤其是赴法学习雕塑的学生群体，回国后成为中国现代雕塑的第一批建设性力量。例如在蔡元培的提携和支持下，24岁的刘开渠自北京美术学校毕业后，留学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专攻雕塑。蔡元培对刘开渠嘱咐道：“希望今后你为中国雕塑开创一条新路子，担负起雕塑教育工作。”这一希冀贯穿了刘开渠之后的艺术道路，同样的，也是滑田友、王临乙、曾竹韶等众多留法归来的雕塑家们一生的追求和责任。
整体来说，借鉴了西方学院派，尤其是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为代表的教学体系之下的中国现代雕塑，其面貌和教育理念都是以写实主义雕塑传统为主导的。写实主义作为中国现代雕塑的主要风格，其实也是时代和历史现实的要求。抗日战争爆发后，雕塑家的责任在启蒙的基础上增加了救亡与革命的主题，如刘开渠创作的《淞沪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王临乙的《汪精卫跪像》等。
无论从具体作品还是从当时的照片和报刊报道中，可以发现雕塑系的创作以人像为主，教学也以人体雕塑为主要方向。留存至今的珍贵的1940、1941年北平国立艺专泥塑人体习作玻璃底片，为我们再现了当时的课堂和作品样貌。值得注意的是，在抗日战争时期，雕塑家们创作的对象有战斗英雄、师友，也有平平常常的老百姓，在为鲜活民众塑像的过程中，激发了人民革命的力量，而与西方学院派雕塑常以神话人物、宗教人物的传统迥异——这即是在启蒙与救亡主题的双重要求下，雕塑家们对时代的回应。
中央美术学院成立后，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雕塑系的教学理念做了全面的更新和改革。雕塑系不仅译介苏联教学大纲和方案并进行大量讨论，还在派出雕塑家赴列宾美术学院雕塑系学习，并从苏联的苏里科夫美术学院请来雕塑家克林杜霍夫指导学生。“苏派”经验的加入，充实了原本的“法派”教师队伍，并在国家重大工程中发挥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经验的重要作用。
但对中国现代雕塑来说，无论是法派还是苏派，都只是借鉴和学习，并非完全照搬。中国有着悠久的雕塑传统和独具民族特色的雕塑语言。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雕塑家们就有意识地建构具有中国特点的现代雕塑，引入民族传统和民间雕塑特色。正是在这一理念的基础上，才有雄伟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诞生，中国雕塑才逐渐探索出了符合中国人审美的、具备现代雕塑特质的方向。
1958年，中央美术学院成立中国雕塑工厂，主要任务就是为国家发展建设中纪念像、纪念碑的塑造服务，创作公共性、主题性雕刻，并为各地美术学校教学复制古代雕塑和翻制石膏模型。中国雕塑工厂的建立，将雕塑系的人才切切实实地与国家建设、为人民服务的主题要求紧紧贴合在一起，这一时期的作品如《辽沈战役纪念碑》、自然博物馆广场雕塑、北京站广场雕塑《乘风破浪》、北京中山公园雕塑《劈山引水》等。
2011年起，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与大同市政府协同创新、共同开办了“国际雕塑双年展”，为学院和政府合作共同打造雕塑平台。在此之后，在雕塑系的主导下，越来越多的雕塑美育平台出现，如2014—2018年在太原举办的“钢铁之夏”国际青年金属雕塑创作营、2018年至今的全国青少年雕塑大展、景德镇中央美术学院陶瓷艺术研究院美术馆等。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的90年，自始至终，都没有脱离启蒙的主题、没有离开过人民大众。
雕塑系的她们
1934年的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开设绘画（分国画组、西画组）、雕塑（分雕刻组、塑造组）、图工（分图案组、图工组）和艺术师范四科。雕塑科主任教授为王静远。
雕塑家王静远的名气在大众心目中或许并不太大，但其实回到历史现场，我们会发现，王静远女士是我国最早一批出国专攻雕塑的留学生之一。王静远于1913年赴法国里昂国立美术专科学校学习雕塑，1924年在斯特拉斯堡举办的中国美术展览会上，就有四件她的雕塑作品参展。在王静远担任北平艺专教授期间，雕塑科招收了董郁文等四名女性。
