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17日，中央音乐学院在天津正式筹建成立，著名小提琴演奏家马思聪为首任校长。在1958年，中央音乐学院迁往北京，同年10月4日，在原地组建起天津音乐学院。

◎鲍晶（天津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

在我走过的人生驿站里，使我最难忘怀的是天津中央音乐学院。那时候我二十来岁，从早到晚生活在有着歌声、乐器声的环境里，真是“少年不识愁滋味”，对生活充满着美好的憧憬。随着年华老去，当年和我一起工作生活过的伙伴，常在我的梦境里出现。在我梦境里常常现身的一个，就是个子不高、不胖不瘦、头发又黑又粗，浓眉大眼、厚厚的嘴唇有些外翻的阿雄。

我和我的伙伴，都叫杜式雄为“阿雄”。他比我大几岁，江西吉安人。夏天天气再热，他也将衬衣系在裤腰里，显出没有多余脂肪的腰身，冬天天气再冷，也就穿件短的棉大衣还不扣扣子，脚下一年四季都穿着单皮鞋。阿雄性格随和，笑起来很腼腆，就是生气时皱着眉头撅着嘴，那样子也让人好笑。他爱诗、爱音乐，嘴里经常哼着乐曲，要不就用口哨吹曲。他走路时，爱拿捏步态，看上去又妩媚又招笑。1949年冬，院里增添了扩音器，安装了大喇叭，为的是广播单位的通知，后来成立了播音室，一天三餐时播音，放些音乐、播报通知，有事则长，无事则短。阿雄负责唱片室，兼顾播音室，“一身而二任焉”。他工作起来没有钟点，执行的不是8小时工作制。我住在播音室的斜对面，距离播音室最近，他有事经常找我，我也常去他那里做客。

播音室成立后，每天早晨到点就放音乐，呼唤大家起床。各单位有什么通知，就通过播音室播放，阿雄的江西口音不合适，就找我帮忙播报。播音室的事越来越多，也就“正规”了。每天早起先放开始曲，后报当日日历，然后是当日气象，放广播体操的配乐，播放院里的通知，还有什么表扬稿、批评稿。开头，我就是帮忙念个通知，后来阿雄揪住我不放，我成了义务的播音员，不但不能睡懒觉，还到点就得坐在那里，阿雄负责电器操作，我负责口头播报。天气暖和时还好过，冬日里室外一片漆黑时，播音室里的小红灯就亮了，播音室就像雄鸡打鸣一样开始发声。后来，上面下发了加强播音管理的通知，播音室只能转播电台的节目，我才松了套。

那时，每次院里要召开大会或是举行演出时，阿雄与电工都提前到场，在舞台的右下方摆好扩音器、录音机，舞台上放好麦克风，一切准备停当，他就坐在录音机旁等待开始了。一开始，他就操纵着机器，倒换着录音带，全神贯注地进入工作状态。他关注着红色、绿色指示灯，再好不过的演出，他也不能细心去看。如果正在开会、演出时，忽然电器出了故障，人们不耐烦的埋怨声，叽叽喳喳由小到大。众目睽睽之下，阿雄和电工头上冒汗地寻找和排除故障，那是他们最尴尬、最焦急的时刻。有时候，演出很晚才结束，看的人都疲惫地离去，阿雄却要把电器一件一件搬到楼上播音室。虽说有电工帮忙搬运，但是扩音机、录音机，他都不肯让别人搬，生怕到了别人的手里会损坏。演出结束得再晚，转天早上，播音室还是按时照常播音。

唱片室临近播音室，阿雄负责唱片登记造册、保管、借用。老唱片有大有小，有厚有薄，同一乐曲的唱片，因指挥和乐队的不同而身价不一。有些绝版的唱片，就像绝版的图书一样，十分珍贵。唱片是消耗品，不随便借用，借用唱片有严格的审批程序。阿雄近水楼台，但是他从不随便取出唱片去自我欣赏。有些熟人找他借唱片，摆出各种动听的理由，请他网开一面时，随和的阿雄却变得非常固执，没有主管的签字就是不肯，闹得彼此不欢而散。这时候，阿雄就怀着一肚子的委屈，气哼哼地来找我发牢骚，风浪过后也就平静了。有段时间，每天晚饭后，我和阿雄都打乒乓球。有时候，他还没吃完饭，端着饭盒就来了，看到有了空当，放下饭盒先打球，赢了就接着打，输了就利用空当吃上几口饭，全然不管饭菜冷热，是否伤害肠胃。

