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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更始元年九月（公元23年10月）上旬，几名使者从长安城飞奔而出，向南阳郡的首府宛 进发。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将一份重要证物送到驻跸在宛的皇帝手中。
一路上，这个证物就静静躺在匣子里。一颗被斩下没几日的头颅，很快抵达宛城，与皇帝打了一个照面。
这是两个皇帝开战以来的第一次见面。活着的，是被后世称为更始皇帝的刘玄，头颅则曾经属于刚刚灭亡的新朝皇帝王莽。
刘玄喜不自禁，亲眼见到头颅，就意味着在这场推翻新朝的血腥“革命”中，他取得了胜利。不过，长安虽然已经被攻占，仍有洛阳等许多城池、据点在为王莽坚守。这颗头颅势必要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就像当年项羽死后，他的封地鲁国不向汉国投降，刘邦把项羽的头拿到城下，鲁国这才投降。刘玄下令，将头颅悬挂到宛城的市场上。
在当时，市场是城市的“公共空间”，贩夫贩妇，人来人往，特别热闹。所以处死犯人或悬挂罪人首级，往往选在市场。宛城又是天下数得上的通都大邑，王莽的头颅一挂，立刻引来围观。人们对头颅又踢又打，甚至有好事者掰开头颅的嘴巴，割下舌头吃掉 。王莽确实死了的消息不胫而走，对王莽之死半信半疑的人终于相信新朝彻底灭亡了，很多为王莽固守城池的守将闻讯投降。
洛阳也投降了。
刘玄决定把宫廷搬到位置更重要的洛阳去。他召来麾下的破虏大将军、武信侯刘秀，命令他代理司隶校尉，先去洛阳打前站，修治战争期间损坏的宫室，更重要的是搭建起朝廷在洛阳的行政机制。刘秀这份工作干得又快又好，仅仅到下个月，也就是十月，刘玄就带着宫廷人马进驻了洛阳。
王莽的头颅，应该也在刘玄的行李中，被一同带了过去。
当月，刘玄前期派去长安的几位将军，因为没能稳定住长安以及周边局势，迅速逃离，奔赴洛阳。他们给刘玄送来了王莽留下的皇帝车马仪仗，请求刘玄尽快到长安坐镇，稳定关中局面。但刘玄还不敢贸然离开，因为洛阳东面、北面，特别是河北一带，割据自立的势力多如牛毛，需要安排妥当才能去。
刘秀正渴望这样一个机会，经过一番运作，他被刘玄拜为代理大司马、持节，负责平定河北。看上去这是一个很高的职位，还持节代表皇帝，事实上在当时的乱局中，此类头衔都是笼络人心的滥赏滥封。刘秀是一个光杆司令，但他依然喜之不尽，迅速北上了。
河北安排妥当后，刘玄终于在第二年，也就是更始二年的二月，正式启程去长安。
王莽的头颅一种可能是留在了洛阳，另一种可能是继续跟随刘玄。毕竟刘玄去长安做皇帝是长远打算，将王莽的头丢在洛阳没什么意义，它理应被放置在帝国的首都，才能彰显更始帝中兴汉朝的伟业。
可惜的是，从刘玄入长安算起，还不到两年，他所缔造的更始汉朝就迅速溃败。他和进入关中的赤眉军开战，和背叛的手下开战，他任命的大臣和将军互相开战，再加上趁乱自立的其他势力，刘玄败退出长安城，最终向赤眉军投降。赤眉军在这期间也立了一个皇帝刘盆子，俨然有继承汉室之势。
王莽的头颅呢？如果它确实跟随刘玄到了长安，那么它的主人就换成了赤眉政权。
刘秀早就抛弃了刘玄，在得知刘玄败逃后的更始三年六月己未（25年8月5日）自立为皇帝，年号建武，后世称为东汉或后汉 。三个月后的建武元年九月辛卯（25年11月5日），替刘玄守卫洛阳的将军献城投降。不久，刘秀正式定都洛阳 。又过了两个多月，刘玄在长安被赤眉军所杀。
