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青年报
散文|杨文利:印象汪曾祺
汪迷部落 2024-07-27 18:00

初见汪曾祺先生,是在大一听他的讲座。讲题——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小说的语言”,地点在文史楼。我赶早去占位子,足以容纳两百人的阶梯教室已经座无虚席。比预定时间迟了五分钟,汪先生在系主任孙玉石老师陪同下,迈着四方步,施施然踱进教室。汪先生给我的印象:身短,背微驼,貌瘦而黑,浓眉,双眸炯炯。我记得他那天穿着一件青灰色暗花条纹夹克,头戴一顶半新不旧的鸭舌帽,帽沿下露出几缕稀疏的白发。

孙老师先致开场词,列举一长串头衔:抒情的人道主义者、最后一个士大夫、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最后一个京派作家……汪先生背手立在一旁,表情淡漠,眼皮都没抬一下。直到台下响起掌声,才略微点了点头。

甫一落座,似乎想起了什么,忽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盒“阿诗玛”,用手指头轻轻捏了捏,然后放在讲台一角。半晌,才慢条斯理地开口了:“主办者给我出的题目,是‘小说创作漫谈’。这题目有点大,只怕三天三夜也讲不完。”说到这里,略顿了一顿,极黑极亮的眼珠转了几下,又说:“请问诸位,有谁愿意花三天三夜听一个糟老头子谈小说创作?所以嘛,我自作主张,把它改成了‘小说的语言’。”众乃大笑。

汪先生干咳一声,清一清喉咙,眨一眨眼睛,然后转入正题,开门见山地说:“我很重视语言,”少停,又略带自嘲地加了一句,“也许过分重视了。”一言甫毕,阖座哄然。

讲台上的汪先生一点儿也不像一位大作家,倒像一个随和而又不失风趣的胡同大爷。他嗓音不高,略带沙哑,语调从容舒徐,多用短句。他从语言的重要性谈起,指出语言是小说的本体,关乎作家的文化修养,然后对语言与传统文化的关系细加阐发,再将语言的暗示性、流动性特征,逐一讨论。他娓娓而谈,如话家常,随意而亲切。看似信手拈来,却是他积数十年之学识与经验,皆真知灼见,故能引人入胜。在现身说法之余,又历举废名、沈从文、老舍、赵树理作品中的实例,略述一二。他对这几位前辈作家的作品熟稔于心,谈起来头头是道。每讲到紧要处,便站起身来,走到黑板前,拿起一支粉笔,一手行草笔走龙蛇。一堂讲座下来,黑板上便留下了许多有趣的“汪氏妙语”,诸如:“小说是回忆”、“写小说就是写语言”、“气氛即人物”、“贴着人物写”等等,于平实处见深刻,大可寻思玩味。

讲演告一段落,进入提问环节。汪先生长吁一口气,忙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点上了,一连吸了好几口,悠闲地向空中吐了几个烟圈,歪着头,斜着眼,等待听众提问。一位同学问道:“请问怎样才能成为一名作家?”汪先生眉毛一扬,脱口答道:“逃课!”话音刚落,全堂哗然。

汪先生吐吐舌头,捂着嘴窃笑,带有几分孩童式的俏皮。停了一下,又补一句:“逃课去干什么?泡茶馆,看闲书,我这个小说家是在昆明的茶馆里泡出来的……”一言未了,满座皆笑。

又有一位同学站起来发问:“有人认为中文系不培养作家,对这个问题您怎么看?”汪先生闻之,眉头微微一皱,头摇得像拨浪鼓,嘟着嘴说:“非也,非也。”说毕,白眼一翻,以示对此论颇不以为然。

这戏剧性的一幕令身边的孙老师略显尴尬。在几个月前的本科生迎新会上,孙老师劈头第一句便是:“中文系培养学者不培养作家。”汪先生当年在西南联大念书,时任中文系主任罗常培曾说:“大学是不培养作家的,作家是社会培养的。”对此说法,汪先生期期以为不可。他举沈从文先生的写作课为例,力证创作可以教导得来,而关键在于教法是否得当。

讲座既毕,汪先生立起身来,正待离开讲台。后排一位同学拿起一本书疾趋上前,请他签名留念。其他同学亦效之,纷纷掏出笔记本、教科书,甚至试卷纸之类,一拥而上,把汪先生团团围住。汪先生伸了伸舌头,复又坐了下来。他极有耐心,一一询问每个同学的名字,然后给各人写一句寄语。签完一个,低着头沉吟片刻,再签下一个。

再次见到汪先生,是四年以后。其时我大学毕业,在一家报社供职。我所在的副刊部主任张博士是闽南人,元旦省亲返京,带回许多水仙球,准备送给几位作家,藉此联络感情。对于送水仙球之任务,我当然是乐于从命了。