1956年，我调到北京工作后，收到阿雄的来信。信的开头是一首诗：“谁不愿用快乐的目光/把过去来留恋？/谁不愿把旧日的时光/和友情来回想？”他告诉我这是罗伯特·伯安斯的诗。信中写道：“祝贺你愉快地踏入新的环境、美好的环境。这正是英雄得到用武之地，正是大发雄才的地方。在这美好的日子里，让我高举起酒杯，为你将来的无限幸福祝贺！”信里还提出，“如果春节你回家的话，我很想去看看你，想住在你那里畅谈一下。同时，设法去看《茶花女》。”人的祝愿都是美好的，谁也没有想到，我这个“英雄”，在1957年就翻身落马了。后来我才知道，音乐学院的马列主义教研室，除了个别人当时没在单位以外，几乎是连锅端地“烂掉了”。他们也没有幸免，纷纷落马了。我就是不调到北京，难道就上了人身保险吗！

1957年，中央音乐学院搬迁到北京，阿雄与唱片、录音机也一齐来到北京。那时的政治气候，人人自危，噤若寒蝉，相互之间很少来往。1961年，我离开北京去了宁夏，一去就是13年。母亲和我儿子在北京，妻子在天津，我心力交瘁，没有心情和亲友联系。改革开放以后落实政策，我就像飞鸟一样飞转了一个圈后，又飞回到了天津，过去在天津祝福我的阿雄却到了北京。

1981年9月5日，时隔32年后，我来到北京中央音乐学院，看到了许多老朋友。韩宗和、丛树海告诉我，阿雄结婚了，对象是个工人，有了一个小孩，年纪还小。这位堪称晚婚晚育的模范，也没有多少存款，现在的负担不轻。他们陪着我到了电声室，阿雄在拥有先进电声设备的房间里忙碌着，工作环境和工作条件都鸟枪换炮，今非昔比了。阿雄对我说，等他下班后，请我去他家吃饭，好好聊聊。我因为有事在身，就与他约定，过些日子再来看他。

9月15日，我又去了音乐学院，老朋友们告诉我，阿雄病倒住院了。他们说，前三天开大会时，阿雄因为脑出血，歪着头坐在椅子上，身旁的人还以为他疲惫不堪睡着了，也没有在意。散会时，人们纷纷离开会场，阿雄还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人们才感到问题严重，紧急将他送往医院抢救，现在脱离了生命危险，但是还在重症监护室里监护呢！我木然地听着，觉得人的生命真是脆弱。这才分手了几天，阿雄怎么就走到了阴阳分界的边缘呢！

过了一个月，我从朋友电话里得知，阿雄经过抢救转到空军医院后，头部做了大手术，因为耽误了最佳治疗时机，虽然保住了性命，但是留下了后遗症，言语不清，生活不能自理。还说，他病后变得烦躁、激动，可是言语又表达不清，已经转到北京远郊区的疗养院里疗养。他们再三叮嘱我不要去看他，因为医生再三嘱咐，这种病就怕病人激动，阿雄为人热情，见到你时会激动的。他们是为阿雄着想，才说这番话的。我听着心里不是滋味，朋友病成这样，我想看他又不能去看，他最需要人关怀时反而要你与他疏远，“道是无情却有情”，人生怎么会是这般无奈啊！病中烦躁、激动的阿雄，能够理解朋友的心情吗！

在我的梦境里，阿雄还是时常现身，依然是老模样，走路时拿捏着步态，腼腆地对我笑着。我想，从1949年10月到1981年初，中央音乐学院的师生员工，能有几人不认识他呢！师生里能有几人没从他的手上接过唱片、录音带、录像带和光盘呢！这个热忱祝愿别人要“英雄用武”“大发雄才”，自己却甘心作为泥土去铺路的人，幸福为什么不去亲近他呢？巴金曾经说过，“我唯一的心愿是：化作泥土，留在人们温暖的脚印里。”回头看过去，变得言语不清、生活不能自理的阿雄，真的做到了；可是，走过泥土从而走上红地毯，被鲜花和美女簇拥的人，还有那些走过泥土而没有鲜花和美女陪伴的人，他们的脚上感到了泥土的温暖吗？

阿雄啊阿雄，病中烦躁、激动的阿雄，我只能默默地祈望你安心静养，却不能握着你的手，说些开心话，使你感到温暖啊！

2008.7.10

供图/雨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