雕塑系有许多女性雕塑家像王静远一样，在中国现代雕塑的进程中贡献了力量，并逐渐形成了一个女雕塑家群体。例如邹佩珠，她不仅是李可染的夫人，还是中国本土培养的第一批女雕塑家之一；中国雕塑专业第一位研究生陈禾衣，她在北平国立艺专学习时深得刘开渠、王临乙等老师的器重；还有跟随丈夫王临乙来到中国的王合内，作为一名接受了西方正统学院派雕塑教育的法国人，她将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央美院雕塑系的教学，尤其是她创作的动物雕塑，让人看过便难以忘怀。
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能有一批批女性艺术家选择要付出大量体力的雕塑专业，是极其难能可贵的。学者盛静研究发现，在中央美术学院成立前，已有女性考入国立北平艺专学习雕塑，如陈淑光于1947年入学，张得蒂、张德华、时宜等九位女性雕塑家在1948年入学。邹佩珠在当时负责招生工作，她特别留意多招收女生，并安排了专门针对女性的体育课程，帮助女学生们提高身体素质，以适应繁重的雕塑工作。
这些女雕塑家们毕业后，也和其他艺术家一样，参与了新中国的建设。例如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制作，从画稿到雕刻，陈淑光、邹佩珠等女性雕塑家都热情昂扬地参与其中；张得蒂、杨淑卿等雕塑家亲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上甘岭的驻地体验生活，只为创作出人民满意、符合实际、尊重志愿军战士们的作品。
女雕塑家们有着自身作为女性的独特视角和感知，也有着独属于女性的对生命的理解。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入学的女雕塑家们成为80年代雕塑创作的中坚力量，她们后来又培养了我们熟知的当代女性雕塑家们，如向京、姜杰，而她们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当今雕塑系年轻的女性群体。当越来越多的女性力量加入，雕塑系的创作也更加丰富多元。
张德华曾说：“作为女性艰辛尤多，蔑视、屈辱接踵而来，正因如此它却成为我的一种奋发图强的动力，要拼搏才有出路。”也许如今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的女性们不用再面临如张德华所说的困境，但这种拼搏的精神和坚韧的内在意志力一直存在于雕塑系女性群体的内核中。
雕塑系的集体
雕塑是众多造型艺术中，为数不多的需要集体力量完成的艺术类型，尤其是纪念碑和大型雕塑，凝结了雕塑家、学生、工人们的集体智慧。展览中，展出了大量文献资料，其中便有在集体创作中雕塑系逐渐总结出的工作方法，如1958年撰文的《关于集体创作的初步总结》，写到了集体创作时可能遇到的问题和相应的解决办法。1959年《北京市召开文化艺术节青年积极分子大会——我院二个集体五位个人荣获积极分子称号》和1960年雕塑系发表的《我们的集体》，都展现了集体创作方法下雕塑系师生团结的、有别于其他艺术创作方式的昂扬斗志。
在中央美院，雕塑系内部的团结是公认的。这种有组织纪律且主张共克难关的集体观念，不仅应用在创作中，实际上也多年根植于雕塑系师生的心中，所以雕塑系才能在多年的发展中保持互帮互助、传承有序的教学风格，才能浇灌出生机勃勃的情感链接。
在展览的最后，有两张令人动容的照片，一张拍摄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全世界在看着我们》，另一张是近期拍摄的《我们在看着全世界》，雕塑系的中坚力量通过两张照片进行了一场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对话。从热切反映民族复兴与肩负社会主义国家振兴使命的雕塑系，到自信、坦然、从容地面对全世界，且热爱着雕塑、热爱着人民、热爱着全世界的雕塑系，我们不难想象，十年后的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迎来自己百岁生日的雕塑系，会更加自觉地实践中国现当代雕塑的使命，建构更加完善的中国雕塑教育体系，灿烂中国雕塑艺术的生命。
文/王奕丹
编辑/史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