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小镇做题家：出身、心态与象牙塔》分享会

时间：2024年5月12日下午三点

地点：单向空间·郎园station店

嘉宾：谢爱磊 学者，长期关注高等教育和社会流动相关议题

刘云杉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主持：程猛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

国内第一部以“小镇做题家”命名的教育社会学著作——《小镇做题家：出身、心态与象牙塔》5月初问世。作者是出身农村的“80后”教育社会学学者谢爱磊。

他自2013年起对近2000名高校学生展开追踪研究，其间对100余位高校农村籍学生进行深度访谈，旨在全面分析这一群体的家庭背景、学业表现、社会适应与就业出路等情况。书中不仅包含丰富的数据和事实，还有生动的案例和受访者的真实口述，呈现了农村与小镇青年在社会流动中的内心挣扎与成长。

谢爱磊

《我们并不一样的童年》绘/谢香宜

“小镇做题家”，最早出自“豆瓣”

程猛：先请谢爱磊老师介绍一下《小镇做题家》的背景。

谢爱磊：我的研究是2013年开始的。2012年，国家出台一项政策，要求重点高校招收更多农村籍大学生。该项政策出台的背景是，之前在精英高校里面农村学生的数量有一点下降。之后媒体和大众开始比较关注重点大学里的这些学生到底学得怎么样、过得怎么样。

当时我读到很多报道，基本都说他们学业困难、很多人沉迷游戏，甚至辍学。我特别担心这些报道会带来对这个群体学生的刻板印象。于是从2013年起，我们开始追踪进入精英高校的一批“农村学生”——当时我们定义的“农村学生”主要指农村和小镇的学生，希望揭示这一群体在学校遇到的挑战到底是什么，学业方面还是社会生活方面？

多年追踪下来发现，他们的学业水平其实跟城市学生基本相当。然后到2020年的时候，关于他们的流行话风又转成“小镇做题家们超级擅长做题，意图用做题去改变命运”。

其实我一直不太愿意把我追踪过的学生们称做“小镇做题家”，我特别担心这个名字会导致对他们的一些刻板印象。这样的话一个风险是，可能导致我们不够理解这个学生群体面临的结构性困境，比如优质师资欠缺。

第二，尤其是现在主流媒体对所谓“小镇做题家”的定义——出身农村和小镇、擅长做题却缺乏视野和资源，容易让大家把他们看成是一成不变的。而实际上，“小镇做题家”这个词最早在豆瓣小组出现时，是掺杂着很多自嘲成分的。自嘲源自他们对自己成长的反思，能够“自嘲”恰恰说明他们在成长。

最后一个，近些年围绕“小镇做题家”的学术研究比较多，有一种对他们行为模式的总结是：超级能做题，但天生其他方面特别欠缺。我特别担心的一点是，如学生把这些科研成果套在自己身上，认为它是不可改变的命运。

所以我写这本书，其实是想做一些对话。主流媒体在做群体叙事的时候，可不可以站在他们的立场去理解他们的成长经历，然后我们再从学者的角度提供一些新的认识？学生有权利定义自己的人生，社会、媒体也好，不要着急为他们定义。

“小镇做题家”更多是一种心态、一种人生态度、一种反身性思考。

刘云杉：首先，是真实物理空间上的小镇。中国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的确存在很多差异，向更好的工作机会、更优良的生活待遇、更良性的社会环境流动，也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大多数人走过的历程。

更重要的是文化和心理上的“小镇”，它指向的是一定的机会匮乏、一定的生活乏味或情感寡淡。

前四十年我们经历了中国的镀金时代，快速发展、财富繁荣，充满机会和传奇，英雄辈出。

而现在，“小镇做题家”的出现，意味着不是少数人和多数人，也不是他们和我们，而是我们共同面临着新的考验，比如高峰过后面必须面对不确定。

之前的社会只是激发个体某种想象，激发你不断离开，而不是让你和命运、和身边紧密结合获得那些力量感。

程猛

知识改变命运？还是教育助人摆脱命运摆布

程猛：今天青年人用“小镇做题家”表达自我，让人联想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著名的“潘晓来信”“人生的路怎么越走越窄”。年轻人的困境常伴生对时代的拷问。

