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的一天，在公司上班的罗宁（化名）收到了一张母亲发来的照片，照片中展示了罗宁父亲罗强（化名）的工伤认定书。为了这一刻，她等待了6年。

6年前，农民工罗强在工地中暑后去世。罗宁就此踏上了为父寻求工伤认定之路，这期间她经历了法院一审胜诉、二审败诉以及申请再审被驳回。就在最难的时候，当地检察院伸出了援手，协助她获得了《职业病诊断证明书》，并以此为足以推翻原判决的新证据，提请四川省检察院抗诉，促成罗强最终被认定工伤。

“在这期间，检察官时不时和我通电话，询问进展。”罗宁说，检察院的支持，是她坚持到最后的动力之一，“有这些好心人的存在，让我相信正义一定会到来的。”

父亲在工地中暑后去世 女儿踏上为父亲认定工伤之路

2018年夏天的一天，罗宁收到了父亲罗强打来的电话，“我爸爸在电话里告诉我，他回到我们老家绵阳市打工了，还说工地就在我租住的地方附近，问我能不能住过来。”

罗宁开心地同意了。她家来自绵阳市北川县，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导致她家变成一片废墟。为了更好地生活，罗强借钱重建了家园，随后决定到外省去打工，给家里多挣一些钱。

“那之后，我爸爸就去外面打工了，我和妈妈留在老家，日子虽不容易，却很幸福。”罗宁说，就这样过了10多年，她从学生步入职场，父母也年纪渐长。2018年父亲终于决定回到老家绵阳来打工，“这样离家里近得多，我和妈妈都非常高兴。”

然而意外忽然到来了，2018年7月19日晚，罗强在工地收工时忽然晕倒，被送往医院后，于7月25日宣告医治无效死亡。医院出具的《出院病情证明书》显示，罗强被诊断为热射病，即职业性中暑，此外还发现脑部存在梗塞以及中枢性呼吸循环衰竭等情况。

罗宁后来回忆说，她觉得自己是在父亲去世后，才忽然真正长大了。

父亲在工作的工地突发疾病，随后去世。有朋友得知罗宁家的情况后，建议她去为父亲申请工伤认定。

“在这件事发生之前，我从来没听说过‘热射病’这个词。”罗宁说，为了给父亲认定工伤，她找到了四川升博律师事务所主任程蟒。

程蟒向北青报记者回忆说，了解情况后，他建议罗宁去进行了司法鉴定，《司法鉴定意见书》中认定罗强“符合中暑后突然晕倒，头部着地，致脑挫裂伤出血梗死，继发大叶性肺炎致急性呼吸循环功能障碍死亡。”

此后，罗宁向当地人社部门申请了工伤认定。但她表示，当时人社部门提出，按照规定，认定工伤需要再提交《职业病诊断证明书》。

程蟒说，这时他发现，四川省只有成都有医院能够开具相应的热射病证明书，而罗强就医的医院无法开具此类证明。2019年，人社局因为缺少相应证明，认定罗强不属于因公受伤。

先胜诉后败诉 母亲都几次想要放弃

罗宁说，为了给父亲寻求工伤认定，她和母亲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北青报记者获取的判决书显示，一审法院认为，罗强的死亡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的相关规定，应当认定为因公受伤（死亡），判决人社部门撤销《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并重新作出具体行为。

此后，绵阳市人社部门提出上诉。法院二审认为，罗强虽然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因突发热射病倒地后，经医院抢救死亡，但由于死者在医院的抢救时间超过48小时，且现有证据不能证明罗强患职业病的事实。罗强的家人虽然递交了司法鉴定所对罗强死亡原因的司法鉴定，但该鉴定不是职业病鉴定机构作出的职业病鉴定，其只能证明罗强的死亡原因，不能证明罗强患职业病。

法院二审判决，撤销一审法院的行政判决，并驳回罗强家人的诉讼请求。

即使此时，程蟒仍有信心，“我当时觉得还可以申请再审，事情还没走到最后。”可2020年9月，再审申请也被驳回。

2021年，罗宁在律师的建议下向绵阳市检察院申请监督。

罗宁回忆说，那段时间，她的母亲也考虑过放弃。“当时我妈不止一次跟我说，爸爸都去世这么多年了，该释怀的也都释怀了，要不就这么算了吧。”

“我回答说，这么多年都坚持过来了，为什么不再坚持一下呢？坚持一下会有希望的，如果最终确实无能为力，我至少也把我能做的都做了。”罗宁说。

检察院出面为去世多年的农民工申请抗诉 人社局最终认定系工伤

就在罗宁最难的时候，检察院向她伸出了援手。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文章介绍，受理罗宁的申请后，绵阳市检察院第五检察部检察官吴阳开展了一系列调查核实工作。

