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我经历一次调动，来到一所大学。这感觉很荒诞，我两次高考落榜，没读过高校，自然没想到进入高校工作。但也不奇怪，因为写作，我会碰到一些荒诞的事，我提醒自己要适应，这是写作给予我的“可能性”。我是为“可能性”而写作，因此，“可能性”偶尔也反作用于我。就如沈从文所说：我怎样创造生活，生活怎样创造我。
进入大学工作，想来也是出于自己的一份虚荣。因为学历低，写作之初，有位老师既帮我改文章，也亲切地叫我“小文盲”，有勉励之意。对于绰号，我笑着应对，心里却不想戴上这顶帽子，虽然学历低，我自信看过的书有不少，十岁起每天必翻书，从未间断，而且记性好，日积月累，肚子里还算有货。人缺什么就想什么，有了去大学工作的机会，我当然不会放过。事实上，从世俗眼光来看，在我所居的小县城，当年获得鲁迅文学奖，从无业游民变成文联创作员，只是一时的新闻；而这次调动，被别人看成真正的成功。小县城就是这么个古怪的地方，人们总是不相信身边的人，只相信自己一无所知的远方。
事实上，调入一所大学，对我来说，只是换一个地方写作。我挂在一个杂志社，只承担微乎其微的组稿任务，不需上课，除一个主管领导，我无需和任何老师任何学生打交道。转眼来这里一两年，我并没和这个学校发生什么关系，走在空阔的校园，用不着跟任何人打招呼。有时候我感觉自己来到一片荒野，寂寞之余，又是无边的自在。我偶尔也问自己，这个大学，是否是自己该来的地方？
杂志所属的学院刚搬入新楼，办公室相当充足，富有余裕，我也搭帮分到一间。以前，我都是在家里写作，家人的打扰在所难免，现在有了办公室，我体会到截然不同的写作状态，泡一壶茶，买一份便当，关上门在办公室干一整天。偶尔，走到窗前，看着下面操场上青春飞扬的脸孔，看着他们的欢悦，我更强烈地意识到，我并不属于这里，只是在这里。慢慢地，我喜欢自己的办公室，它让我充分地体会到私人空间，老婆也不得冒犯。我中午会在椅子上打个短盹，睁开眼，会有一种恍惚。这里过于宁静，拉长了时间，有时候睡个把小时，醒来总以为是另一天，看着窗外午后阳光棱角分明，会有种不真实。某天，在这种不真实的状态中，我又问自己，你不断地写，不断地寻求可能性，也暗中期待，写作将自己带入一种意想不到的地方……转眼，你四十岁，不应有惑，这时候，你扪心自问，今天所得的一切，是不是你原本想要的？
顺这思路，一直浮想，脑袋里忽然有了亮光。我想，作为一个写小说的人，在哪里都是观察，都是写作；任何地方的人，有心去看，留意观察，都比任何雕塑可爱。既然如此，哪里又是我该去或不该去的地方？曾经，我不想把自己看作一块废物，于是，便把自己看作一株樗树。而现在，一个不属于自己却待下来的地方，是否就是我的无何有之乡？樗树不是好木料，无何有之乡也不算好地方，但两者结合，却是心有所归，身有所寄，彼此安好。
于是，我也终于跟自己说，放下你伪装的低调，适当时候，纵容自己得意一下，自嗨一把，又何妨？一直能将小说写下去，不就在于，写小说的过程中，总能让人小小得意一下么？
我喜欢自己的办公室，密闭，拉上窗帘，四壁惨白。在这样的环境，时间一久，我眼里总是隐约有所幻觉，正前的墙壁有如白屏，你想看什么，上面就会上演什么，侧耳一听，也有声音。我一直有这奇异的幻觉，记忆中最深刻的，是十一岁读小学四年级，一个下午，独自待在教室里，门锁紧，走不出去。我是被老师关里面，本来烦躁至极，后来我想，我不能这么枯坐傻等，我要娱乐自己。于是，我盯着墙壁，盯上一阵，墙上便幻象迭出，有如电影放映。天擦黑时老师开门，放我出去，见我安详，没有任何不适，心里肯定大是古怪。那天学校搞合唱比赛，全班四十五人，挑出二十二对童男女，就涮下我一个守教室。本来我很痛苦，心里想，我嗓音确实含糊，但你让我滥竽充数又有何妨？我一人就能干扰那二十二对童男女的声音？那一天，我强烈意识到，口口声声教我做人的老师，已经宣布我是一个废物。但我并不奇怪，因为自小就感觉到，自己是个废物。当我有意识，就知道父亲对我很失望。我本是早产，生的时候又碰上难产，人工呼吸救活过来，手脚畸形，哭声没有老鼠叫得响。我记得小时候，父亲命我走一条直线，我用两年时间才不踉跄，学拿筷子用了三年。父亲失望的眼神，伴随我整个童年记忆，每天至少挨训五六次，动辄得咎。那时候，我就生怕引起任何人注意，只想躲起来，在没人看见的地方，小心活着。
事实上，我又不是那么安分的人，心里是想活得安静，但经常折腾起事端。我控制不了自己，安静与躁动，懦弱与狂妄，在遗传基因里都有很高含量。
