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神话传说中，天上曾经有十个太阳，他们都是帝喾和女神羲和的儿子。十个太阳成年后居住在东方海外的汤谷里，汤谷之水深受影响，变得炽热、滚烫、沸腾。
考虑到十个太阳自带的能量，天帝决定派给他们一个重大任务：负责掌管人间的晨昏。
当时，汤谷内有一棵同根生且树干相互依偎的扶桑树高耸入云。为完成天帝交予的任务，十个太阳制定了一个计划——每天，仅限一个太阳登上扶桑树看风景，其他九兄弟则匍匐在谷底的甘渊纳凉。
于是，人间便有了昼夜之分。
但到了唐尧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十个太阳同现空中，强大的热力让人间庄稼凋零、水源干涸，甚至连千年不化的冰川也面临着消融的风险。人间一片水深火热。
尧便命令神箭手后羿射日。
眼见后羿射下了九个太阳，尧连忙把后羿箭袋里的最后一支箭藏起来。最后一个太阳幸运地被留了下来。
由于传说中太阳的原身乃三足乌鸦，所以，信仰太阳神话的人们将三足乌的三条腿用作黎明、正午和黄昏的标尺。但就像太阳被逐一射落一样，神秘性的乌鸦也将在历史中渐渐褪去光环。
如今，人们想到乌鸦，第一反应都是厄运、不祥之类的词汇。
正如金庸在撰写《射雕英雄传》时，为深入刻画杨康角色的凄惨下场，引入了“乌鸦”元素——杨康死之日，柯镇恶在铁枪庙顶呆了许久，耳听乌鸦一批批从天而降，扑入铁枪古庙，啄食杨康的尸身。乌鸦们酒足饭饱，柯镇恶忽又听得群鸦悲鸣，扑落落的不住从半空跌落。原来竟是群鸦食了杨康尸身之肉，相继中毒而死。柯镇恶不由得叹了一口长气，纵下地来，绰枪北行。
乌鸦为杂食性禽类，受生存条件限制，通常只能吃到动物尸体的腐肉。但，若生存条件允许，它也会吃树上的浆果、地里的五谷以及有害的昆虫。乌鸦的复杂性，决定了它的历史形象并不单一。
至少，在被人类赋予兆应之初，它其实是一种祥瑞。
《墨子》中有一段乌鸦与周朝勃兴相关的文字记载：“赤乌衔珪，降周之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代殷有国。”意思是，周文王讨伐殷商是顺天应命的。因为在那之前，曾有一只三足乌口衔大玉圭降临在周室的祖庙之中，预示上天要将管理人间的权力授予周文王。
乌鸦瑞应的记载，背后一定少不了人为加工。事后的历史也证明，乌鸦的出现的确为周文王宣扬周朝的正义性提供了强大的舆论助力，使周朝一步步振兴起来，最终出现了“武王伐纣”这种改变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
在武王兴兵伐纣之际，乌鸦又一次应兆而出。《尚书传》曰：“周将兴时，有大赤乌衔谷之种而集王屋之上，武王喜，诸大夫皆喜。”三足乌带着谷种齐聚周王宫的上空，昭示着周王朝乃天命所归。
可见，在先秦文化中，乌鸦不是坏鸟，而是带着神谕吉兆使命的“神鸟”。
孔子也曾与乌鸦产生过妙不可言的联系。
孔子生活的时代，正值天下礼崩乐坏，诸侯之间纷争不断，战火延绵。百姓因战争流离失所，成为当时社会最显著的特征。面对历史的“垃圾时间”，从诸侯国君到自由的士人，都怀揣着一种重建秩序的强烈愿望。为此，孔子带领弟子周游列国，寻求诸侯国君对儒家学说的认同与支持。然而，各国国君对征战与权谋更感兴趣，对孔子所提出来的仁政理念及道德教化，大多只停留在表面的敷衍，而非内心的真正认同。
▲孔子。图源：网络
另一方面，孔子所主张的儒家学说，危及到了一些诸侯国世卿贵族们的利益。
