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怕是一只残缺的麻雀,它的指望也是全美的。”这是刘苗苗导演的电影《红花绿叶》中，一句富有诗意的独白，也像是刘苗苗自身的倔强与坚韧。命运给了刘苗苗诸多考验，让她经历了病痛和失去，但也给了她疼顾，让她在电影中找到光与温暖。刘苗苗说：“我就是一只残缺的麻雀，带着绝望，屡败屡战，然后，对于生命依然是毫不犹豫地礼赞。”就像刘苗苗导演正在上映的新作《带彩球的帐篷》中所呈现的那样，她用古典主义的浪漫给朴素乏味的日常带来一抹色彩，让受桎梏的灵魂感受一次悸动。
与电影作品中所表现的含蓄、内敛不同，刘苗苗在生活中爽朗、幽默，短而齐整的头发帘，在端严中生出几丝俏皮，而她滔滔不绝的话语中更是可见浩荡才情。作为第五代导演，她16 岁便考入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 78 班，与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成为同学，23岁时便执导了首部作品，31岁获得国际大奖。然而，意想不到的是，才华横溢的她却因为过于劳累而患病，不得不停止创作，间隔了20多年未能再拍电影。
接受专访时，她谈及自己淘气的童年，谈及自己的电影创作，也谈及父亲过早的辞世、母亲的崩溃、兄弟的离世，刘苗苗经历了一系列生命的至暗时刻，然而在电影中，她描述的却是苦难背后的温暖和美好。就像是她12岁在宁夏固原一中读书时，想念母亲想得撕心裂肺，就在夜晚的古城墙下，透过城墙老黄土中长出的芨芨草，看那巨大的月亮和明亮的星星，然后，想象着有一座桥通向天边，自己可以走过去看到妈妈。她的作品也是这样，悲伤中，有灿烂；苦难中，见慈悲。
生命就是在残缺中，给人以想象和期待的空间
正在上映的《带彩球的帐篷》是刘苗苗导演的《红花绿叶》的姊妹片，改编自石舒清短篇小说《花开时节》。影片讲述了在苜蓿花盛开的时节，来自外省的养蜂人李韩（莫西子诗饰），与常在附近铲草的当地姑娘麦麦（柯荣饰）产生了一段若有若无，似弱还强的感情纠葛……
这部影片仿佛从土地里生长出来一样，带着西北山区的质朴与沉静，摒弃了任何的技法，用看似没有起伏的叙事，探寻到了情感的最深处，让观众感受到克制中的纯粹，瞥见了“有过一次闪电的天空”，并愿意停留在那浩瀚的虚无中，久久凝视。
刘苗苗此次拍摄《带彩球的帐篷》，是因为出品方的B2B电影计划，即以 “爱情征服一切”为主题进行长片电影创作，并以低成本挑战电影艺术的界限，被邀请加入时，刘苗苗立刻想到了作家石舒清，“我的上一部电影《红花绿叶》的原著作者就是石舒清，这次就想在他的小说中找爱情故事《花开时节》来进行改编。”
刘苗苗笑称自己跟石舒清的磨合常常很激烈，但沟通却是零成本的，“我们没有一句话是废话，哪怕吵架都吵得非常有效果，这是非常幸运的一种合作方式。石舒清的剧本文字量很大，他连写一束光、一种心情的时候，都要用密密匝匝、密不透风的句子来形容，把他的情绪全部传达出来，我很喜欢他这样的风格，给了我很大的底气。”拍摄之初，石舒清问刘苗苗：“你想把这部电影拍成什么样？”刘苗苗的回答是：“暗流涌动，欲说还休。”刘苗苗笑说：“石舒清听后，想了一会儿说，你要是真能拍成这样，那我就不说啥了。”
此前，刘苗苗在《红花绿叶》中，讲述了原始壮阔的土地上，两个生命的相互扶持如同“红花绿叶”一般单纯质朴，在命运制造的难题中，他们选择了谅解，简单而坚韧的爱情故事打动了很多观众。此次拍摄《带彩球的帐篷》，刘苗苗依然无法抗拒古典主义的美，用真切的情感作为主导，谱写着生活中的诗意，刘苗苗很喜欢一位朋友的评价： “满腹辛酸却流不出一滴眼泪，满身伤痛却找不见一处淤青。”她说：“生命就是在残缺中，给人以想象和期待的空间。至于在拍摄手法上，孔子早就说了，形式和内容的关系就是‘辞达而已矣’，所以，我并不注重戏剧化的叙事，而是去挖掘生活本身。”