因为事先知道汪先生夙喜莳花弄草,我想当然地以为他定会欣然受之,讵知大谬不然。电话打过去,他的口气颇有些冷淡,只说了一句:“好吧,那就来吧。”便“咔嗒”一声挂断了电话。

我捧着水仙球,倒了三趟公交车,来到蒲黄榆路九号楼十二层一号门前,怀着忐忑的心情敲响了房门。门开了,是汪先生本人。他穿一件深红翻领针织衫,外罩灰色鸡心领毛背心,脚下趿一双拖鞋,头发蓬乱,嘴里衔着一支烟。四年不见,除了两道浓眉略现灰白,眼袋加深,他的面貌并未有多大改变。

汪先生对我上下打量一番,淡淡地说一句:“来啦?”然后面无表情地接过水仙球,转身就往里走。我一时有些懵,路上想好的“久仰”之类客套话,都没来得及说。好在他似乎没有拒客之意,我犹豫了一秒钟,跟着进了房间。四下一看,客厅不甚宽,右侧是一张三人沙发,对面摆了一张折叠餐桌,壁上悬着一幅荷花图。左侧设一排书柜,一张书案,上面堆满了书报杂志和杂乱无章的什物。

方才坐定,汪先生把水仙球从纸袋中悉数取出,挑了最大的一颗托在掌上,偏着头,眯着眼,左看看,右看看,又轻轻捏了两下,忽然开口了:“这是漳州水仙。”听了此言,我忙点头称是:“您说对了!是漳州水仙。”

汪先生噗哧一笑,面露得意之色。见他如此开心,我紧张的心情一下子松弛下来。汪先生一面赏玩不忍释手,一面有一搭没一搭地问了我一些话,无非是姓甚名谁、年纪多少、籍贯何处之类。得知我是沈从文先生的同乡,跟他本人又是同一属相——予生也晚,比汪先生整整小四轮,可谓缘分不浅——彼此的距离瞬间拉近了。汪先生一改先前冷漠的神态,仿佛他乡遇故知一般,说说笑笑,甚是相得。

他斜倚在沙发上,跷起一只腿,问了几句又谈起水仙花,果然喜欢极了。他眼睛盯着水仙球,口中说道:“挑选水仙有三大窍门,一是看形,一是观色,一是按压。”如此这般,一一说知。我对于水仙所知不多,不敢赞一辞,只有洗耳恭听的份。

汪先生打开了话匣子,又言及水仙球的雕刻技法,很内行地说:“养水仙的妙诀,全在一个‘刻’字。”他如指诸掌,悉将雕刻水仙球的几道工序,从剥皮、开盖到疏隙、剥苞,再到削叶、刮梗,直至修整,从头至尾,备细述了一遍。

水仙勾起了汪先生的回忆。他呷了一口茶,说起故乡高邮,岁尾年头,几乎家家户户都养水仙,如此才有过年的气氛。穷家养不起水仙,则以一盆青蒜代之,也点缀点缀年景,慰情聊胜于无而已。

复又谈及两年前偕友数人赴漳州讲课,耳之所闻,目之所见,水仙无所不在。街头巷尾,到处都有卖水仙花的。路过一家极不起眼的钟表店,小小的工作台居然摆了两盆水仙,令人生出“不可一日无此君”的感喟。

话题一转,又忆起当年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张家口沙岭子一个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四年,厥后在沽源的马铃薯研究站画了半年马铃薯图谱。先画花和叶子,再画薯块,画完了,在牛粪火里烤熟,趁热食之。“马铃薯花很好画,伞形花序,作紫、白、粉红三色,与复瓣水仙有几分相似,只是水仙花有六瓣,而马铃薯花只有五瓣。”

说话之间,房门“咯吱”一声开了,原来是在新华社工作的女儿下班回家。我一边冲她礼节性地笑了笑,一边等着汪先生作介绍。汪先生谈笑如故,连看都没看她一眼。这可教我左右为难了:既不便打断汪先生,又想和她打个招呼。好在她颇有乃父之风,亦同样不拘俗礼,目不斜视地走进了自己的房间,一场尴尬消弭于无形。

汪先生谈兴甚浓,并无送客之意。他点了一支烟,在吞烟吐雾之中,又说到水仙的别名,什么凌波仙子、金盏银台、落神香妃、玉玲珑、金银台、姚女花、女史花、天葱、雅蒜、俪兰、女星、雪中花等,滔滔汩汩,一口气说了十多个。他兴犹未尽,忽又谈到《长物志》《学圃杂疏》《帝京景物略》的相关记载,谈到黄庭坚、杨万里、刘克庄的咏水仙诗,谈到“岁朝清供图”,上下古今无所不谈。读书之多,见闻之博,委实令人叹绝。