据说，有一回孔子带着弟子出门狩猎。他的政敌们收到消息后，便策划了一起暗杀行动。他们在孔子的必经之路设下埋伏，准备以兵匪之祸将孔子及其弟子乱刀砍死。值此危机关头，似有神灵护体的孔子最终为一群乌鸦所救——就在杀手们准备动手之际，一群数不清数目的乌鸦突然从天而降，用鸟喙或爪子攻击杀手们的眼睛，致使他们落荒而逃，孔子及其弟子则转危为安。
乌鸦救孔子，很明显是一个相互成就的故事：一方面，借助儒家思想的传播，乌鸦的神性及灵性被世人进一步认可；另一方面，借助来自于乌鸦的神异，孔子也终于成就了“贤如日月”的千古美名。
不过，就在乌鸦日益彰显神性之时，异声出现了。“恶意”来自于南方。
比孔子晚两百年左右出生的屈原，也曾是一名改革家。他早年受楚怀王赏识与重用，任三闾大夫，提倡“美政”。
屈原认为，楚国要想振兴，必须对内举贤任能、修明法度，对外则要联齐抗秦，以独霸南方的影响力，震慑六国。但他的变法，遭到了楚国贵族的强烈反对。在上官大夫的谗言下，楚怀王渐渐疏远了他。尔后，楚怀王误中张仪毒计，为秦国囚禁，客死异乡。屈原愤懑而作《招魂》，不幸触及了楚顷襄王的霉头，遂遭流放江南。
在江南期间，屈原不断反思过往，也多次指天发问，欲从天地离分、阴阳变化、日月星辰等自然规律中总结出治乱兴衰之道。他将这些问题总结成诗作《天问》，里面提到：“羿焉彃日？乌焉解羽？”
屈原认为，与太阳互为一体的三足乌是恶鸟，这跟流行观点恰恰相反。后羿射日，表面射的是太阳，但死去（解羽）的是三足乌，十个太阳带来的灾难本质上是驮着太阳运行的三足乌不遵规律、不守规范导致的。若将此解释运用到楚国的治乱兴衰中去，或许屈原想表达的是，楚国要避免灾难，就必须远离乌鸦式的人物。
在另一篇作品《楚辞·涉江》中，屈原将这层意思阐释得更为明确：“鸾鸟凤凰，日以远兮。燕雀乌鹊，巢堂坛兮。”
你看，贤士远离，小人窃位，这便是楚国将要国将不国的原因。凤凰与乌鸦的对立，说明在屈原心中，乌鸦不仅毫无神圣性，恰恰相反，它就是神鸟的对立面，是不祥的恶鸟。
屈原对乌鸦的“解构”，至少说明战国晚期的南方，已经有了视乌鸦为恶鸟的土壤。不过，随着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建立，以乌鸦为吉兆化身的思想，还是长时间占据着社会的主流。
作为春秋战国时代阴阳家的代表人物，被尊称为“邹子”的邹衍发明了一套“五德终始说”。他认为，五德对应五行，即金、木、水、火、土，形成一套周而复始的循环运转系统，这套体系影响着王朝的兴复更替。历朝天子都天生自带某种“德行”，倘若此种德行衰落了，就会出现另一种德行与之更替。天下德行发生转变，王朝就实现了交替。
邹衍指出，舜有土德，夏具木德，以此循环反复，则商属金，周属火。这套理论，让统一天下的秦始皇颇为信服。倘若世间运势真如邹衍所说的那般循环发展，那么，秦朝灭六国，结束了东周以来的纷争，也就相应地在五行中留下了“水克火”的行动轨迹，若要国运昌隆，则秦朝理应坐兴“水德”。水德尚黑，所以一切与黑色相关之物，在秦始皇看来都是有利于强化政治合法性和统治基础的象征之物。“天下乌鸦一般黑”，乌鸦得到秦人的喜爱及推崇，也就不足为奇了。
乌鸦作为秦朝“水德”意象中的一种鸟类图腾象征，开始被频繁用于行政统治的宣传。
秦初，天下三十六郡之一的会稽郡，曾有一县名“乌伤”。乌伤得名，源于“颜乌至孝”的故事。相传，乌伤县人颜乌是儒家圣人颜回之后，自幼家贫，事父至孝。父亲得病去世后，颜乌独身葬亲，乌鸦衔土来助。乌鸦用喙叼土，颜父墓室土方量巨大，乌吻皆伤，由此留下了“乌伤”之名。秦始皇统一六国、平定百越后，遂以颜孝子名，置乌伤县，隶会稽郡。乌伤，就是今天的义乌。可见，乌鸦的孝义仍然在地名里留下了痕迹。