建武三年二月（27年3月），经营关中失败、逃离长安的赤眉军被刘秀彻底击败，并向刘秀投降，还奉上了继承刘玄的更始汉朝时所获得的宝物：
上所得传国玺绶，更始七尺宝剑及玉璧各一。
“传国玺绶”就是前汉的传国玉玺和皇帝绶带，为王莽所继承。王莽被斩首时，身上的玺绶也一并被拿走，经刘玄和刘盆子之手，至此终于归了刘秀。这里没有提到王莽的头。假如赤眉军当时也带着王莽的头，史书在此应该会有记载。既然没有提及，那么它很可能还留在长安。
后人难以知晓，这颗头颅是从长安被送到了洛阳，还是刘秀在建武六年四月（30年5月）第一次抵达长安时所发现。总之，它最终被放置在了洛阳的武库里。
武库，主要存放武器等军事物资，但也是后汉帝国的“国家博物馆”“军事博物馆”，收藏了许多体现汉室荣誉耀煌和帝国政教的东西，据说有刘邦斩蛇的剑、孔子穿过的草鞋。王莽的头颅并列其中，其意味已然不同。
从王莽被杀之时算起，这颗头颅经历了大约七年的坎坷旅行，终于从新朝覆亡的证物变为后汉崛起的宝物，它在武库中被保管的岁月将比后汉持续的时间还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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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问题来了——
第一，王莽的头，究竟是怎么被保管的？是有效实现了防腐，还是早已经变成了骷髅？第二，如果说刘玄急需这颗头颅来印证自己的胜利，并加速天下的平定，那么刘秀及其帝国保留头颅的意义何在？
前汉之时，匈奴灭亡大月氏，将其首领的头颅进行了处理，制作成骷髅饮器。这种习惯在20世纪早期某些地区仍可以见到。 无独有偶，在中土，司马迁记录春秋末期智伯被杀后，“赵襄子最怨智伯，漆其头以为饮器” 。两者的不同，在于一个“漆”字。
显然，“漆”是用来防腐的。如果一个头颅到手的时候就已腐烂不堪，那么将其骷髅化处理是不得已的选择；如果是一颗新鲜斩下的头颅，就有条件先防腐，尽可能保留相貌。纵观古代历史，头颅的防腐不止一种办法：有的用盐，相当于腌制；有的用煮，减缓腐败；考虑到汉代的漆器尤为发达，用漆防腐是比较便利的方式。
由于史料没有直接记载，只能从后世的“历史书写”中推测王莽头颅的处理方式：
一是约四百年后的东晋末、刘宋初，有个叫臧质的将军，是刘宋开国皇帝刘裕的妻侄，后来叛乱被杀，头颅被斩下送到京城后，大臣上奏说：
枭首之宪，有国通典，惩戾思永，去恶宜深。臣等参议，须辜日限意，使依汉王莽事例，漆其头首，藏于武库。庶为鉴戒，昭示将来。
说得很清楚，王莽头颅的处理是范例。
另一个是约五百年后南朝萧梁后期，著名的“侯景之乱”的主角侯景。他活着的时候，有人听他讲话的声音说：“此谓豺狼之声，故能食人，亦当为人所食。” 熟悉王莽的朋友大约会记得，也有人评价过：“莽所谓鸱目虎吻豺狼之声者也，故能食人，亦当为人所食。”
王莽的舌头被人割下来吃掉，侯景的尸体也被百姓争相脔割烹食，都是“为人所食”，两人命运的相似不是巧合。从“历史书写”的角度看，为侯景立传的人是通过“模仿”《汉书·王莽传》，将侯景比附到王莽身上，从而达到将其贬为王莽同类这一“史笔”的效果。
侯景的头颅怎么处理的呢？——
首至江陵，元帝命枭于市三日，然后煮而漆之，以付武库。