刘苗苗跟拍摄团队的关系也带着一种“浑然天成”的和谐，“我没有固定的摄影师，只要热爱艺术，不懒惰，我们就能合作。在现场，当你听见蜜蜂嗡嗡的声音，感觉到风吹到你的脸上，也吹到他的脸上，吹到两棵大树下主人公的脸上的时候，整个团队融为一体，这比语言的沟通还好。而导演在现场的状态，对其他人也是一个暗示，我在现场要和演员一起呼吸，我再累，也会挺直身体坐在那里，跟他们一起呼吸，表演实际上就是呼吸。”
虽然《带彩球的帐篷》是一部低成本影片，但是，刘苗苗耗费的心力并不“低”，“西海固有1800米的海拔，就算在六月也会突然来一阵冰雹、大雪，我们要拍蜜蜂、植物、苜蓿花，非常难。而且，蜜蜂也是变数，蜜蜂是一种伟大而可爱的昆虫，很有道德感，只要你不碰它，它不会伤害你，但是，你不能动，一动就会被蜇。我们是在蜂箱边上拍摄的，莫西子诗在拍摄唱歌的戏份时，一投入，手一挥，就被蜇了，他很棒，坚持拍完那段戏才告诉我们。幸好他没有过敏，我们的摄影助理和掌机被蜇了以后，脖子肿得很厉害，就连影片中的两只狗也被蜇了。”
宁夏是生长的地方，是电影之梦的开始，也是创作源泉
宁夏，是刘苗苗生长的地方，也是她的创作源泉。1993年，她在宁夏西海固隆德县拍出了第一部代表作《杂嘴子》，2018年，她在西海固西吉县完成了作品《红花绿叶》，而《带彩球的帐篷》也是2022在西海固开拍。
宁夏，也是她开始电影之梦的地方，“在我们那个年代，没有一个小孩子不爱电影。简陋的电影院、洋灰水泥砌成的乒乓球台，灯光下的篮球架是那个年代的‘娱乐标配’。”刘苗苗记得非常清楚：“我会跟妈妈要两毛钱，在电影院门口等退票，每部电影都能看上很多遍，看完回家，兄弟姐妹就在炕上开始演戏，今天是《南征北战》，明天是阿尔巴尼亚的《宁死不屈》，整部电影的台词我们都能背得特别溜儿。样板戏，我连过门儿都能背下来。”
刘苗苗的童年可谓伶牙俐齿、古灵精怪，虽然从小就是“学霸”，但是，却没少让家人操心，“我为了不上幼儿园，就绝食，全家人轮流去幼儿园陪我，我还记得姐姐来给我喂饭时的画面，她把碗端过来说：‘妹妹你吃吧。’我啪的一巴掌把碗打飞了，姐姐哇的一声就哭了。”四岁的时候，刘苗苗自己就晃晃悠悠地上了大街，逛着逛着就迷路了，家人都急疯了找她，她却不慌不忙地跟警察叔叔商量:“您能给我家打个电话吗？”
这个无忧无虑的孩子在9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了，刘苗苗说，从那个时候开始，仿佛一切都变了，“三年后，母亲的身体和精神都崩溃了，我从12岁开始离开母亲，跟大哥在一起生活，孩子对母亲的思念总是撕心裂肺的。”刘苗苗进入了自己孤独的世界，并以书为伴，“我的口袋里装一个本本儿，写下自己的心情，和朋友借书，谁家有书，我就赖着不走。”
直到现在，刘苗苗依然在大量阅读，“我对书的感觉就跟相面一样，它的装帧、排版，你摸一摸，就好像能够接收到它的信息，让你知道适合不适合。我在得病的那几年，买了很多书，涉及各种内容，每天在沙发边上放好水和面包，就开始读，心理学的和哲学的，梁漱溟的和冯友兰的，爱因斯坦的书信集和丰子恺的文集，最后全读完了，放在脑子里剪辑一遍，逼着自己融会贯通，我不是有意为之的，但是这样读就很好玩。”
刘苗苗说自己永远看不腻的书就是赫尔曼·黑塞的作品，“他是德国浪漫主义最后的骑士，我几乎认同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观点，读书的过程就好像我们在一起聊天。当世界风平浪静的时候，人们也许会遗忘黑塞，但当世界有战争的血拼时，黑塞的作品就会风行，他永远是那么温暖，充满了对人类的爱心，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要拍《红花绿叶》《带彩球的帐篷》这样的电影的原因，仿佛我的基因也是与之契合的。”
