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晓虹（北大中文系教授）

动念写作此文，乃是缘于2017年的一次春游。那年4月，照例带学生在北京一些景点行走。到五塔寺之前，已查知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附设此间。游览过始建于明代永乐年间的真觉寺后，观赏展室内外众多的石刻便成为继发的兴奋点。我在碑林间游荡时，意外地发现一座额端署为“慧仙女工学校”的石碑，不禁喜出望外。

慧仙女士遗像

关于慧仙的事迹，以现存五塔寺内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的这块“慧仙女工学校”碑文所记最为详细。此碑两面刻字。正面碑额篆书“慧仙女工学校”，所署时间为光绪三十二年（1906）十一月，正是建校之际。碑阴则刻录了“叙述改建慧仙女工学校为祠堂之缘由”，时间是中华民国七年（1918）四月十五日。二文均由邓诚璋撰写。记述慧仙生平的文字见于碑面，因文字繁密，碑体高大，很难看清，且已历百余年，不无漫漶，故未见地方志资料移录全文。不过，1907年1月，慧仙女工学校正式开学前，此碑文已在北京《顺天时报》先行登载。

慧仙的父亲库克吉泰，姓额者特氏，蒙古正黄旗人，1873年（同治十二年）卒于热河都统任上。《顺天时报》因此称慧仙为“名门之女”。其夫承厚姓布鲁特氏（《清史稿》记为“布库鲁氏”），蒙古正白旗人，为工部郎中。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冬，承厚病殁。至次年春，慧仙由于伤心过度，也追随亡夫而去。临死前，她嘱咐其母将遗产托交诚璋，用以兴办女工学校。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慧仙做此选择的背景与用意。

慧仙碑

慧仙关于女子“以分利为男子累”之说，先由梁启超1897年在《变法通议·论女学》中提出，后流传广远，成为兴办女学堂、以使女性自立的必引论据。尽管因“无子嗣”，慧仙可以将遗产全部捐献，但其捐款的去向并非佛门道观或一般的慈善机构，而是学堂，尤其是女学堂，从而彰显了其人将维新意识付诸实践的决心。

特别应该说明的是，此议尚发生在清廷学部颁发奏定女学章程之前一年，慧仙之为女界先进实无疑义。何况，其捐出遗产“以举公众事业、造社会幸福”的想法，本怀有改良社会风习的用心，也显示出慧仙本人高远的志向。

将遗产全部捐出，化私为公，既是对“以家产遗子孙”的传统风俗的改变，也表现出对艰难起步的女子教育事业的倾力支持，本身就是一个创举。

当然，慧仙已逝，遗愿的实现须依赖他人。而所托得人，也正见出其识断高明。诚璋，字裕如，又字玉如，汉军正黄旗人。由内务府郎中，授农工商部左参议，曾任京师劝工陈列所总办、农事试验场总办。其人不仅与承厚一家关系密切，而且在办学方面已有心得。以其改设三旗小学堂、创办公立学堂的办学经历，以及内务府学堂总提调的身份，诚璋无疑是慧仙心目中最合适的遗嘱执行人。

不同于一般的女学堂，慧仙有意建立的是女工学校，并预订了“女工习艺所”的校名，自是深思熟虑的结果。既认定女子均应成为有独立职业的生利者，家庭与国家才能摆脱贫弱，那么，学校就应当教授女子所需要具备的“普通知识，或一艺之长”。而当时的民办女学中，传授“普通知识”者居多，传习“一艺之长”的女工学校则很少见。当慧仙订立遗嘱之时，女工学校在京城更是缺项。慧仙意欲补阙，为女子自立提供更实在的帮助，确系眼光敏锐。

遵照慧仙的遗愿，诚璋用这二万六千七百两经费在净土寺街（位于今北京东城区安定门内北锣鼓巷）购地一方，兴建学校。校舍于1907年1月中旬（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初）落成。最初的方案是以慧仙女工厂为主，“招收女生，不收学费，并供一餐，附设女学一班，均以十五至二十岁者为合格”。但很快附庸即蔚为大国，校名确定为慧仙女工学校。1907年3月9日（光绪三十三年正月二十五日），慧仙女工学校开课。诚璋任该校总办。招收的学生有一百多人，分为高等、初等与女工三班。所谓“高等”“初等”者，都属于普通科。但无论如何，学生人数最多的是女工班，这也符合创办者的初衷，凸显了学校特色。

一个月后，4月7日（二月二十五日），因慈禧太后赐予“培才劝学”匾额，该校举行了盛大的开学典礼。而在慈禧太后赐匾之前，光绪皇帝先已颁给学校“育才兴学”匾额。应该说，能够一并得到太后与皇帝赏赐匾文的学校十分罕见，当时视为极高荣耀也很自然，难怪《北京女报》要推许慧仙女士“名垂千古”了。

供图/夏晓虹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