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青年报
野猪“进城”之后:种群数量是否泛滥?开枪猎捕是否合适?
解放日报 2024-11-13 09:34

10月25日,浙江杭州街头,一头野猪闯入路边一间店铺;10月27日,南京一高铁列车撞上野猪,随车机械师下车查看被另一列高铁撞击身亡;11月1日,南京玄武湖景区内,一头野猪在湖中游泳横渡,引起游客围观。

近日,野猪“肇事”多发。这些在不少城市开始频繁出现的野猪,给人们生活带来不少困扰,甚至威胁人身安全。

关于野猪的讨论持续升温。不少人支持猎捕野猪,认为野猪造成的人兽冲突激烈,野猪数量已经“泛滥”,需要人为调控,甚至应该放开对猎杀野猪的管理。

国家林草局官网2024年1月发文指出,专家认为野猪在我国28个省份有分布,数量200万头,很多省份数量过高,其中致害省份达26个。也因此,2023年6月起,野猪被移出《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

不过,野猪种群数量是否已经达到“泛滥”的程度?面对人与野猪的矛盾,猎捕是不是最为合适的选择?这些问题都应谨慎处理,也许,还没到下结论的时候。

野猪猎人何以为继

“报酬很少,为爱发电。”说起野猪猎人,浙江省开化县林业局党委委员、南华山野生动植物保护站站长胡鑫有些心疼。2021年8月,开化县获批浙江省3个野猪危害综合防控试点县之一。

林业局管理着一支15人的志愿者队伍,成员大多数是原先持枪的老猎民。上山猎捕一头100斤以下的野猪,补贴600元;猎捕的野猪重量超过100斤,补贴1200元。野猪被猎捕后统一进行无害化处理。

猎捕野猪开销很大。每次上山,捕猎队员3到5人,再配备一班训练有素的猎狗。人员生活开销、汽车油费、误工补偿等,都要从中开支。更何况大多数时候,上山几天,翻山越岭追寻,一无所获是常事。

猎捕野猪时,猎狗是主要帮手。有的猎狗擅长嗅气味,专门负责追踪,有的猎狗负责“打架”。发现可疑目标,追踪猎狗发出叫声,碰到野猪时,这种叫声会变得很激烈,打架大狗直接扑上去撕扯,咬住野猪的耳朵或尾巴,此时猎人才能找机会开枪。而这样的“战斗”中,猎狗很容易受伤。一只猎狗身价几万元,受伤救助费用不菲。单这一项开支,猎到野猪后的补贴便很难覆盖。

这也是件极为辛苦的差事。2021年8月,胡鑫曾带队上山猎捕野猪,“起码翻了10座山”。夜间不能行猎,他们天蒙蒙亮时出发,中午返回。狗在前面跑,人在后面追。山上没路,只能往草丛和灌木丛里钻。“一时半会下不来,带的水都喝完了,山上的泥水我们都喝过。”胡鑫说。

想抓抓不到,在没准备好的情况下直接撞见野猪,情况则会变得十分危险。有一次,野猪一下从胡鑫脚边窜出来,吓得他几乎瘫坐在地上。还有一次,他们猎捕到一只重约300斤的野猪,当地村民从旁协助,大腿被野猪獠牙刮伤,胡鑫对那一对獠牙印象深刻:35厘米长,比刀尖还要锋利。

由于种种原因,专业猎捕团队建设陷入困境。一方面,经济回报不佳,团队中志愿者参与猎捕野猪活动的积极性越来越低。另一方面,有持枪证、能够开枪猎捕野猪的老猎人越来越少,鲜有新生力量能够补充。

长三角多地建立猎捕野猪的专业团队,都面临成本较高、回报率较低的问题。

去年,南京市浦口区从辽宁招募一支专业队伍,设置了5套诱捕笼和1套诱捕围栏,3个月捕获了18头野猪。今年,该区重新招募专业队伍,增设到45套诱捕笼和6套诱捕围栏,新增了60多只猎犬,在半年多时间内捕获130多头野猪,效率有明显提升,但损失了2只猎犬——一只猎犬最贵的要6万元,而区财政对调控一头野猪的奖金是2600元左右。

浙江省建德市林业局也组建了一支以“种群调控、驱兽护农”为目的的野生动物保护应急队,目前队伍有40人,是浙江省唯一一支社会化的专业猎捕队。今年,这支猎捕队已经捕猎超过170头野猪,整年下来应该可以突破200头。“如果就地掩埋,政府补贴2500元,如果拉到无害化处理厂,会补贴3500元,这些补贴很难完全覆盖运营成本,每年自己都要倒贴进去几十万元。”该猎捕队相关负责人说。

提前预防难度较大

“近些年,野生动物保护立法工作推进很快,公众的野生动物保护意识也提高了不少。”南京林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周延说,以前做野外调查,经常能碰到捕鸟网、兽夹等,现在遇见的概率大幅下降。

另外随着城市规模扩大,边界扩张,野生动物栖息地和人类活动热点区域逐渐重叠,野猪开始“进城”;同时,乡村人口越来越少,人类活动对野生动物的干扰降低,加之野猪对环境的较强适应性,其种群数量迅速恢复。

“南京有多少野猪合适?这不是拍脑袋就能决定的事情。”周延说,野猪种群监测的工作在持续进行中,但在专业领域,野猪的种群数量达到多少需要猎捕,会和人类产生多大冲突,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定论。

“从管理角度来说,对于野猪造成的危害,很难做到提前预防。”周延认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反倒是比较好的办法。

一方面,打造快速预警机制和反馈渠道,比如,建立专门的野生动物报警平台。以开化的实践为例,相关部门接到村民反馈后,就近派出野猪猎捕的应急大队,现场查看,连续几天蹲守。“根据经验,瞄准一块玉米地,野猪不吃光不肯走,即便第二天不来,再过两天还会下山,再次光顾,此时便是我们猎捕的机会。”胡鑫说。

同时,为了弥补野猪造成的经济损失,多地推行野生动物伤害保险。在南京市浦口区,从2022年开展试点:2022年,区财政投保20万元,实际理赔60多起,保险理赔约41万元;2023年投保40万元,实际理赔约45万元;今年同样投保40万元,目前已理赔33起共20余万元。最常见的理赔是野猪对农作物造成的破坏。目前,南京已逐步在江宁、六合等区进行推广。

另外,开化已经开始尝试利用科技手段防御野猪,建设智慧化的野猪防御系统。浙江农林大学基于理赔数据、走访调查和群众意见反馈等,出具了一份调研报告,在开化标记出33个野猪活动密集、对人类生活影响较大的点位,优先安装智慧化防御系统,该系统一旦识别到野猪,会用枪声、鞭炮声进行驱赶,并提醒当地村民注意避让。

“普通人碰到野猪以及其他猛兽,不要尝试靠近、触摸,不要故意挑衅、尝试伤害,也不要倒地‘装死’,应当尽快躲避和远离,并视情况及时报警或者报告相关责任部门处理。”周延说。

目前,各地先行先试的做法较多,经验逐渐积累后,关于野猪种群数量控制的相关办法和制度,仍需进一步探索和细化。

文/巩持平

编辑/倪家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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