与臧质相似，也是在入藏武库前才涂漆。据此推测，王莽的头颅很可能先经过一定程度的防腐处理，保留了肌肉甚至面部特征，因此大约十几天后悬挂到宛市上，舌头依然可食；悬挂三天后取下才涂漆，多年后最终入藏洛阳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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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秀大概率见过王莽的头。
他是在新朝成长起来的，面对王莽头颅的态度应该相当复杂。他未必对王莽有什么天然的反感，也知道假如没有王莽，作为前汉的远宗庶脉，他不会有任何机会登上皇位。不过，他和他的皇朝既然以中兴汉室为立国的基础，就不可能感激王莽，而且要坚决防止第二个王莽出现。
刘宋漆藏臧质头颅，目的是“庶为鉴戒，昭示将来”；比侯景略晚的南朝陈朝，陈宣帝下诏把武库里收藏的许多叛臣的头颅返还家属，诏书中提到了当初收藏头颅的原因，也是“古者反噬叛逆，尽族诛夷，所以藏其首级，诫之后世” 。
王莽曾经是安汉公，而在英国建立共和国的克伦威尔，自称护国公。这两位不仅名号相似，连头颅的命运也互为注脚。克伦威尔1658年病死，做防腐处理后下葬。两年半后，复辟的斯图亚特王朝挖出他的尸体斩首清算，头颅被钉在威斯敏斯特宫的屋顶旗杆上，向伦敦的臣民昭示弑君者的下场。这颗头颅在宫顶竖了四十年，被一场大风雨刮落，从此进入民间收藏，辗转多个收藏家之手，直到二百六十年后的1960年，才被最后一位收藏者下葬于克伦威尔的母校剑桥大学。
古今中外皆如此。刘秀收藏王莽的头颅，首要原因也是引以为戒，提醒皇室防止权臣特别是外戚对帝位的染指，警告臣民这就是觊觎神器的下场。 当然，刘秀及其子孙也从机制上强化皇帝集权，择其大要：
一是削弱外朝中央官僚机构的权力。刘秀将“三公”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去掉“大”字，分别改为太尉、司徒、司空，从形式上降低其身份；三公主要由文官担任，处理帝国日常事务，未必能参与最高层政治，且更替频繁，权力远远不能和前汉相比，前汉以外戚为大司马辅佐皇帝的盛况一去不返。
二是重视中朝和内朝。借鉴前汉武帝、宣帝和王莽信任“身边人”的做法，刘秀在中朝建立了自己的“办公室”，俗称尚书台；内朝以宦官为主，一些在前汉还可由士人担任的职务，逐渐专由宦官充任了。
三是调整军事机制。在地方，除部分边疆郡外，刘秀罢掉了绝大多数郡国的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等兵种，罢掉了军事长官郡都尉，取消了郡国兵士每年秋天例行的操练演习和考核。郡国的军事职能归于太守，郡国虽然可以征兵，但随着时间推移，再加上汉制一般不允许郡兵跨郡活动，这些按期限服役又缺乏定期训练的军队，战斗力越来越差，更类似于“民兵”。
在中央，和前汉长安“南北军”相比，洛阳的“北军五校”卫戍部队、宫廷卫士，以及虎贲、羽林等禁卫军虽然都精编了数量，但虎贲、羽林的地位得到提升，而且这几支军事力量都在向中央禁军转化，体现着皇帝以内驭外的思路。
此外，战争期间因为军情紧急，将帅调发军队比较随意，刘秀在大臣的提醒下，恢复了前汉惯用的凭借虎符、印信调发军队的机制，并完善监军制度，注重向中央禁军和外战军队派驻监军。
收藏王莽头颅的第二个原因是——继承，这一点可能比惩戒更重要。
王莽兵不血刃取前汉而代之，最重要的原因是蓬勃进取的儒家，犹如幽灵在中土游荡，找到了王莽这个肉身。儒家的胜利体现为王莽建立新朝。
