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青年报
历史|宋神宗是个怎样的君主?
我们都爱宋朝 2024-08-27 18:00

宋朝的史官这么评价宋神宗:

上浚哲仁孝,自在藩邸,一无所嗜好,而独刻意于学问。微旨奥义,从容自得,虽老师宿儒莫敢望。尝以谓先王之迹息灭,时君世主祖述不及三代,其施为卑陋,不足法。

自初嗣服,慨然思以其所学远者大者措之于天下,见历世之弊,欲变通之。患流俗蒙蔽,以在位之臣无足与计者,一见王安石,即知其可用,遂任以政,而不夺于谗邪之口。立政造令,悉法先王。典谟所载,风、雅所歌。实稽之以决事,操之以验物。其所建立,非近世所习见,故皆言令不便。

上取成于心理之所在,无复回遹,去壬人而国是定,修政事而财用理,损资格以任贤使能,核名实以彰善瘅恶。天下扩然大变。当是时,韩琦、富弼、曾公亮、欧阳修、吕公著、司马光、吕晦与苏轼、苏辙之徒,群起而非之,以本业赈贷为取利,以出泉而禄庶人之在官者为横赋,以修泉府之政为侵商贾,以遣使道主意为扰民,以求弊更法为变常,以君臣相与为失威福之柄。上舍己从众,以理反复谕琦等,而光、晦、轼、辙之徒终迷不反,遂疏不用。

然闻一善,优容开纳,言者虽甚狂忤,不以为罪,博采兼听,惟恐不及。故拔王韶于片言,尽复河湟故地。数年间百度修举,吏习而民安之。乃什伍丁壮,教以武事,追比闾族党之制;兴置学校,迪以经术,复乡举里选之法。亹亹乎向三代之盛矣。惜乎志业未就而遽上宾,譬犹四时之运,方睹春夏之敷荣,而未及夫秋冬之成物也。

其事两宫(太皇太后曹氏、皇太后高氏),竭尽诚志,有匹夫不能为者;友爱二弟(赵颢、赵頵),尽家人之欢,累请居外第,终不许。则其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文足以经纬,武足以震服。御众之宽,临政之勤,操势利而坐制万里之外。前世帝王有一于此为甚盛德,而上兼有之。呜呼,圣矣哉!

这一评价出自新党之史笔,虽有溢美,但其对神宗君德的概括基本还是属实的。

即便用苛刻的眼光去看神宗,他的品行都是经得起挑剔的。他对祖母、母亲孝顺,对弟弟友悌,不贪美色,不图安逸,待士大夫彬彬有礼,对大臣尤其优礼之,哪怕他内心并不赞同他们的政见,在礼节上也会给予足够的敬重,他对韩琦,对富弼,对司马光,均是如此。

神宗也是仁厚之君,尽管他没有像宋仁宗那样以仁君的形象留于青史。我们从一件小事便可以看出他的善心:元丰二年五月初六,君臣于垂拱殿议事,神宗的御衣上爬了一只虫子,自衣襟沿爬至御巾,神宗将它拂之于地,“视之,乃行虫,其虫善入人耳”。但神宗却说:“此飞虫也。”神宗为什么要撒谎?“盖虑治及执侍者而掩之”。读这则记载,我们很容易联想到发生在宋仁宗身上的另一件轶事:有一日,禁中进膳,饭中有砂石,仁宗的牙齿给硌到了,但他没有声张,且交待嫔御:“切勿语人朕曾食之,此死罪也。”

神宗还有一点也与仁宗比较接近,那就是谦逊的品格。至高无上的权力并没有让他变得傲慢、狂妄。有一回,神宗与程颢论人才,神宗说:“朕未之见也。”程颢立即质问:“陛下奈何轻天下士?”神宗给训得一愣一愣,耸然说:“朕不敢,朕不敢。”

熙宁八年,神宗看到王安石撰写的《周官新义》、《诗经新义》、《尚书新义》序言有“称颂上德,以文王为比”之语,深感不安,给王安石发手批:“得卿所上《三经义序》,其发明圣人作经大旨,岂复有加!然望于朕者,何其过欤!责难之义,在卿固所宜,着传于四方,贻之后世,使夫有识考朕所学所知,及乎行事之实,重不德之甚,岂胜道哉!恐非为上为德之义也。其过情之言,可速删去,重为修定,庶付有司早得以时颁行。”

