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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读|我叫露西·巴顿
北京青年报客户端 2024-07-05 16:00

有一回,那是许多年前,我不得不在医院住了将近九个星期。当时是在纽约,夜里,从我的病床上,可以直接望见克莱斯勒大厦,亮着灯,闪着几何图形的光彩。白天,那幢大厦的美逐渐褪去,变成了又一座映在蔚蓝天幕下的宏伟建筑,城市里所有的大楼都显得孤高、沉默、距离遥远。那是五月,然后是六月,我记得我会站着,从窗口眺望底下的人行道,注视那些与我同龄的年轻姑娘,身着春装,在午休时间外出;我能看见她们交谈时转动的脑袋,她们的上衣在微风中翻飞。我寻思,等我出院后,走过这段人行道时,我永远都会为自己可以是人群中的一员而感恩。许多年来,我亦的确如此——我会记起从医院窗口看到的这一幕,为自己正走在这段人行道上而欣慰。

起初,事情很简单:我入院切除阑尾。两天后,他们给我吃固体食物,可我吐了出来。继而又发起烧。没有人能从我体内分离出任何细菌,或查明哪里出了问题。始终没有。我通过一条静脉注射管摄取流质食物,通过另一条管子摄入抗生素。两条管子搭在一根金属杆上,下面有左右转向的轮子,可以随身推着走,可我动辄就乏了。时至七月初,我身上不知名的疑难杂症消失了。可在那之前,我的状况很是离奇——一种实实在在的灼烧的等待,令我痛苦不堪。

家里有我的丈夫和两个年幼的女儿;我日夜思念我的孩子,对她们牵挂万分,甚至恐怕因此加重了病情。彼时我的医生,我对他怀有深厚的依恋——他是个下颌宽厚的犹太人,肩头承载着那般柔和的哀伤。我听见他告诉一位护士,他的祖父母和三位姨妈死于集中营,他有妻室和四个已成年的子女,就住在纽约市。在我看来,这位体贴的男士同情我的境遇,允许我的女儿——一个五岁,一个六岁——在没生病的情况下来探望我。她们由一位我们全家人都认识的朋友领进病房,我看见她们的小脸蛋脏兮兮的,头发也是,于是我推着输液装置,陪她们走进淋浴间,可她们叫嚷起来:“妈咪,你好瘦啊!”她们真的被吓到了。她们和我一同坐在病床上,我用毛巾擦干她们的头发,然后她们开始画画,却心神不宁,因为她们没

有每隔一分钟就停笔一次,说:“妈咪,妈咪,你喜欢这个吗?妈咪,瞧我画的仙女的裙子!”她们几乎不讲话,小的那个似乎尤其无法开口,当我伸出手臂搂着她时,我看见她的下嘴唇向外噘着,下巴颤抖;她是个小不点儿,如此努力地想要表现得勇敢。她们离开时,我没有站在窗边目送她们和我这位没有子女的朋友走远。

自然,我的丈夫忙于料理家事,亦忙于工作,他不常有机会来探望我。我们认识时他就告诉过我,他讨厌医院——在他十四岁时,他的父亲在一家医院过世——如今我看出他这话是真的了。最开始安排我住的病房里,还有一位处于弥留之际的老妪;她不断大声呼叫求助——令我触目惊心的是,那些护士根本不当回事,任她一边叫嚷一边垂垂死去。我的丈夫受不了——我的意思是,他受不了去那间病房探视我——于是他把我换到一间单人病房。我们的医疗保险不负担这奢侈的支出,因而每一天皆是在消耗我们的存款。

无须听见那位不幸妇人的喊叫令我心存感激,但假如被人知晓我有多寂寞的话,或许我会觉得难为情。每当护士前来给我测量体温,我都想努力留住她几分钟,但护士很忙,不能只是无所事事地聊天。

大概在我入院三周后的一天下午,大约四五点钟,我收回望向窗外的视线,发现母亲正坐在床尾的一张椅子上。“妈?”我说。

“嗨,露西,”她的声音听起来羞怯却急促。她俯身向前,隔着被单捏捏我的脚。“嗨,露露。”她说。

我已数年未见过我的母亲,我一直盯着她;我捉摸不透她为何看上去如此不同。

“妈,你怎么到这儿来的?”我问。

“哦,我坐飞机来的。”她摆摆手,我知道我们一时都百感交集。因此我也朝她挥了挥手,然后躺平身子。“我相信你的病会好的,”她加了一句,用同样羞怯却急促的声音,“我没有做到任何梦。”