当下又说了些别的闲话,不觉天色已晚,便起身告辞。汪先生送至门口,道过“再见”,忽然对我说:“等水仙花开了,请你来家中赏花。”我闻之喜甚,应诺而去。

春节刚过,我如约来到汪先生寓所。叙了几句寒暄,汪先生把我领到阳台。果见两盆水仙亭亭玉立,生出许多极淡极淡的黄白小花,冰肌绰约,芳香四袭。汪先生欢喜到极处,眉花眼笑道:“我说的没错吧,养水仙花,须先学会雕刻。”语毕,乌溜溜的眼珠转了几下,天真可爱几近顽童。他一边与我共赏凌波仙子的风姿,一边大谈水仙花养护的独得之秘,果然水仙知己也。

与汪先生厮熟了,常去蒲黄榆汪宅叩门拜访,在那张半旧的三人沙发上并坐闲谈,如此者数年。迨至他迁居虎坊路,我每次造访邵燕祥、刘湛秋两位老师,必顺道到他府中闲坐一回,一面吃茶,一面谈天。汪先生是一个率真的人,性情也很随和,而又健谈,而又喜欢杂览,而又广交游,听他谈天说地道古论今,真乃赏心乐事。

一日在汪先生寓中烹茗清谈,从客厅墙上的荷花图谈到昆明翠湖的水浮莲,从水浮莲谈到昆明的花,最后,话题转到云南茶花。汪先生极口称赞道,云南山茶甲天下,大理茶花冠云南。他当年在昆明一寺庙见过一株茶花,树高丈余,花大盈寸,开至三百余朵,甚为壮观。说到此处,便顿住了,用食指敲敲额角,嘴里自言自语道:“那个寺庙叫什么名字来着?”我这时记起《清稗类钞》有一段记载,谓昆明归化寺植有一株茶花,名曰狮子头,为滇中第一。汪先生听了,抚掌笑道:“对,对,是归化寺。”

赞叹了一回,由狮子头谈到茶花品种。汪先生好不兴头,掰着指头列举:紫袍、恨天高、童子面、牡丹茶、大玛瑙、松子鳞,当不下十多个。在他端起茶杯喝茶的当儿,我趁机说道:“金庸在《天龙八部》中,对茶花品种多有描述。”

话才说完,汪先生眼睛一亮,忙问道:“哦,是吗?都有哪些品种?”我便把大理国镇南王段正淳如何生性风流,见一个爱一个,情人李青萝如何为段所弃,嫁入姑苏王家,筑曼陀山庄,嗜茶花如命,不惜重资,广为栽种,一五一十对他说了。听到“曼陀山庄”四个字,汪先生眼珠一转,若有所思道:“茶花又名曼陀罗花,故取名为曼陀山庄。”

我这才说到段正淳之子段誉误入曼陀山庄,与王夫人有一段对话。金庸借段誉之口,将茶花品种一一道来:红妆素裹、抓破美人脸、落第秀才、十八学士、十三太保、八仙过海、七仙女、风尘三侠、二乔、满月、眼儿媚、倚栏娇,计十三种之多。汪先生饶有兴味地听着,点头笑道:“没错,我见过一本《云南山茶花》画册,里面有这些名字。”

又一日,欢谈之际,不知怎么说起了高邮湖的茭白。汪先生告诉我,茭白质脆而味鲜,他在家时最喜食之。清代扬州盐商童岳荐所撰烹饪书《调鼎集》,述茭白烹调之法,有拌茭白、茭白烧肉、炒茭白、茭白酥、茭白脯、糟茭白、酱茭白、糖醋茭白和酱油浸茭白,计九道菜式。他抿了一口茶,咂着嘴说:“若论鲜美,都比不上昂嗤鱼烧茭白。”

我的家乡也产茭白,俗名高笋,昂嗤鱼这个名字倒是头一次听说。汪先生端起茶杯复又放下:“此鱼头扁嘴阔,口角有须,背黄腹白,有褐色斑纹。”见我一脸茫然,不知所云,又接着说道:“它的背上有一根硬刺,若用力捏住,便‘昂嗤昂嗤’地叫。”我至此方才明白,原来是黄颡鱼,吾乡呼为黄鸭叫,殆因其叫声酷似鸭子,乃相与拊掌大笑。

正谈笑间,汪先生忽然眉头一蹙,笑容渐渐敛起,眼睛怔怔地望着天花板,只顾出神,连烟蒂烧到手指都全然不觉,良久乃道:“不尝此等珍味,忽忽已五十年了。”说完这话,仍是低头不语,惘惘若有所失。