云杉老师在推荐语里写到一句话：“到底是知识改变命运，还是教育使人不受命运摆布。”想请云杉老师进一步阐释一下您对“知识”“命运”“教育的力量”这几个概念的理解。

刘云杉：从“小镇做题家”，我更看到的是一个代际的冲突，而不是一个阶层和一个阶层的冲突，是一个代际之间的冲突，是一个时代和一个时代某种流变以后留下来的问题。如何破解？首先你不能缩回去，缩到你想象的某种舒适区，或者改变自己，变得一个所谓“超级大玩家”，而是要把自己交给命运，让这个时代不断锻打自己。

比较以往，今天年轻人更大的问题是经验匮乏。比如大学第一代，1970/80年代的学生，他们更多是和整个时代在一起、和更大群体的命运在一起，摸爬滚打，在这背后获得某种力量，获得更健康、更坚强的人格，也负更大的责任，跟身边、近处产生更切实的关系。

今天比较大的问题，是年轻人好像总是在望向远方，对自己、对身边不满意，或者对身边无感。究竟怎样才能突破对抽象、远方、失真的迷恋？其实不如切切实实看自己、看身边，从每一件小事开始做起，因此而变得有力。时代固然发生了变化，但每代人的路都是这样走出来的，只有这样一步一步切实地走，才可能变成坚定有力，也才可能有所谓的韧劲，而不是脆弱的、易碎的状态。

谢爱磊：我写作的时候一直在探索到底什么是力量。后来我发现这个力量就在于这些学生群体自己身上，在个体层面特别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反身性。当一个人来到一个新环境，他可能感到不安、感到不舒服，但他不会永远停在这个心态里，他会思考为什么是这样。正是这些思考会带来改变。

前段时间在朋友圈看到小丸子跟妈妈的一段对话。小丸子说：“妈妈，我将来会让你过得特别幸福。”她的妈妈说：“孩子，你在普通的家庭长大。未来你在社会上行走的时候，没有人为你撑伞。我们能给你的东西有限，你能够成长为一个快乐的人就已经非常了不起了。你不要用另外一种标准来要求自己。”

这段话让我很有共鸣。我写学生群体，我看到他们跌跌撞撞、他们生存的各种体验，也看到他们因为跌跌撞撞产生对自己成长经历的反身性思考。这些反身性思考正是可以带来改变的东西，他们会想一个更完满、更加宽阔的人生是什么样子，自己独有的价值到底是什么。

当然我也希望其他人可以从中看到一些社会工程可以改进的地方，比如我们的教育可以做什么。这些学生所有的反身性思考有两个特别明确的指向：一个是过度竞争、优绩主义的教育系统；另一个是社会流动性。我们处在宏观的历史背景当中，这个社会结构正在发生微妙变化，我们每个人都身处这种变化当中。个体层面需要破茧，社会工程方面也需要一些改进来帮助他们。

刘云杉

热爱和珍视身边每一种机遇和可能性

程猛：近几年高等教育成为特别热门的话题，比如三联生活周刊关于“绩点为王”的讨论。从政府、社会、高校、家庭各个层面，对于出身村镇相对来说处境不利的大学生，有哪些我们可以尝试的新的做法？

谢爱磊：这刚好与书里面的内容直接相关，我大概提炼了三个方向：第一个是扩容，假如精英高校能够再继续推进更多的有相似背景的学生进入高校，让他们更多看到彼此也许会更好。这个事现在正在做。

另外一个是文化增益，这些学生到了精英环境以后，还是要尽早适应精英大学的环境，了解精英高校的文化内核。这方面怎么帮助他们？一个是大学做一些有针对性的入学教育，让他们参加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跟老师有更多交流。另一个是比较早地在农村的中小学做一些有意思的项目，比如让孩子尽早参加兴趣班，学习才艺，接触到图书馆、文化馆，再就是赋能。改变过去城市和农村不平等的社会关系，让乡村文化、生活的内容，在精英大学里面能够得到珍视。让这些学生在反观自己成长经历的时候，能觉得过去的成长经历是有价值的。很多学生到大学以后容易“自我低估”，是觉得自己过去的童年生活不能让他们在大学里获得竞争优势。要让他们对城乡生活有“平视”的目光，离开农村，只是到另外一个环境追求不同的生活，而不是追求价值观上更高级的生活。

