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乔妍的心事》让张悦然重回公众视野，也许很多人已经遗忘，当年的她曾被认为是80后作家的代名词之一。本片改编自她的小说《大乔小乔》，也让人想起那个久违的概念——“80后”文学，也许很多人同样不记得，它当年在文坛中的定位是“青春文学”。这么多年过去了，文学创作早已转化为文化生产，张悦然也已人到中年。但是，“80后”真长大了吗？

成长，并非意味着一个人结婚生子，在所谓“家庭圆满、事业有成”中完成自我满足。一个年轻人真正的成长，是找到一代人甚至数代人的精神根基，是克服自我的困惑与迷茫（而不是回避它们），是在生命的根部厘清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是勇敢进入社会这个大系统里面铸就自我。

如果用以上述标准来衡量《乔妍的心事》，我们不得不非常遗憾地承认，时至今日，“80后”仍未能完成早该完成的“成人礼”。

文学不成熟，因为消费时代？

如果说“80后”是幸运的一代人，是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基本没有衣食之虞，有足够的余裕感受自己的内心，观察、思考和表现各种超越于物质生存之上的问题。那么问题来了，对于文艺创作而言，这未必是件好事。

“80后”的创作者大多没有经历过残酷的现实规训，没有经历很多痛苦的自我怀疑，以四十五度角仰望天空的头颅显然不可能经受住真正的风雨兼程。他们信奉自我幻想中的现代性和个人主义，他们用玩世不恭的态度加入这场消费时代的游戏，最后却发现从一开始就是一场误会。热闹之后，谁也没能如实、深刻地描述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图景。

这些创作者曾经试图在新的文化空间里，用激烈的反叛和“愤怒”来寻求思想的独立与行动的自由。当年韩寒的《像少年啦飞驰》描写了没有方向也不接受规训的青春；郭敬明的《梦里花落知多少》更是愤怒于学校里的高官子弟“一个比一个能挥霍”，并且把社会的基本结构归纳为金钱与权力。对“不公平”的不满，几乎构成了“80后”青春文学的共同主题。

在电影《乔妍的心事》里，我们又一次发现了这一主题的复现。赵丽颖扮演的大明星乔妍虽然不缺少名望与地位，仍然无可奈何地被“资本”和“权力”围猎，在郁总和沈皓明的眼中，她不过是个待价而沽的商品。更年轻的女演员在不知不觉间占据了她的娱乐圈生态位，无疑是一种隐喻：乔妍们终究只能屈服于商业社会带来的罪恶。至于片尾高潮戏中乔妍的奋起反抗，显然容纳了创作者对资本和权力压抑不住的仇恨与蔑视。

问题在于，电影场景的过度戏剧化再次呈现出“青春文学”的老毛病：动不动就是身价以亿万计算的老总，动不动就是上市、融资，动不动就是用钱摆平一切。显然，电影的改编团队过度放大了情绪，将个人化的想象扭曲为普遍性的经验，将单原子的痛苦误解为社会性的痛苦。这也是为什么韩寒、郭敬明们的作品总离不开家庭变故、病痛、伤害、幻想和偏执性的青春情绪。因为除此之外，他们知之甚少，尽管他们已经不再年轻。

改编空洞化，因为缺乏现实经验？

当辛芷蕾饰演的大乔第一次来北京时，镜头对准了城市中的高楼大厦、车水马龙，显然意在凸显其“现代”“繁荣”。但在整部电影中，它又始终只是故事发生的背景，未能与人物的性格、命运产生更多关联。

小说中，许妍（注：小说中姐姐为乔琳，妹妹为许妍）想起大三的时候，自己得到了去电视台实习的机会，后来被留下了。频道主任告诉她，之所以选她，并不是认为她具有主持天赋，而是“因为你身上有股劲，想从人堆里跳起来，够到高处的东西”。这处描写很重要，由此读者读懂了许妍一路走来的不易和艰辛，也能理解姐妹之间细微的情绪拉扯到底来自哪里——许妍爱姐姐，却又害怕她的到来会毁掉所有的奋斗成果。