吴阳介绍，“事故伤害”和“职业病”是认定工伤的两种不同类型。在罗某某的工伤认定中，其家人在职业病诊断遇阻后，曾提起诉讼，试图走“事故伤害”类工伤认定这条路，但并未得到司法机关的支持，因此还是得回归“职业病”工伤认定这条路，才能依法实现劳动者权益保障。

此后，在检察机关与医院的多次沟通下，2021年9月，罗宁向位于成都市的某医院提出对罗某某进行职业病诊断的申请。与此同时，应医院请求，检察机关依职权调取了罗某某职业史证明等材料，并出具《关于罗某某的情况说明》。

对此，程蟒感慨颇深：“当时，医院是希望罗强工作的单位出具此份《情况说明》的，但该单位以各种理由推诿拖延，最终检察院开会，决定由他们盖公章，出具这份《情况说明》，并获得了医院的认可。”

最高人民检察院介绍，2022年4月，成都某医院作出《职业病诊断证明书》，证明罗某某为“职业性中暑（热射病）”。“该《职业病诊断证明书》属于行政诉讼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据此，绵阳市检察院依法提请四川省检察院抗诉。

据新华社报道，2024年3月29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首次会同四川省人民检察院制发司法（检察）建议书，建议绵阳市人社局结合申请材料和《职业病诊断证明书》，对罗强的工伤以及享受保险待遇进行认定，实质化解行政争议。2024年4月2日，案件在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王树江、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王麟同庭履职。

庭审中，绵阳市人社局表示已实质启动工伤认定程序，罗宁和家人当庭表示愿意撤回再审请求。法院作出“准许其撤回再审请求，本案终结再审程序”的终审裁决。

罗宁说，父亲去世后，她一直随身带着父亲的身份证和社保卡。那天她也带着父亲的证件，一起见证了法院的最终裁决。

此后没多久，罗宁收到了那张拍摄了父亲工伤认定书的照片。

“6年来唯一没放下的心结就是为父亲要个说法 好在我坚持下来了”

回顾这6年时光，罗宁感觉自己成熟了很多。“以前我的家里的事情，都是爸妈搞好的，爸爸去世之后，很多事只能我来承担起来。为此我一度辞掉工作，就希望能给爸爸搞到工伤认定。”

曾几何时，罗宁有一份执念，不希望母亲去寻找生活中的另一半。“其实我爸离世后，曾有一些人给我妈妈介绍过对象，我妈妈会来问我的意见，当时我都不太同意。”

“后来我放下了这份执念，去年我告诉妈妈，人们都说‘老来伴’，老了需要有个人陪伴。我主动问她要不要再去找一个对象。”罗宁说，“后来我妈就又找了一个男人，我看着她每天很开心，我的心情也好了很多。有时候我联系不上我妈妈了，给那位叔叔打电话，就能找到我妈妈。”

罗宁说，父亲去世的几年时间里，她和母亲从来没有在自己家里过春节。“那几年家里就只有我和妈妈，我们就只能去我外婆家，那里有亲戚，有人气。去年我结婚了，我妈妈也有了另一半，今年春节我们久违地在自家过，两家人聚在一起，人气起来了，也热闹了。”

“这些年，我放下了很多心结，唯独没有放弃的就是要为父亲要一个说法。好在我坚持下来了。”罗宁告诉北青报记者，这些年她时常会去给父亲扫墓，和父亲聊聊生活、聊聊判决，“我爸爸生前和我就好像兄弟一样，无话不说。有时他和妈妈吵架了，就跑过来找我诉苦。我遇到不开心的事情也会找他倾诉。这个习惯就这样维持到他去世之后。”

收到终审裁决后，罗宁将法院文书带到了父亲的墓前，将这个消息告诉了父亲。那一天她感到了释怀。

“这期间，检察官们一直很关心我，经常和我通电话，询问我这边的进展情况。感谢这些好心人，检察院的支持，是我坚持到最后的动力之一。”罗宁说。

罗宁说，5月中旬，她家收到了迟到6年的工伤保险理赔款。“这些钱我都交给了妈妈，希望她的晚年能够幸福生活。我现在也常常关注其他在工地中暑的农民工的新闻，希望能够有机会帮助到他们。我也想告诉有类似经历的人，要相信法律，正义一定会到来的。”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6月5日发布的文章介绍，针对罗强一案反映出的共性问题，四川省检察院正着手开展社会治理工作，拟向有关部门制发社会治理检察建议，通过办理一案推动治理一片，以更高层次的诉源治理助推更高水平的社会治理。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屈畅
编辑/王朝
校对/熊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