刘云杉：爱磊给的建议都非常具体。我其实不喜欢“社会工程”这个词，因为一谈“工程”，感觉就是自上而下的。我更喜欢的是社会力量、个体的力量。每个人就像草一样，各种各样的草都要蓬勃生长，然后日久天长也好、滴水穿石也好，才会有穿透力。更重要的是扎根自己的环境，热爱和尊重身边的每一种机遇和可能性，由此勾连一个更大的世界。

所以在学校里我更愿意说：“教育是生活，学校是社会。”教育是生活，生活在一起，大家多元的文化、多种的方式一起玩。十年、二十年前一个宿舍里面没有听到农村城市的学生之间有什么样的冲突，一样的校服、同样的学习，可以消弭校园之外不一样的东西。这是我们走过来的一个历程，共同生活在一起，在新的学习任务、教育任务和生活任务里面结成友伴和非常强的共同体。这是中国教育里面非常美好的。

曾经有一个老师跟我讲，他给一个“二本”学校学生的班史写序言，非常感动，那个班学生之间有很深的情谊。这是教育可以给他的美好的东西，超越他的家庭和生活中有限的部分，成为他人生最重要的资源。为什么今天的学生彼此无感？我不大喜欢这样一种无感的状态。

学校即社会，而不仅仅是抽象的或者训练场上的某种绩点，多少打一个符号，这个符号可以各家通吃。这是对教育极大的扭曲和异化。

大学是什么地方？是犯错误成本最低的地方

谢爱磊：补充一点，往往社会学研究以后，你会看见很多结构问题，那个时候你会想怎么办。其实每个个体只要你看到可以做的东西，你就去做吧，你从个体层面做一些事情。

我自己做了很多尝试，比如帮助农村学生更好适应大学生活，在他们刚进校时带他们做一个项目叫“室友计划”，带他们跟系里面的老师一个一个吃饭，告诉他们到大学里面来，哪些规范不是不可以打破的。只要你去了解他，跟老师多聊天，就知道不是你之前想象的那样“我不找老师老师也不找我。老师找我，肯定是我有什么问题”。其实学校里面不是这样，你可以找老师聊很多东西。

另外一方面，让高年级的学长给他们做分享会，比如到底入校以后参加几个社团、社团做到哪个层面比较好、这些东西跟我的学业到底什么关系。

做这件事情可以帮助到他们，他们还是很有收获的。这是所谓的“微改进”的工作。

刘云杉：微试验、微改进特别重要。

提问：我是做心理咨询的，请问谢老师，你在采访中有没有发现某些学生更容易自我低估？

谢爱磊：差异肯定是有的。我的研究特别关注文化资本的影响，比如早期有没有接触异维训练的机会、有没有接触兴趣班、有没有参加过一些旅游项目、有没有跟父母出去旅游过。早期社会化过程中有类似经历的学生，这个方面感觉会更好一点。

但同样比较容易自我低估、自我设限的一类学生，只要他勇敢走出第一步去探索、逐渐学习，也会人生变得非常开阔。“自我低估”这个词也是告诉大家，也许你对自己能力的认识是一种误认，只要你迈出第一步，很多东西是可以改变的。这是这个词想传达的核心意思。

提问：我们作为学校里的学生，可能缺乏“微改进”的机会。我们应该如何选择，如何更加高效地进行所谓项目上社交，从而提升自己社会接触的可能性？

刘云杉：“小镇做题家”最大的问题，是在确定的范式里面不断重复，而这个确定的范式让他在走入更大的社会时是失败的，他就开始自嘲。

其实有一句话：“大学是什么地方？是犯错误成本最低的地方。”你到社会中犯任何错误都可能有很多代价，而在大学里天然就有试验犯错误的可能性。今天大学也在发生很多改变，让它更松一些，空间更大一点。这个“松”，是把原来唯恐犯错误、捆得很紧的手脚、绷得很紧的神经，今天可以松动一点，让你可以慢慢折腾一点事情。

所以我认为不存在没有微改进机会的问题，可以观察，可以看。“向上社交”是刚才谢老师在自嘲。其实首要的是把所谓“上”“下”的评判破掉，敢于走出自己，去和身边的人社交。