虽然王莽激进的儒家改革最终失败，但儒家精神已被社会各个层面广泛接受。后汉人所理解的儒学，与前汉和后世的一大不同，就是对“谶纬”的重视。图谶、纬书，是两种不同的“经学衍生品” ，都能用来阐发“神学思想”，探究上至宇宙阴阳、下至个人命运的神秘，被视为圣贤故意不载于经书的“微言大义”，所以合称“谶纬”。
儒生出身的刘秀将他中兴的汉朝作为肉身主动贡献给儒家。他定都洛阳，完成了王莽在天下正中建立儒家之城的心愿；他删定和颁布图谶，在王莽时期轰轰烈烈的祥瑞的基础上，持续烘托着儒家的神学气质。他按照王莽确立下来的祭祀、宗庙制度，重建后汉的官方祭典，并在王莽旧臣的协助下，借即位满三十年的时机，以纬书中的“河图”“洛书”为依据在泰山封禅。
刘秀死后，他的继承者们也不断抬高儒学在官方层面的地位。当一个皇朝以某种意识形态自诩，其他人就很难直接利用这种意识形态来改朝换代了。
官僚们将“五经”看作“外学”，谶纬看作“内学”，两者一视同仁，写奏疏、传诏令、论学术，都会引用，今文、古文经学者概莫能外。以汉家治天下的“孝”为例，后汉末年，颍川荀爽说：
汉制使天下诵《孝经》，选吏举孝廉。
这是以经学为选举制度的依据。同时，后世再熟悉不过的“三纲”，其关系的经典描述“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却是出自纬书。
普罗大众当然不懂得什么阐发、诠释，也分不清今文、古文经学，他们对待儒家犹如信仰。仍然以“孝”为例，涿郡崔寔写《四民月令》，记录了每个月臣民应该做哪些事，其中幼童在十一月必须“读《孝经》《论语》篇章” 。经过漫长时光的熏陶，普通百姓对孝道可谓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汉末黄巾起事劫掠郡国，遇到有孝子、烈女的村庄会绕过去……在后汉民间，早期佛道里都能找到儒家教化的影子。
总之，儒教不是浮在表面的官方意识形态，而是渗透了汉家的日常生活、社会观念、地方秩序、人才选举等。后汉的中兴不是前汉的简单延续，而是发生了质变，是一种“旧邦新命” 。
众所周知，汉承秦制。前后汉社会的基本结构没有本质变化，仍然是皇帝集权、郡县制、律法和编户齐民，此为“旧邦”。但后汉继承了王莽新朝政治哲学的品位，以“旧邦”延续了新朝的“新命”，这是一种“混合政体”，可称之为“秦制—儒教”体制。有的学者概括其为“律令和礼乐的相互补足作用”的“古典国制” ，意思差不多。
汉宣帝曾说过汉朝“以霸王道杂之”的准则，这已经具备了混合政体的框架，但由于前汉在汉宣帝死后迅速滑向了儒教政治，因此这一框架缺乏丰富且实质的内涵。而在后汉，“秦制—儒教”体制逐渐充实，成为大家熟悉的礼教——
这种混合政体粗略来说有四种特征：
皇权和儒家理想的混合。后汉皇帝及官僚的首要工作是汲取资源以满足统治阶层需要，皇帝生杀予夺、至高无上，地方官以征税捕盗、发遣徭役、镇压叛乱为主要职责，但他们都要扮演“民之父母”的角色：皇帝对臣民大赦、免赋、赈灾，把皇家苑囿开放给农民耕种；地方官要劝农、巡春、敦风化俗。
郡县制和乡里共同体的混合。地方治理上，官僚体系等级森严，州郡县政令畅通，淋漓尽致地体现着秦制；但乡里有相当的自治性，有头有脸的人物会结社立僤，还把乡规民约刻在石头上 。地方官来自外地，但和本地下属之间不完全是冷冰冰的“上下级关系”，而是犹如君臣甚至父子。
律法和礼治的混合。后汉律法依然严酷，百姓动辄死罪、服役、守边，但很多“社会矛盾”可以在礼的层面消弭，上升不到律法的层面。
忠君和怀土的混合。编户齐民孝敬父母，依恋乡土，会延伸出对汉家及皇帝的忠诚，遵循儒家礼教，君臣父慈子孝，天下人是一家人 ，为实现儒家描绘的“太平世”共同奋斗。
