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占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职员）
杜伯园，男，汉族。1929年12月出生于山东济南，今年95岁。幼时在北平上学，后辗转到济宁、济南就读。1947年9月考入黄埔军校二十二期，骑兵科。1949年毕业后，到甘肃天水的骑兵学校当学员。1949年8月返回成都校本部，12月随军校参加起义。后参与修筑成渝铁路，并获劳动模范奖章。1951年初，随志愿军第六十军奔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被评为作战行军一级劳动模范。1956年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工作，在其附属中学及中文系任教长达34年。1991年退休，现为黄埔军校同学会第七届理事会副会长。
“黄埔我早就听说了，很向往，想去看看”
杜伯园两三岁跟随父母来到北平，4岁时就读于小水车胡同小学，三年级时加入童子军。小时候，杜伯园听父母经常讲起1928年“济南大惨案”，每每想到日军在济南城犯下的累累罪行，心中就充满了对侵略者的仇恨，坚定了报国强军的志向追求。“七七事变”后的1937年7月29日，北平沦陷，日军接管杜伯园的学校后，开始推行奴化教育，强制中小学生学习日语，父母想让他转学到更好的学校，但未能遂愿。小学毕业以后，杜伯园离开北平，到济宁入读中西教会学校，后再次转学至济南大明湖边上的正谊中学。
1946年，杜伯园读高二，学校来了一批国民党的人学习通信，分有线通信、无线通信。当时大人怀疑他们是不是特务，但是发现他们的伙食并不好，后来打消了这种疑虑。这些学通信的人里，机灵点的人就学无线电，当地俗称“打榔头”，身体好的人就学有线电，俗称“爬杆子”。他们的营副是黄埔出身，对杜伯园这些学生很好，闲聊时跟杜伯园说：黄埔军校要在山东招生，且是新制军校，你要愿意的话，可以在“打榔头”的办公室里学习。
不久，黄埔军校招生的消息就传来了，计划要在山东地区招生100人。这是此前没有过的规模，甚至此前很少在山东招生。那一年有1万多人报考黄埔，盛况空前。
杜伯园凭着还是学生的身份，观摩到黄埔军校招生的场景。据他回忆，当时一共有三个教官，他们小声地说：“立正！稍息！立正！请坐！”然后看考生的表现评论几句，观察他们的言谈起坐，由此可知黄埔对考生的身体姿态要求很高。招生考试持续了十余天，如何快速地批完1万多份考卷呢？实际上，据杜伯园观察，此次招生基本上全凭面测，面测通过以后再把考生的卷子抽出来看，卷面及格就可以录取了，录取过程比较严肃、正规，后来总共录取了100个人。
1947年，杜伯园高中毕业，参加了当年的“高考”，谈及报考黄埔军校的经历，杜伯园回忆说：“抗战胜利之后，愿意考大学的多了。高中毕业之前，我还进过海军考试，他们也很欢迎我，因为我身体好，但我最后还是考黄埔了。为什么呢？第一，那是大后方，没去过，黄埔我早就听说了，很向往，想去看看；第二，黄埔的人说从22期开始要改成新制军校，从前是一年半到两年一期，现在改成四年了，可以发两个文凭，文科学校可以发大学文凭，然后再发一个黄埔的武科文凭，这对我真是很有吸引力了，所以我别的就都没考。”同年，杜伯园顺利考取位于成都的“陆军军官学校”，俗称“成都黄埔”。
考进成都黄埔，编入第一中队骑兵队
“成都黄埔”于1935年创建，原为国民党在成都设立的“黄埔军校成都分校”，1938年改称黄埔军校第三分校。1939年初，原本位于南京的黄埔军校本部随国民党西迁，最终迁至成都市区北较场，原成都分校即第三分校并入本校。1946年元旦，军校由南京时期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改名为“陆军军官学校”，确定培养对象为国民党军基层干部。黄埔军校在成都时期，培训学员从第14期至第23期，共10期。杜伯园所在的第22期为抗战胜利后招考的学员，共有1358名。1947年，蒋介石辞去校长一职，由关麟征任第二任校长，1949年9月，因关麟征调任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黄埔一期生张耀明继任校长。
杜伯园回忆说：“考上黄埔以后，有个很大的问题是，我家里没钱，听说我的姑父在陇海线上工作，我父亲跟我说如果路过的话就去看看。他们其实也是逃难出来的，一直没回去。见到姑姑，她给了我两块银元。这两块银元我一路上真是想办法省。到了四川已是秋天，当地的农民允许我们吃他们的柿子，但是不能糟蹋柿子，只要把皮剥了放好，就可以白吃，吃够了就可以了。到了四川也听得懂他们的话，当地人都很友好，那个时候，中国人跟中国人，沦陷区和后方的人见面以后还是很不错的，都有爱国的那个意思。”
黄埔22期分步兵、骑兵、炮兵、工兵、辎重兵、通信兵6个科，合称“步骑炮工辎通”。1947年10月，经过一路跋涉，杜伯园终于到了黄埔成都双流训练基地，被编入第一中队骑兵队，队里一共140多个人，全部是骑兵科。黄埔军校设骑兵一科始于1925年第3期骑兵队，1927年第7期教育处正式设骑兵科，实施德式教育。杜伯园所在的22期原本的培养计划是四年，但因为国民党政府的垮台，他们只学习了两年左右就毕业了。在这两年的时间里，杜伯园在骑兵队努力学习、艰苦训练，理论知识、骑兵技艺、身体条件都得到了很大提高。
