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瑶先生在北京大学

◎孙郁

在“王瑶和他的世界”的展览会上，看到了先生许多手稿和旧物，展厅入口处播放着他的讲演录音，听起来很亲切。我忽然记起上世纪80年代中期，先生来沈阳讲学，我与师弟臧永清跟在他身后，在沈阳师院和辽宁大学听了几次课，我们拎着一个笨重的录音机，将内容都录了下来。他的山西话并不好懂，但形象，有味道。讲演内容涉及五四、鲁迅与茅盾，历史的现场感在特殊的语境里被还原出来。可惜这些录音后来没有保存下来，不知道怎么都遗失了。

毕业后我到鲁迅博物馆工作，多次见到他，能够感到他和博物馆特殊的关系。鲁迅研究室成立的时候，他曾从北大调来，任副主任，虽然时间短，却留下不少有趣的故事，后来又成为八大顾问之一，研究室的人和他的交往也多了起来。

印象深的是1989年纪念五四的活动，他讲话不长，但很风趣。大意是，启蒙是一个长的过程，难以一蹴而就。他的讲话抖出几个包袱，满屋子的人笑了起来。他却表情依旧，一副严肃的样子。这些话，后来在学界传播很广，有的成了名言警句。

我对于王瑶的了解，多来自他同代人的追忆文字，和他的学生的口述。这一次在展览中，又看到了大量书籍和照片，并得到陈平原、袁一丹编著的《王瑶画传》，一些模糊的影子，渐渐清楚了。比如，他的鲁迅《野草》的批注本，就很有意思。他研究鲁迅，是有一种关联性的目光的，在《过客》一文的旁边，他写下《两地书》里的相关的话，以此佐证其间的隐含；理解《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时，便从《写在〈坟〉后面》里找到相关的论述，对应起来，主旨就清楚了大半。《颓败线的颤动》一文向来难解，王瑶批注云：“对侮辱的无名的痛苦与颤动的反抗”，并引用鲁迅《关于女人》解之。理解《野草》其实很难，他在这本神秘的文本里也感到了思想的盘绕。要理解鲁迅，只有通晓他的全部作品才能把握要义，这大概是他的一种方法论，至今都是值得借鉴的。

王瑶身在学院高墙内，但对于书斋气持警惕的态度，尤其对于本本主义不满。比如有一次，他谈到某学者研究《子夜》，以为几个人物名字映射了谁，茅盾看后哈哈大笑，觉得离题远了。王瑶的意思是，现代文学研究，不能望文生义，要懂得文学之发生和写作之规律。这些大概与他的经历有关。早年编《清华周刊》，又因参加学生运动而被捕过，后经历国土沦陷之苦，尝过世间各种滋味。他在上世纪50年代是很红的批评家，介入过批胡适、胡风的运动，后来又受到冲击，成为别人批评的对象。他对于世间诸事，便不再是直线思维，有迂回婉转之态。自然，其间不乏各种追问，于是感到，书斋里的人，有时是不解文坛风云的。他的看似不正经的表述，也未尝没有返身冷观的意味，只是有的话语，有别类隐喻，我们不易察觉罢了。

王瑶的论文与专著，都显出大的气象，也把古代文学研究的范式引到新文学的思考里。他的一些小文章其实也好，只是写得太少，有点可惜了。那篇自述，就受到六朝文影响，看他的手稿，柔中带刚。其言其行，也可进入“新世说新语”中，任诞和逍遥中，幽情暗生。他的同学张恒寿说他有点名士气，那是不错的。好友朱德熙在回忆文章中则欣赏他自我解嘲的样子，这是一般人没有的境界。

朱德熙也是汪曾祺好友，对于汪氏也是喜欢的。不过汪曾祺是风入书林，山水气中染出文气，而王瑶虽是象牙塔中人，却在“出语多谐”中流出野气。这三个人在西南联大的故事都值得写写，他们代表了知识人不同的类型。

描写王先生的文章很多，有的提供了有趣的视角。我很好奇他同代人的看法。赵俪生说他对于王瑶的《中古文学史论集》兴趣不大，但认为《思想》《生活》《风貌》是好的，因为“思辨气息未被考据全压下去，文中尚有几分活气”。

新中国建立不久，王瑶忙于著述，结果象牙塔外的人说他不参加社会活动，而学界则觉得他思想过新。范宁《昭琛二三事》就披露过蒋南翔对他的批评，其间的故事，说明时代转型的时候知识人的定位之难。印象最深的，是他清华同学韦君宜的那篇《我的老同学王瑶》，文章不长，却道出王先生的风骨：

我自1979年起，每年在清华校庆时必返校，每次返校时常见到王瑶，闲谈一会儿，这时我们都老了。有一次我问他：“你现在还写东西吗？”他笑呵呵地说：“老了，老了，我现在要是什么都不写了，就是坐以待毙。要还是写呢，就是挣扎。不过，还是垂死挣扎比坐以待毙好。”我也为之大笑，说：“我也跟着你垂死挣扎吧。”看得出在改革声中，他重新意气风发的神气。

韦君宜与王瑶都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她后去延安，成了红色作家，但他们好像在许多方面有相近的体验。我觉得那代人，有许多我们不解的一面，提供的话题是丰富的。看他们留下的文字，真的像难得的镜子，照照它，才知道我们应该珍惜什么，拒绝什么。

2024.5.9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