而在电影里，这一切被高度简化了，好像姐妹俩的不同命运只是因为有没有来大城市，没有那张身份证，却没有看到现代城市中无数个“乔妍”的真实生活。不仅如此，和原作相比，电影改编还丢掉了许多耐人寻味的生活细节。比如小说在叙述中穿插了姐妹俩学生时代的往事——多年前，乔琳曾经是学校里众星捧月式的风云人物。但现在的许妍望着她，“她容貌的改变令她感到惊讶。那些青春时的光彩消失了，这也许是必然的，可它们好像从来没有存在过。”

平静的描述下暗流涌动，令读者的内心难以平静。是生活的摧残让那个少女时代的大乔“消失”了，这何尝不是众多女性所面临的共同困境呢？可见，《大乔小乔》的真正价值是对于女性的人文关怀，而不是电影中对“上流社会”的夸张想象。

改编团队之所以未能抓住原作的精髓，恐怕还是因为现实经验匮乏导致的。当电影的故事离普通人切身的感受越来越远，情节就会变得越来越离奇，人物的行为逻辑也会越来越怪异。弱女子乔妍可以将高大的沈皓明打得头破血流，武力值瞬间拉满；同时，乔妍在年幼时意外“害死”父亲，马上就得到大乔的谅解和安慰，并且自己一直平安无事。或许正是巨星的人物设定，让一切都变得神秘、模糊又荒唐。

有意思的是，这种情况并非个例。郑执的两部电影《被我弄丢的你》《刺猬》中也出现了不少原作小说中没有的时髦话题和心灵鸡汤，试图让电影变得更加“大众”“流行”，但和《乔妍的心事》一样，都未能取得预期效果。值得思考的问题或许是，为什么如今越来越多的电影在改编过程中会不自觉地变得“圆滑世故”？

回到历史，能否找到答案？

小说的结尾，许妍决定收养姐姐的孩子，她感到“有些改变正在她的身上发生，她的耐心比过去多了不少。也许，她想，现在她有机会做另外一个人了”。电影的结尾，乔妍则和大乔回到了缅甸，过上了一家三口的“幸福生活”。

看上去，两者的精神内核是一致的：在时代与社会的变迁面前，“80后”可以相信或者说依赖的，仍然是骨肉亲情。但如此解读又会带来新的困惑——这么简单的答案，值得两位主角折腾整整两个小时吗？

问题的答案是，电影在有意无意间回避、改写了造成姐妹俩不同命运的根本原因。小说中写的很清楚，因为时代，许妍才成了一个“本不该存在于世”的人。也就是说，许妍决定“做另外一个人”的可贵之处，并不仅仅在于她意识到了自己与姐姐之间的亲情，而是她深刻地明白，自己不可能因为来到陌生的城市就成功逃避历史，忘却自己从何而来。

或许，“80后”不得不承认自身的生活经验远比不上父辈，对时代、社会的观察也无法像他们一样深刻，但这些创作者仍可以采取这样一种策略——通过对历史的溯源，发现它的复杂与壮阔，并以坚决的爱之姿去面对，甚至拯救。

双雪涛、班宇、郑执们已经用自己的作品证明，这是行之有效的办法——他们在文坛的异军突起，不仅是因为书写了“东北”，还是因为他们从父辈的生活中重新发现了历史，也重新认识了自己。事实上，张悦然已经在自己的长篇作品《誓鸟》中有效地实现了突破，让文本从虚幻抽象的想象世界走向了南洋海外华人生活的历史时空。

如果说本片为“80后”的文艺创作者带来了什么经验和教训，那就是没有人可以在架空历史和社会的情况下，在真空中去“创造”文艺作品。

编辑 | 陈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