我的不安分，体现在我爱撒谎，天生的，不说则已，一开口就能撒谎。我不怎么说话，一是口齿的问题，二是我很早知道自己有这天性，心里害怕。但很奇怪，在家长、老师和同学的眼里，我一直是个老实孩子，甚至还说我“从不撒谎”。我觉得从不撒谎的，只有白痴，那些励志故事里过分诚实的孩子，常常让我怀疑是天生的演员，他们共同具有大智若愚的品质。于是，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得来一个重要认识：我并不是不撒谎，而是会撒谎；而身边很多人，并不是爱撒谎，而是不会撒谎。
我读小学时，正流行集邮，十个人里至少有三四个爱好者，除此也没有太多玩意儿。两三年时间，我成为学校集邮最出名的人，因为我卖邮票。我读小学四年级时，学会邮购，把钱汇到上海，买来一堆邮票，加价卖给同学。这是靠信息不对等赚取同学的零花钱，为守住商业秘密，我必须给同学编故事，云山雾罩，就是不能透露真相。事实上，我发现编故事有助于赚取更多的钱，某套邮票，编一个传承有序、得来不易的故事，出手一定快，价钱一定高。这明明是骗人，后来社会变得不一样，这叫“文化附加值”。卖给我邮票的那位上海人，知道我是学生，每年元旦寄一张明信片，劝我好好学习，但价目表两月一期，从不耽误。记忆中，一套六枚的边区毛像邮票，在上海是大路货，在小县城几乎没人见过。我四块钱买来，舍不得孩子套不到狼，故事编得曲折，让我外公躺着中枪，因此要卖两百多块。一个同学咬了牙，撬开家里柜头上的锁，国库券和公债一共凑了两百二十块，一定要买这套邮票。我平时赚赚小钱，这时面对一笔“巨款”，意识到，可能已是犯罪，不敢卖他，他却纠缠不休。后来他家长发现柜门被撬，顺藤摸瓜查出我卖邮票，报告给老师。学校没有处分，父亲将我所有邮票锁起来，那以后才收敛了心思。
我口齿天生有问题，才对讲故事如此感兴趣。在城里不敢开口，放假去到乡下爷爷家里，有了机会。那时农村几乎没有电视，广播经常断播，冬天很多人挤到爷爷家火塘边，听讲故事。爷爷读过私塾，认字，会讲故事。一到冬天，他家火塘的来客最多，这也是他洋洋得意的地方。几十年，他只看《水浒传》，书翻烂了几套，不断地讲。换成《隋唐演义》或者《杨家将》，也能讲，但别的人不认可，说要听武松打虎，要听拳打镇关西。故事大都知道，大家围坐一起，是在搞点播，耳熟能详的故事，还要再听，不是听故事，要听前后讲的有没有出入。这样，我们小孩有了上场机会，大人喜欢考察，哪个小孩记忆力好，一出故事讲得如同翻版，重要细节一处没漏下。于是，口齿声音都不重要，重要是记忆力好，复述能力强，于是我一次次得到夸奖。我在乎这样的夸奖，比考试出成绩更重要，我非常享受有人认真听我含混的发音。有这样的经历，我也一直认为《水浒传》是最好的小说，反复地看，经典段落几乎都能背下。四大名著我只看过这一部，被朋友笑话，说你竟然不读《红楼梦》。我自己觉得不丢人，找个理由，你们读过，我和老曹没读过。他们问老曹是谁。我告诉他们一个常识：曹雪芹也是在没读《红楼梦》的情况下，写出《红楼梦》来的。
那几年空余时间，除了卖邮票，我只会坐在家里看书，这是我的命。我读的小学那个班，是教改实验班，搞作文强化训练，取个名叫“童话引路”。作文课上，老师都引导我们写童话，当年闹出一些影响，四年级有一学期全是上公开课，电视台来录新闻和专题，晚上才好打光，所以那半年我们昼伏夜出，晚上去上课。全班四十五人，有三十多人在公开刊物上发表作文童话。
有的作文杂志给我们班同学开专辑，一发一溜。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热至烫手，想当作家的人路上随便抓，一抓一把。但当时我写作文并不冒头，记得班上作文最好的是两位女生，姓熊，姓黄。班内搞起小作家协会，正副会长好几人，我混上副秘书长。在老师看来，我好歹也算第二梯队人选。我以为她们必将成为作家，而我也希望向她们靠近。后有“神笔马良”之父洪汛涛莅临我班指导工作，摸出一支钢笔，说是神笔。班主任指派，由熊姓女生接收。彼时，在我看来，不啻是一场仪式，宣告她已光荣地成为一名作家。那一刻，我的心里，酸甜苦辣咸，羡慕嫉妒恨。