当年六月,王安石进呈《三经义序》正式文本,神宗又说:“以朕比文王,恐为天下后世笑。卿言当为人法,恐如此非是。”

王安石说:“称颂上德,以为比于文王,诚无所愧。”神宗说:“《关雎》,文王之诗,皆文王盛德。周世世修德,莫如文王,朕如何可比?”坚持要删去将他比为周文王的说法。对帝王来说,能够保持这样的谦逊与自知之明,真的难能可贵。

神宗为今人所诟病者,是认为他强化了宋王朝的皇权专制,破坏了仁宗时代形成的共治体制。这个指控似乎是有道理的,因为多位宋朝人都观察到:神宗时代,代表君主意志的内批突然多了起来,如富弼说:“臣闻内外之事,多出陛下亲批。”司马光说:“今陛下好于禁中出手诏指挥外事。”南宋楼钥亦说:“祖宗累朝未尝轻以御笔处分外事,神宗作兴,凡事多出圣裁,虽边徼细故,亦烦亲洒。”今人的研究也证明了宋人的观察是准确的,据学者统计,从治平四年到熙宁十年,神宗发出的内批多达1346道;从《续资治通鉴长编》引用的内批与手诏来看,神宗所发占1260道,而前面五帝合计才109道。

神宗喜以内批、手诏指挥政事,这是事实。他甚至曾下诏要求“自今内批指挥并作奉圣旨施行。”不过,若因此断言神宗破坏了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体制,则是言过其实。

宋王朝形成的权力构架,既不是“虚君共和”,也不是“皇权专制”,而是君权与相权相制相维,形成嵌合体。君主的诏敕须由宰相副署,方得生效;宰相的政令也须君主批准,才可发出。

神宗的内批并不是正式的诏令,毋宁说,它只是君主与宰相沟通意见的内部文书,从神宗内批的表述形式来看,通常带有“宜”、“可”之类的措词,表明内批只代表君主个人的决策建议,因此,神宗朝内批的盛行,与其说反映了皇权专制的强化,不如说,这显示神宗皇帝热衷于主动参与政治决策,而不是像之前的仁宗皇帝那边习惯于被动行使批准权或否决权。对皇帝的决策建议,理论上,宰相是可以提出异议的;事实上,神宗也确有一部分内批被宰相否决掉。熙宁元年十二月,宋廷立法重申了一项宪制:“自今内批指挥事,俟次日覆奏行下。”覆奏的程序保障了宰相拥有驳回内批的权力。

在这样的权力构架下,神宗的君权是有限度的,“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便是神宗的自我感慨。我们来看宋人笔记记录的一件轶事:神宗时,以陜西用兵失利,内批出令斩一漕官。明日,宰相蔡确奏事。上曰:“昨日批出斩某人,今已行否?”确曰:“方欲奏知。”上曰:“此人何疑?”确曰:“祖宗以来,未尝杀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始。”上沉吟久之,曰:“可与刺面配远恶处。”门下侍郎章惇曰:“如此,即不若杀之。”上曰:“何故?”曰:“士可杀不可辱。”上声色俱厉曰:“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惇曰:“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

神宗以内批的形式要求处死一名对陕西用兵失利负有责任的转运使(漕官),但他的内批却被宰相蔡确以覆奏的程序否决掉。他感叹自己作为皇帝却做不得一件快意事,还要被副宰相章惇怼回去。而在宋朝诸帝中,神宗算是比较强势的一位了。

我曾经撰文阐述神宗“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的故事。有朋友反问我:故事中,那个漕官是生是死,就看皇帝与大臣的博弈结果,而不是“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这不正是人治吗?这个反问很有力。不过,我们要注意一点:宋人笔记往往带有浓厚的演绎成分,前面这个神宗欲斩漕官的故事也是如此。我们需要找出故事的原型,以原型为根据来分析宋朝政制。这则神宗轶事提到“宰相蔡确”,查蔡确执政的时间,为元丰二年至元祐元年;轶事又称“陜西用兵失利”,那么故事的背景要么是元丰四年的五路伐夏,要么是元丰五年的永乐城之役。但检索正史,未见神宗当时有批示斩某转运使的内降指挥,倒是元丰六年发生的一件事让神宗发出了“朕平生未尝作快意事”的感叹。