秦朝二世而亡，但乌鸦的“好运”并未结束。
两汉以降，受“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影响，统治者提倡以孝治天下。乌鸦获得时代的特殊光环，被赋予了浓厚的忠孝内涵。
乌鸦幼雏刚出生时羽毛蓬松，不善飞行，看上去体型比成鸟要大出许多，古人对此产生误解，认为成鸟哺育幼雏的现象，是乌鸦老了飞不动，进而形成“乌鸦反哺”的主观意识。东汉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中，对于乌鸦的解释，就有了“乌，孝鸟也”的定论。借由“乌鸦孝鸟”理论，汉代典籍《春秋元命苞》进一步解释了乌鸦饯行孝道的原因：“火流为乌，乌孝鸟。何知孝鸟？阳精，阳天之意，乌在日中，从天，以昭孝也。”
如今看来，《春秋元命苞》的说教意味简单粗暴，因为乌鸦乃太阳的化身，乌鸦孝行乃天意所现，天道崇尚孝道，民众怎能不遵照躬行？
成书于两宋间的《尔雅翼》对“乌鸦孝鸟”则有更细致的案例解释：“鸟，孝鸟也。始生则母哺之六十日，至子稍长，则母处而子反哺，其日如母哺子数，故乌一名哺公。”
总之，乌鸦作为“孝鸟”的形象一旦确立，“人子孝，孝鸟至”的故事模式，便普遍出现在各类正史中。
据《北齐书》记载，南梁诗人萧放，在侯景之乱后随其父萧祗流亡东魏。抵达邺城后，萧祗因病去世，萧放悲痛欲绝，“居丧以孝闻”。他结庐居住于其父墓旁，所居庐前经常有两只慈乌驻足。后来，这两只乌鸦各占一树筑巢，于每日午前在墓庐旁汲水为食，过午则在树上休息，终日展翅悲鸣。
与萧放生活于同一时代的著名学者宗懔，在遭遇母亲去世的重大变故时，同样得到了乌鸦的慰问。《后周书》载：“宗懔遭母忧，去职，哭呕血，两旬之内，绝而复苏者三。每旦，有群乌数千，集于庐舍，候哭而来，哭止而去。”
在被孝道思想深刻影响的文献记载中，孝子与乌鸦俨然成为了硬币的一体两面。
隋唐时期堪称是乌鸦最高光的时期——它集合了“孝鸟”与“神鸟”的双重属性，不断获得诗人的青睐与吟咏。
初唐诗人骆宾王的《咏雪》中，曾出现“影乱铜乌吹，光销玉马津”的句子。这里的“铜乌”，指的是铜制的乌鸦形测风仪器，也称“相风铜乌”。相风铜乌最早出现于秦朝，一直到隋唐皆有沿袭。古人发现，在测风仪器顶部安装一只可旋转的铜乌，风吹过时，铜乌就会迎风旋转，风越大，铜乌转得越快，如此便能测算出不同的风力。
在今人看来，相风铜乌的本质是利用了风力对物体的作用力。但古人之所以选择铜乌而不是别的动物，主要是因为他们认为乌鸦具有瑞应天意、预测未来的功能。
乌鸦仁孝通灵的一面，在唐诗中也多有体现。张籍的《乌夜啼引》中就描绘过这样一个场景：
秦乌啼哑哑，夜啼长安吏人家。
吏人得罪囚在狱，倾家卖产将自赎。
少妇起听夜啼乌，知是官家有赦书。
下床心喜不重寐，未明上堂贺舅姑。
少妇语啼乌，汝啼慎勿虚。
借汝庭树作高巢，年年不令伤尔雏。
乌鸦在有罪的吏员家夜啼，该吏员的妻子立马就醒悟过来，知道皇帝很快就要下圣旨赦免其夫之罪，因而心喜，夜不能寐。天还没亮，她就将这个好消息告知家翁、家婆。可见，唐朝人不仅认为乌鸦仁孝通灵，还形成了“见乌为喜”的观念。
元稹的《听庾及之弹乌夜啼引》也写了相同的故事：
君弹乌夜啼，我传乐府解古题。
良人在狱妻在闺，官家欲赦乌报妻。
乌前再拜泪如雨，乌作哀声妻暗语。
后人写出乌啼引，吴调哀弦声楚楚。
四五年前作拾遗，谏书不密丞相知。
谪官诏下吏驱遣，身作囚拘妻在远。
归来相见泪如珠，唯说闲宵长拜乌。
君来到舍是乌力，妆点乌盘邀女巫。
今君为我千万弹，乌啼啄啄泪澜澜。