她的出现,用我的小名唤我——那是我许久没有听过的——使我感到温暖,如融化了一般,仿佛我以前所有的紧张情绪都是硬邦邦的,现在不是了。通常,我会在午夜时分醒来,然后断断续续地睡着,或彻底醒着,盯着窗外城市的灯火;可那一晚,我一觉睡到天明。早晨,母亲还坐在前一天那个位置上。“没关系,”在我询问时她说,“你知道,我睡得不多。”

护士提议搬一张折叠床给她,可她摇头。每当有护士提出搬一张折叠床给她时,她总摇头。过了一阵子,护士不再问起。我的母亲陪我住了五晚,她自始至终只睡在她坐的椅子里。

在我们完整共处的第一天,母亲和我隔一阵子说一会儿话;我觉得我们俩都有点不知所措。她问了我几个问题,有关我女儿的,我回答时脸变得滚烫。“她们棒极了,”我说,“噢,她们真的很棒。”至于我丈夫,她什么也没问,尽管——他在电话里告诉我的——是他致电给她,请她过来陪我。他出钱买了机票,他曾提出去机场接她——我的母亲以前从未坐过飞机。虽然她说她会打出租车,虽然她拒绝与他面对面相见,但我丈夫还是教了她该怎么走,并给了她钱,让她来到我这儿。此刻,我的母亲坐在我床尾的椅子上,亦没有提起父亲一句,因此我也绝口不提。我一直企盼她讲出“你的父亲希望你能好起来”,可是她没有。

“叫出租车时害怕吗,妈?”

她迟疑了一下,我相信我看到了那份她走下飞机之际想必袭上了心头的恐惧。但她说:“我有嘴,我可以开口问。”

过了片刻,我说:“你来,我真高兴。”她的脸上闪过一丝微笑,眼睛望向窗户。

那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手机尚未出现,当我床边米色的电话机响起铃声,我丈夫来电时——从我可怜兮兮地说“嗨”、仿佛快落泪的语气里,我确信母亲听得出来——她会悄悄站起身,离开病房。

我猜那段时间内,她在餐厅找了些吃的,或是用走廊尽头的公用电话打给我父亲,因为我就没见过她进食,因为我的父亲谅必惦念她的安全——就我了解,他们之间没有矛盾。等我和每个孩子通完话,对着话筒亲吻了数十遍,接着靠回枕头、合拢眼睛后,母亲会重新溜回病房,当我睁开眼时,她就在房里。

头一天,我们谈起我的哥哥,他是三个子女里最年长的,未婚,在家里和父母一起住,尽管他已经三十六岁了;还谈起我的姐姐,她三十四岁,住在离我父母十英里远的地方,有丈夫和五个孩子。我打听哥哥是否有工作。“他没有工作,”母亲说,“晚上他随便找一头第二天要宰杀的牲畜,和它过夜。”我问她在说什么,她重复了一遍,然后补充道:“他去

佩德森家的牲口棚里,睡在那些将要送往屠宰场的猪旁边。”这话令我吃惊,我如实而言,母亲耸了耸肩。

随后,母亲和我聊起那些护士。她当即给她们起了外号:“甜心饼干”,给那个皮包骨头、手脚麻利的护士;“牙疼”,给那个愁眉苦脸、年龄稍长的;“严肃的小孩”,给我俩都喜欢的那个印度姑娘。

可我累了,于是母亲开始为我讲述她早年认识的人的故事。她的语气是我不曾记得的,仿佛一股压抑的情感、言语和看法在她心中郁积了多年,她的声音带着喘息,不由自主。有时,我打了瞌睡,醒来时,我会求她重拾话头。可她说:“哦,小露露,你需要休息。”

“我在休息呢!求你啦,妈。讲点东西给我听。讲什么都行。给我讲讲凯西·奈斯利吧。我一直很喜欢她的名字。”

“对咯。凯西·奈斯利。哎呀,她的下场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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