当年四月初六,抗夏名将种谔病逝于延州,十几天后,四月廿一日,神宗发现种谔弥留之时给朝廷发了多份奏状,这是非常奇怪的事情:“鄜延路经略使种谔四月辛亥卒。病笃之际,必神识昏愦,前死数日,陈奏尤多,未知出于何人裁处。”于是诏陕西转运副使、权鄜延路经略司范纯粹体量以闻。

五月,范纯粹回奏:“今体量得种谔未死以前奏请,皆是徐勋裁处。”徐勋是鄜延路经略司的管勾机宜文字官,种谔的幕僚,竟然冒用主帅种谔之名给朝廷发送奏状。

神宗震怒。早朝时,他对辅臣说:“朕通夕不寐,思与卿等相见。种谔死鄜延,其属有徐勋者盗用经略司印,调发兵马,奏举官吏,几何而不为乱也!可命所在斩之。”

尚书右丞王安礼说:“矫用印宜若有罪。当帅臣新亡,其处报机急,容有前期草定而未发者,一旦用之,以追成其志;与夫窃发于平时,以规其私者则有间矣。愿下于理,以从吏议。”认为徐勋究竟有何罪责,应该由大理寺来裁决。

神宗问他:“卿独安取此?岂以勋文吏故,且大臣有荐之者,而善为之地?然则韩存宝何罪?”

神宗所说的韩存宝,是宋朝将领,元丰四年受命征讨泸州蛮,因为“出师逗挠,遇贼不击,杀戮降附,招纵首恶”,被以军法处以死刑。神宗心里可能是很不愿意判韩存宝死刑的,所以才拿他来说事。

王安礼说:“臣不识徐勋,而存宝之罪所未谕也,陛下以存宝为非罪而就戮,则如勋者,尚可效尤耶?”

神宗叹息说:“朕平生未尝作快意事,如卿兄安石不斩沈起,至今有遗恨。”沈起被认为是挑动熙宁八年交趾与宋朝发生战争的罪人,神宗恨不得斩了他,却未能如愿,所以才有“平生未尝作快意事”之叹。

门下侍郎章惇这时回了神宗一句:“快意事岂宜作?”

元丰六年神宗与王安礼、章惇的对话情景,与宋人笔记中的神宗欲斩漕官轶事何其相似。我们相信,前者正是后者的故事原型。

尽管神宗很想杀了徐勋,但他不能凭自己的好恶爱憎处死一个人。徐勋究竟有何罪行,当负什么罪责,须走司法的程序。神宗遂派御史张汝贤、入内供奉麦文昞至延州置狱,追劾徐勋案。

神宗还不放心,又要求三省给张汝贤发敕令:“敢出勋罪者,以重论之。”

王安礼说:“臣欲有所请,愿于诏语‘出’字下增一‘入’字,则于文为完。”将敕令的措词改为“敢出入勋罪者,以重论之”,表明朝廷的态度是不偏不倚,既禁止罗织徐勋之罪,也不准放纵徐勋之责。

最后查实:徐勋在种谔患病后,以种谔的名义撰写奏状,奏举鄜延路几名文武官员,并擅自使用鄜延路经略司的官印,给奏状盖了章,发给朝廷。经大理寺检法定谳,徐勋被处以“除名”的责罚,即开除公职。蔡确知道神宗对这个判决不满意,鼓动神宗:将徐勋“投诸荒裔”,即流放远恶之地。王安礼说:“陛下察知勋情,付之于法,而确有此举,不过乘陛下前日之怒耳。”最终徐勋受到的惩罚就是“除名”。

我之所以要不胜其烦地考据神宗皇帝“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的故事原型,是想说明,尽管宋神宗是一位欲大有为、相对强势、热衷于以内批指挥政事、积极介入政府决策过程的君主,但在神宗时代,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君权与相权相制相维的政体并未受破坏。这是我们理解宋神宗与王安石变法需要注意的一个地方

编辑/王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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