谢爱磊：特别同意刘老师的观点。我这么多年研究下来发现，在大学有收获的学生，多半是在非学业方面、在社会领域做出积极探索的。他们从接触身边的朋友、老师开始探索起。有些障碍可能是想象的，比如“自我低估”，自认为缺乏某些东西，实际上我们只要再勇敢一点，很多东西就能被打破了。比如作为老师，当学生给我们写电邮说“老师，我要见您一下”，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很多东西都比较容易打破，要勇敢地做探索。

程猛：补充一下，有时候要善于在自己的生活中寻找例外，多体会成就感，忘掉挫败的东西，这样有助你更自信地平和面对。

“小镇”是物理的，也是时代的。眼睛里别只有自己

提问：我想问的是，“小镇做题家”主动放弃自己原来坚守的“只要努力、踏实做好某些东西，就能达成目标”的想法，这反映的是应试教育和大学更复杂、更多元的评价关系衔接的断层，还是更反映中国学生内置教育的缺失？如果搞学术或者日后当一个老师“为天地立心”的想法足够坚定，是否就能够不被规则所裹挟，圈定到社会给我们设的那些陷阱里面？

刘云杉：首先，如果高中时只做题，做题是有标准答案的；带着这种确定性的思维方式进到大学，会发现面前是复杂的充满不确定的世界。如何调整自己就成为很大的问题。

其实好的教育，从一开始就不应该只给确定的东西，而是帮助学生从胆小害怕，慢慢走到能选择、能挑战、能自主、能够面对不确定、承担不确定可能带来的某些失败，这样一个过程。如果你到大学才开始，也没关系，也还可以开始，意识到生命中不能光做题，准备好利用大学可能给你的挑战。

第二，关于如何能够不被目标导向和社会评价裹挟。教育给人的就是最后的自主，当人人都怎么样的时候，你还可以选择你确认的东西坚持下去，而不是永远追赶某种热潮，永远活在评价指标和他人的眼光里。活在某种镜像当中是没有自主的。当然走出这一步需要你在大学里好好抓住机会锻造自己。

谢爱磊：我做学生访谈时，遇到过很多跟你类似经历的表述，比如高中时每天生活特别明确，做题，第一部分选择题，第二部分填空题……到大学这些全没了，感觉很慌。人生也是一样的，要放弃很多确定性，面对很多未知。

其实教育就是让我们发展自主性和独立性，应对这些不确定性的。当你选择不盲从于一些规则，教育的力量就已经显现了，你已经在独立思考自己的人生、要做自己独立的选择。

我特别希望读者一定要看到第五章，其实前四章是反身性的产物，当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就已经在试着做出改变、发掘自己的力量，在克服一些对确定性的依赖，试着探索更加好的人生。

提问：我高中是北大附中，刚刚结束上届高考。我们在高中就身处比较多元的评价体系，你可以投身不一样的社团活动，也有一些进阶课程可以学习。

但进到大学仍然有很多困难，感觉高中时做很多事情是源自自下而上的活跃和激情，反而更能认识自己。我想问的是，为什么社团能动性在大学会消失？自上而下的改革和自下而上的重建如何进行，这也是我个人的困惑。

谢爱磊：这个问题很大。有一些共同的社会结构在影响他们，因为他们在经历着类似的社会进程，在同样的教育系统当中接受教育。

但无论是老师也好，学生也好，个体仍然可以做一些事情。举一个例子，我给支教团体做教师培训时，会跟他们讲我的想法——农村孩子进到精英高校后，他们的困扰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他们自身文化生活的内容没有成为他们学习新知识的基础，不能成为他们值得骄傲的东西。改进办法之一就是“文化赋能”，比如把学习知识的基本图景放到农村，一段英语对话可以放在田间地头这类孩子们更加熟悉的场景。这样很多东西也许变得更加容易接受，也让他们能更好地重视自己的生活经历。我们过去的教科书不会这么做。

刘云杉：我们前面讲“小镇是物理的，也是时代的”，其实最简单一句话，与其在这里自己有很多心理上的演绎，不如你真的走出来做一点事。

不要只想着比我好的、光鲜的，还要看到很多和我一样的、不如我的人，我怎么帮助他。当你眼里有很多不如你的人、很多和你一样的人，你才可能有感同身受，这样你慢慢就有力量了。很简单，眼睛里别只有自己。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