还在读小学时，我就以为所读班级是有专业方向，老师一心要扶植、培养一帮作家。我以为，即使毕业，也有一帮同学内心已揣定当作家的志向，表面上不管如何不露痕迹，其实这志向已如信仰一般牢固。我们正向着作家这一身份发动集体冲锋，若干年后，再保守地估计，那几位种子选手，总是拦不住。我想象着，若干年后，我们一同以写作吃饭。我以为将来必是这样，从不曾怀疑。想当一名作家，这愿望于我而言来得太早，十岁就有，十多岁已变得坚固。这是很可怕的事，想得多了，纵然只发表三两篇童话作文，我便在一种幻觉中认定自己已是作家。这种幻觉，使我此后遭遇任何状况都不以为然，读书只读闲书，成绩飞流直下也无所谓。慢慢读到高中，我已成了差生，而以前以为会同我一样去当作家的小学同学，大都考了中专，等着就业。一开始，我想不通他们为何抛开好好的作家不当，想去从事那些古怪职业，比如老师、医生和领导。慢慢地，到了高二，我意识到，可能是自己脑子有问题，别人看得明白，就我一个人犯糊涂。我写的散文和诗歌，投到学校校刊，油印的小册，也屡投不中。这时候我如梦初醒，心里想，我大概当不了作家。有了这样的发现，我心情一度灰暗，直到有一天看了《庄子全译》，翻开第一篇，逍遥游，有如遇到知音。惠子和庄子对话那一段，用樗树做的比喻，每一句都讲到我心坎。“其大本拥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我宁愿把这些和自己对应起来，先天有这么多不足，但不想当自己是废物，那就不如以一株樗树自比。我和身边的一切总有千丝万缕的隔膜，可能是因为我没被安置到合理的地方，就像樗树不能混入松树或者桦树林。樗树就应该生长在无何有之乡，广漠之野，孤孤单单的一株，无所依傍。我用很多书换回同学手中的《庄子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的版本，不断地看，后面还换了别的注本。这本古怪的书，引发我头脑中无数奇异的想象，这让我重新找到怡然自得的心情，让我恢复了必是一个作家的幻觉。
真正写小说以后，别人觉得我吃尽苦头，我自认为走得蛮顺利。最初那几年，是我心情最好的日子，精力旺盛，干自己想干的事，脑袋里时不时冒出的一句话，能让自己开心好一阵。我那时写小说，完全抵得上朋友们打电游，他们打出一个个装备，我写出一个个意想不到的细节和句子。小说很少发表，我就存在电脑里。我已看了足够多的小说，相信自己写出的这批东西，质量不差，假以时日，发表出来不是问题。2005年短篇小说《衣钵》发表在《收获》杂志，是我写作生涯的一个转折点，那以后，一如之前的预想，积压在电脑硬盘里的小说，马上被人要走，发表的瓶颈转眼突破。2007年，我获了鲁迅文学奖，县里面给我解决了工作。我这时知道，我可以一辈子写下去。我并不担心自己能写多久，因为我口齿不清的毛病无法纠正，我的表达欲望就可以一直高涨。我是天生爱撒谎的孩子，但小说的虚构，某种程度上缓解了我撒谎的冲动，我把撒谎融入虚构，狠狠发泄以后，在现实生活中继续沉默寡言。
我也总结自己写作顺遂的原因，可能就是因为我的写作理念简单，易于执行。对我写作理念影响较大的，是赛珍珠获诺贝尔奖时的演讲。这是一位近乎被遗忘的作家，可能也是唯一靠通俗小说获取诺奖的作家。在这个演讲里面，她认为中国的小说传统就是通俗路数，离下里巴人近，离知识分子远。她认为，在中国，文人不认为小说是文学，这是中国小说的幸运，也是小说家的幸运。这一点我笃信不已。她也从《水浒传》里得到很多养分，并将这部小说译为《四海之内皆兄弟》。我喜欢乡村，喜欢那些张着耳朵听故事的人，喜欢身边最真实最朴素的生活，肆意地去看，去接近，不是故意，而是确实从中得到无穷乐趣。在十余年的写作中，我怀疑汉语成形于农耕社会，千百年来重农抑商的实情，文人所葆有的歌颂乡土田园贬斥朱门富户的传统，使得汉语词汇天然地对城市和富裕带有贬义色彩。基于这一点，我进一步怀疑以汉语描写城市和富裕阶层，本就有欠缺，一旦触碰乡村和底层，马上变得天宽地阔，左右逢源。当然，隔了数十年，赛珍珠的见解也受到时代变迁的影响，中国小说在全球一体化的冲击下，必须是文学，或者必须沾染上文学，必须以文学装饰自身，否则也行之不远。我写小说的理念，由此折中而出，简单地说，既要写得好看，又要让人看完觉得高级，通俗或是高雅且存而不论，面目模糊是最好。我乐意用极简思维去处理复杂的事，因其简单，才容易在我笔下发育成稳定的品质。
我的小学毕业留言册上，大多数同学祝我“邮票生意越做越好”，有个女同学祝我成为作家。多年后聚会，她提到这事，我说你是否给很多同学都这么写？因为在当时，我们班眼看会成为作家的，大有人在。她否认，说就给你一个人这么写。我没有问为什么。我相信她已经看出来，只有我是那种一条胡同走到黑的人。她预言了很久以后的事，在很久以后的现在，每当我遇见她，就要请她预测一下，我最近文运如何。
编辑/韩世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