呆了半晌,重新点燃一支烟,吧嗒吧嗒地吸了几口,始恢复常态。叙了几句闲话,俄又谈及高邮咸鸭蛋。汪先生喷了一口烟,启颜一笑道:“高邮人吃咸鸭蛋,不像其它地方,切成两瓣或四瓣,而是敲破空头,用筷子剜着吃,”一面说,一面用手比划,“筷子戳下去,‘吱’的一声,红油就冒出来了。”他咂嘴舐舌,若有余味,只觉人生之至乐,无逾于此矣。

停了一会,忽然将头一偏,嘴一撅,慨然叹道:“我走南闯北,所食咸鸭蛋多矣,比起高邮咸鸭蛋,就差远了。别的地方的咸鸭蛋,我都看不上眼。”说完,鼻子里哼了一声,一脸鄙夷不屑。

我知道高邮咸鸭蛋天下闻名,但还是忍不住插嘴道:“敝乡也出咸鸭蛋,俗称盐鸭蛋,分黄泥、盐水二种,起沙流油,一想起就流口水。”汪先生理解地看了我一眼,又继续说下去:“我在北京吃的咸鸭蛋,蛋黄是浅黄色的,略无红油,也不松沙,简直味同嚼蜡。”说罢,嘴角一撇,眼皮一翻,令我想起多年前的那次讲座,当问及“中文系能不能培养作家”时,那副大不以为然的神情。

又一日,汪先生适从湖南郴州讲学归来,兴致很好,抽着烟、啜着茶闲谈。先说了些途中见闻,然后说到郴州的风物,郴州的东江湖、紫薇花、杀猪粉,又忆及几年前的桃花源之游,以及观桃花、品擂茶的往事。一提起擂茶,汪先生仍掩饰不住兴奋之情,不禁翘起拇指,啧啧称赞道:“桃源擂茶,味清香而甘甜,别具风味。连饮几大碗,只觉齿颊留芳,心脾顿爽,乃平生未有之满足。佐茶的藠头尤其可口,又酸又甜又辣,滋味之浓,无过于此。我走过很多地方,所吃的藠头,也着实不少,江西的、湖北的、四川的,都尝过了,桃源藠头最合我意。”人生快意之事,时隔多年犹不能忘。

汪先生对擂制擂茶的用具——长可达两米开外、用油茶木制作的擂槌,俗呼为“擂茶棒”、“擂茶杵”者——印象特深。惊讶赞叹之余,提起《武林旧事》中有一段记载:“擂槌。俗谚云:‘杭州人一日吃三十丈木头。’以三十万家为率,大约每十家日吃擂槌一分,合而计之,则三十丈矣。”

这时我忽然想起桃源人江盈科所撰《雪涛谐史》中有一则笑话,大意云桃源人嗜擂茶,其擂槌长五尺,半年而尽。若以六十岁计算,桃源人吃进肚子里的擂茶杵,可盖三间小房子。我约略说了,汪先生听罢,抵掌一笑。

又一日,汪先生多喝了一点酒,两颊微酡。坐谈既久,汪先生忽然向我眨了眨眼睛,抿嘴一笑道:“我给你写一幅字吧。”言毕,掐灭了手中的烟,站起来便往书房走。我闻言大喜,也跟了进去。这是我第一次参观他的书斋,房间甚逼仄,只有一桌、一椅、一床、一沙发,还有一排书柜。书桌十分凌乱,杂陈的书籍杂志堆积如山。趁着他拂砚伸纸之际,我好奇地朝书柜了瞟了一眼。他的庋藏远谈不上丰富,书柜都没摆满。文学作品不多,只有几部大部头如《鲁迅全集》《高尔基全集》《契诃夫短篇小说集》。野史笔记之类的书倒不少,有《梦溪笔谈》《容斋随笔》《陶庵梦忆》《阅微草堂笔记》,有的还卷了边,发了黄,略有破损。

汪先生铺好宣纸,左手插在裤兜里,右手执笔,略一寻思,援笔立就,以行草写了一幅三尺中堂:“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龙蛇飞动,一笔到底,颇有仙风道骨。书毕,伸着头欣赏了几秒钟,似乎很满意,落款,钤印,然后掷笔而出,回到客厅继续品茗闲谈。

这副联语出自宋儒程颢的《秋日偶成》,寓静观万物、怡然自乐的情趣,颇堪玩味。宋代理学家喜谈“静观”、“静坐”,汪先生极赏之。内心宁静,方能享受自适之乐。以汪先生的恬淡、平和,在我看来,理应寿享遐龄。谁知世事难料,几个月不见,忽然听到他遽归道山的消息,为黯然者久之。

汪先生的字,已装裱成轴,配上镜框,悬于壁间,晨夕相对。见字如见人,往昔谈笑教诲,一一如在目前。这位可爱有趣的老头儿,可亲可敬的温厚长者,一直在这里。

(本文写于2022年,原载于《新民晚报》“夜光杯”,后收入《2022中国年度随笔》一书)

编辑/王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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