20岁大学毕业，十年拍了五部电影，33岁人生转折
刘苗苗在20岁的时候大学毕业，分到了潇湘电影制片厂，此后拍摄了不同题材的作品，她笑称自己在题材上跨度很大，“我们那时候拍片的机会太少了，每一部都要珍惜，都要打通自己和这个题材的血脉，把自己的血融进去。”
在潇湘电影制片厂，刘苗苗遇到了人生中重要的贵人——时任福建电影制片厂厂长的蒋夷牧。“蒋夷牧和他夫人王岱平，都是复旦中文系毕业的，是诗人也是作家，在他们的支持下，我在1985年拍摄了处女作《远洋轶事》，对于仅有23岁的我来说，这个过程受益匪浅。”《远洋轶事》本来是一部行业片，但是，刘苗苗做了很大调整，淡化了行业，塑造普通人的生活，“从那时候起，我就想表达人与人之间和爱有关的连接。”
拍摄《马蹄声碎》时，刘苗苗25岁，电影讲的是长征途中红四方面军八名女兵追赶大部队的故事。这部电影在当时可谓另类，没有惯常的英雄主义叙事，没有正面的激烈厮杀，反而展现了人与自然、人与自身的战争，而那时，刘苗苗的电影风格也已经呈现。虽然《马蹄声碎》在国内上映时只卖了七个拷贝，却在第十一届意大利都灵电影节上获得了一致赞许，刘苗苗说：“这让我更加相信情感的力量，脱离了情感的技巧无论如何是谈不上精湛的，艺术中的情感是第一位的。”而田壮壮导演对于这部影片“大方结实”的评价，也让刘苗苗记了一辈子，“让我此后面临创作和人生的种种困境时，心存感念，平添力量。”
1993年，刘苗苗在电话里认识了“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第一推手”马可·穆勒先生，他成为刘苗苗创作生涯中的又一个贵人。马可·穆勒亲自为《杂嘴子》翻译了意大利文字幕，并推动该片入选了威尼斯电影节。
《杂嘴子》从一个多嘴多舌的孩子眼光讲述成人世界的是非纠葛，耐人寻味。这时候的刘苗苗31岁，在她看来，《杂嘴子》是一部对自己来说有特别意义的电影，“我在电影中放入了个人的境遇和生命体验，这部电影和我的家族、亲人都是有关系的。童年丧父后，母亲的状态很糟糕。舅舅家的热炕成了我最温暖的记忆，他们一家对母亲的耐心和关爱支撑我长大，我的女儿就是在舅舅家的热炕上诞生的，后来，舅舅唯一的儿子出车祸去世了，他已经怀孕的妻子也因此流产，舅舅和舅妈一时间便失去了两代人。”
刘苗苗把《杂嘴子》剧本给了当时在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担任领导的梁晓声。剧本获得通过，决定投拍的同时，刘苗苗把外景地定在宁夏西海固，“那里有我父兄两代人的足迹，有比关中平原更具视觉冲击力的黄土高原，有从少年时期深刻影响了我精神内涵的整体氛围，到西海固拍电影在我算是蓄谋已久。”
《杂嘴子》在威尼斯电影节获得了“国会议长金奖”，当时的评委会主席、澳大利亚导演彼得·威尔对刘苗苗说：“你太坚强了，不能想象你能用70多万元人民币拍出《杂嘴子》。”刘苗苗后来看了彼得·威尔导演的《死亡诗社》，明白了他为什么喜欢《杂嘴子》， “因为爱、坚忍和悲悯联结着相互陌生的我们。《杂嘴子》给我最重要的创作经验是，艺术创作要直抒胸臆，要舍得和敢于揭开自己的伤疤。文学艺术中的优秀作品往往含有隐蔽的自传性。”
《杂嘴子》获奖时，刘苗苗的另一部电影《家丑》已经在拍摄中，“我赶去领奖，回来继续拍摄，《家丑》后来得了第二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最佳故事片奖。”但之后，由于精神和身体的极度疲累，刘苗苗生病了，“从我23岁到33岁的十年间，我离了两次婚，生了一个孩子，拍了五部电影。33岁，人生对我是一个大拐弯，此后20多年没能再拍电影。”
老天爷嘉奖责任心，但不护持欲望