感君此曲有深意，昨日乌啼桐叶坠。
当时为我赛乌人，死葬咸阳原上地。
元稹不仅写了“乌夜啼引”的故事原型，还写到自己因触犯权贵被贬谪囚拘，妻子韦丛亦在夜里拜乌祈祷。丈夫归来后，韦丛认为是拜乌灵验的结果。这说明，唐人的乌鸦信仰颇为普遍。
问题是，我们今天对乌鸦的印象为什么恰好跟唐人相反呢？唐人认为乌鸦是报喜鸟，我们却认为乌鸦是报丧鸟，这中间的观念逆转是怎么形成的呢？
根源或许在于南北方对乌鸦的文化解读存在巨大差异。宋人彭乘在《墨客挥犀》中就说过：“北人喜鸦声而恶鹊声，南人喜鹊声而恶鸦声。鸦声吉凶不常，鹊声吉多而凶少。”
不管是乌鸦还是喜鹊，在被人类赋予卜凶问吉功能时，都无法做到“百啼百灵”，只是在不同的文化场景与区域下，人们更愿意接受他们代代相传的流俗。而南方对乌鸦的厌恶，早在屈原的时代就有体现。唐宋之际，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开始南移后，在南北文化的碰撞中，这种对乌鸦的厌恶情绪逐渐蔓延开来。到了南宋时期，当南方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与中心时，曾经在长安城内“报喜”的乌鸦，便开始沦为不祥之鸟。
与前人对“乌鸦反哺”的误解类似，宋人对乌鸦的习性也不够了解。乌鸦是杂食性动物，喜食腐肉，且嗅觉灵敏。只要空气中弥漫着腐败的气息，乌鸦总能敏锐察觉，并在最短的时间内成批聚集，分而食之。这样，乌鸦与死亡就不可避免地被捆绑在一起。
历史的巧合还在于，南宋虽然北伐的声音不断，但自岳飞被冤杀之后，整个国运就一直往下走，致使大量的守土将士壮烈牺牲，曝尸荒野，又不幸为乌鸦所啄食。在极度凄凉与悲愤的情感交错下，宋人自然加深了对乌鸦的误解与怨恨。乌鸦长久以来被赋予的“神鸦”形象，此刻荡然无存，而代之以黑暗与死亡的象征，令人避之唯恐不及。
南宋最具血性的词人辛弃疾写过一首《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其中，“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一句，写出了辛弃疾对于北方已非南宋国土的血泪感慨，最是沉痛。可见南宋人已不再相信乌鸦的神圣，反而将丢失山河的耻辱与悲痛全部投射到乌鸦身上。
到了元代，马致远在描写一个飘零天涯的游子思念故乡、倦于漂泊的凄苦之情时，写下了《天净沙·秋思》：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全曲五句二十八字，乌鸦出现在黄昏时分，它在场景中的作用，就是强调伤秋的意识以及游子的哀愁。
最有意思的是清代。清朝皇帝普遍信奉萨满教，他们认为，他们的祖先布库里雍顺是萨满教神话中三仙女误服红果而孕。给仙女喂服红果的，正是乌鸦。所以，清朝皇帝相信自己是乌鸦的后代，乌鸦具有神性。然而，随着清朝逐渐坐稳天下，这种古老的图腾信仰终因缺乏事实支撑，化为乌有。
时至今日，乌鸦总体还是呈现相对负面的形象。但，倘若我们将视野放宽一些，就会发现乌鸦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仍然呈现出不同的样貌。比如在基督教中，乌鸦被认为是撒旦的象征，与邪恶相连；而在北欧神话和希腊神话中，乌鸦又是智慧的化身。
由此可见，乌鸦到底象征着什么，无关紧要。关键在于，你内心倾向的是黑暗还是光明。
编辑/王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