在理想状态下，后汉这个由刘氏一姓统治兆民的秦制政权，竟然有了家庭的温情脉脉，达到了“化家为国”的境界。乡里的自治自律和礼治的存在，为朝廷节省了大量治理成本；人们信仰儒教，就会认可能够遵循儒道的皇帝和官僚；一个人越有孝行，越顾家，越亲近乡土，就越忠于汉家。汉家之天下成了天下人之天下，列祖列宗再也不用担心有人借助儒家来夺取帝位了，这就是后汉从王莽身上继承的最重要遗产。
当然，地方自治、依恋乡土、家族意识，能够促进社会稳定，维护汉家统治，也蕴含着相反的可能。皇帝做不到对儒教“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是“要让马儿跑，就得给马儿吃草”。后汉政权既然享受了儒家礼教对维护政权的正面意义，就不得不接受君子价值、家族意识、乡土观念对皇帝和集权的保留。这种“辩证法”恰恰就是混合政体的灵魂所在。
日本学者东晋次曾指出：“如果说东汉王朝是中国各代王朝礼教国家形态的原型，那么王莽政权则是导致这一原型出现的诱因。” 意思是说，王莽为“礼教中国”打了一个模型，虽然迅速失败，后汉却成为第一个质量可靠的制成品。此后，除个别政权之外，历代皇朝都以建立礼教中国为目标，以建成礼教中国而自诩，哪怕是异族建立的帝国也概莫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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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的头颅既提醒了外戚权臣的危险，也告诫了叛乱者的下场，还开启了礼教中国的新路，更不必说新朝留下的诸多改革经验与失败教训。按理说，后汉的皇室和臣民查漏补缺，无则加勉，会把天下经营得不错。
或者说，与前汉从“后战国时代”向“儒教国家”的逐步探索不同，后汉从一开始就拥有一个相对稳定、较为成熟的治理结构，但它留给人们的印象似乎是这样的——
明明着意强化集权，皇帝却频频受制于外戚和权宦；刻意消除了内地郡国的军事威胁，反而在汉末出现了秦崩以来最大规模的军阀征战；深度培养臣民信奉儒家就等于忠诚汉家的意识，民风敦厚淳朴，士风激扬婞直，却出现了三分天下的局面……总之，后汉上中下各阶层都在努力践行礼教、创造太平，不仅没能维持住后汉的国祚延续和版图统一，此后进入了近四百年的分裂时代（除了西晋的短暂统一）。作为一种帝国模式的“秦汉帝国”就此消亡，被“隋唐帝国”取代。
也可能是这样的——
外戚定期上台，长期把持朝政，与帝位无限接近，却令人迷惑地不篡权；皇帝和宦官，未必是宦官专了皇帝的权，更可能是皇帝维系君臣大义，通过宦官专权；军阀混战十几年，一直默认保留着汉帝；“三国”终结了后汉，却不得不重视和争夺后汉的遗产；“五胡入华”，晋室南渡，南北朝大分裂几百年，竟然还能再度统一……“秦汉帝国”在礼教的加持下没有消亡，而是融合孕育了“隋唐帝国”。
哪一种印象更可靠并不重要，也可能都对。一个皇朝乃至一种帝国模式的成败，原因是多方面的。本书不可能面面俱到枚举得失，而是集中演绎和追问：后汉从早期就形成的“秦制—儒教”结构是何种模样，如何维持？这一结构如何失败，如何寄托在新兴的儒家士大夫身上得以在后世不断重建？
让我们告别开国的刘秀父子，也不去打扰汉末三国风流人物，温和地走进后汉鼎盛的正午，走向黄昏，直至无边黑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