当初，刘苗苗报考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时候，她的母亲并不同意，她希望女儿能在身边，像普通人一样平静地生活，但是，刘苗苗没有听从母亲的劝阻，来到了中国电影梦想的殿堂朱辛庄。
如今回望过去，刘苗苗觉得不是自己选择了电影，而是电影选择了自己，“就像是我曾经写过一篇专栏文章，引用了费里尼的一句话，他说，有的孩子走进教堂的时候，会感觉到恐惧和压抑，有的孩子却能够沉浸在神圣的氛围中，想象着自己终有一天要成为神父。电影，就像是我的宿命。”
在著名的北电78班中，刘苗苗感觉到巨大的压力，她暗暗地告诉自己一定要赢，“年轻的时候，我热爱荣誉”，现在，刘苗苗拍片子的心态已经转变了，“年龄到了一定时候，终于就不再纠结了，这就像生命赋予你的一个恩赐。我现在拍摄电影依然很较劲，了解我的朋友总在劝我，说刘苗苗，你不要拍每一部戏都像在拍第一部戏，你这样太累了，但是，我这种较劲是一种很舒服的感觉，就像是打坐的最高状态，心无旁骛、万念归一。”
刘苗苗笑称自己现在创作时，更想让别人赢，“老天爷嘉奖责任心，但不护持欲望。欲望是可怕的，但是，担当是责任，我必须要对所有人负责。我可以不看重票房，但是，要对得起投资方；我可以不看重奖项，但是，年轻的摄影师、录音师是需要好的作品来证明自己的。对于观众也一样，我不敢说自己的作品有多么厚重，有启迪性，这就是一个‘我且说、您且听’的过程，或许能让您感受到内心的力量，或许能让您舒服点。”
每一个认真创作的人，都是黑暗中的独行者
刘苗苗所患的情感型双向精神障碍在之前的20多年间曾经反复发作，而刘苗苗也在跌跌撞撞的治疗过程中对于自己、对于病情有更深的认知，到现在已经能够很好地控制。除了通过各种方式的心灵自救、自我调整之外，与电影相关的创作，也让她能够有所专注，克服疾病。
说起患病的往事，刘苗苗带着一种云淡风轻，甚至是当做段子来谈笑，但其中的艰辛，却可想而知。然而，刘苗苗的话语却跟她的电影一样，总让人看到“美好”，就像她回忆潇湘电影制片厂的老厂长傅紫荻时说：“傅厂长退休之后，到了饭点，就会在我们楼下大嗓门地叫我：‘刘苗苗，吃饭去！’那个声音在全厂回荡，现在想起来，他是在保护我，他怕我一个单身母亲，没有戏拍，怕别人会欺负我、排挤我。”
《带彩球的帐篷》让观众唏嘘着生命中的丢失与错过，而刘苗苗导演也在拍摄时经历了“失去”，“有一天早上七点，我坐在监视器前面，家里人打来电话，说我弟弟突发脑出血，我在拍摄现场没办法回北京，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让我决定开颅还是放弃。当时，莫西子诗在镜头前悲伤地吟唱着‘妹妹没了……’他在前面哭，我在监视器后面哭。弟弟在ICU病房住了七个月，最后还是离开了这个世界。”
而《带彩球的帐篷》的英文翻译是著名电影学者杜阿梅，她带病翻译完成了这部作品，在2023年6月去世。刘苗苗说：“马可·穆勒和杜阿梅这样的人，让我懂得什么是真正的高贵。杜阿梅在给我的最后一封信中写道：‘希望更多的人能看到《带彩球的帐篷》这部美好的电影。’如果这算是杜阿梅留给我的遗言的话，那么这样的遗言让我痛彻心扉。”
在刘苗苗看来，生命中的失去和伤痛无人能够例外，艺术创作也与之相通，需要勇气，“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认真创作的人，都是黑暗中的独行者，都要爬过一个个最狭窄、最坚硬的关隘，在你几乎要缺氧、窒息的时刻，砰的一下走出去，你可能就看到光了。然而，在此之前，你敢不敢走向那极致的绝境，迈向最尖利的磨难呢？这绝不是懦夫走的路。”
文/萧游
供图/刘苗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