黄埔毕业，入骑校成为佼佼者
1949年，杜伯园从黄埔毕业，和同学一起来到位于甘肃天水的骑兵学校。天水的骑兵学校前身是以陆军骑兵教导队及骑兵第1旅改办的骑兵学校。1933年4月，陆军骑兵学校正式成立。1935年10月，因经费开支浩大，培养学员仅百余人，于是停办。1936年1月以原骑校部分人马器材，改组为骑兵军官教育班（简称骑教班），附属于中央军校。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后辗转于洛阳、宝鸡、兰州、天水等地。1939年9月，骑兵学校于天水渗金寺复建。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卸任骑兵学校校长，胡竞先任校长。1948年，骑兵学校改为美式教育，同年代训中央军校22期骑兵大队学生。
来到骑兵学校后，杜伯园发现黄埔毕业的学员和骑兵学校之间也有一些矛盾。骑兵学校要打造一支自己能控制的军队，所以它着重培养自己的干部，且已经培养出足够的干部数量了。黄埔的毕业生一来，因为在军界的影响力，所以“很能管事”，要在此部队内安置黄埔毕业生当基层军官，对原骑兵学校的人来说很有压力。最后的安排是，在部队里，黄埔毕业生当正排长，骑兵学校毕业生当副排长。但由于部队士兵数量不够，包括杜伯园在内的40多位毕业生无法安置，于是安排他们继续在骑兵学校学习。
杜伯园回忆说：“骑兵学校有一个‘高技’，也就是一名技术很棒的教练，就教我们40多个人，而且学校留给我们的都是日本马，马靴、服装也都是骑兵的配备。之前在黄埔骑兵大队没听说过的名词，没听说过的技术，他在这儿教。比如说，他骑马的时候放音乐，可以控制马随着节拍来跳。我们在军校的时候跳，平常30厘米，顶多40厘米，到这儿以后能够达到参加世界比赛的水平，达到60厘米以上。我们40多个人，大多数不愿意去学、懒得去学，他们感觉看不到前途。你别说，还就是我一个人学出来了，我已经达到60多厘米的水平了，马术不成问题。而且我能骑着马控制住它，让它跳舞。我能够利用力量和技巧，把一个小生马使劲压趴下。当时骑兵学校的校长远远看着，说那又是杜伯园吧？他很表扬我的。”
1949年，骑校慨然起义，受到彭老总嘉奖
1949年7月，受解放战争的影响，天水骑兵学校开始有计划地向西撤退至酒泉。9月20日，校长胡竞先乘飞机逃走，粟鼎代理校长职，不久与人民解放军一野代表联系，22日骑校宣告起义。粟鼎受到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的接见和嘉奖。
杜伯园在骑校目睹了国民党政权横征暴敛、拉壮丁等恶行给当地百姓带来的痛苦，内心十分不满。在跟友人通信时表达了出来，因此遭到骑校政工人员的怀疑，并称呼他为“共党分子”，且险被拘捕。后来，在看到6名同学因为思想左倾被捕后，杜伯园决计离开骑校，同部分官兵撤回成都黄埔本校。
杜伯园还记得离开天水撤回成都的情形。
“往四川走的路上，骑兵学校部队的官兵武器我看到了，全是美式装备。因为走到四川还要很远，我预感要出问题。因为部队不带武器穿着兵服就已经够份了，再带着那么好的武器，非得被别人吃了不行。”
虽然路上他们经过的是国民党统治的地区，但是国民党内部已是管理废弛、混乱不堪。果然如杜伯园所料，缺乏战斗经验的他们经过一个县，就被国民党的县大队大概七八个人围在一处行洪水管内。“他们让我们把枪都扔出去，还有在学校给没下连队的我们分发的每人22块银元，他们都知道，所以都拿走了。有几个官兵跑掉了，县大队的人去追，因为他们手里还有一支枪。我被锁在一个老乡屋里，县大队的人走后，那个屋的大娘就给我开了门，指了条路，说你从那过山以后一直往南跑。”
“所以后边的回校路上就只有我一个人了，我路上走的恰好是老红军北上长征的路。那红军的标语都鲜亮鲜亮的，保护得很好，连纸的标语都还存在。当地很多少数民族，都是很朴实的。到了四川以后，路上能遇到兵车，我还穿着破军装，有兵车经过时，招招手能够带我一程。”
回学校杜伯园走了三四十天，到了以后发现他是第一个赶到校本部报到的。学校的总队长是黄埔6期，大队长是黄埔9期，他们都认识杜伯园。报到以后，他先在招待所住着，办完手续以后开始执教，就是当小老师。“学校区队长以上有指挥权，我们都是区副那一级，也就是副排级，但因为我在学校骑马很出名，所以每次练习都让我代理连长，不让那些老的连长出面，他们教导的学员质量差，所以自身的技术也退化了，所以我就一直当连长，打演习由我下令。”
杜伯园执教不久，解放军从川东入川，将国民党的大部分部队都夹入到了川西一带，四川南边是少数民族根据地，部分人向南逃跑。“那边都是黑社会，‘袍哥’很多，而且是武装袍哥，‘袍哥’就是当时的一种民间帮会组织，在四川影响力很大。学校在之前有一阵还培养袍哥，给他们年轻人发过枪。”
此时黄埔不允许官兵外出，学校共有五个教练场，除步兵科外，其他的科都属于第二教练场里。解放军到来后，军纪严明，不骚扰百姓。杜伯园回忆说，当时科里有一位中将已经和共产党接触过，解放军到来后，杜伯园毅然同军校师生起义，从此归属于解放军的管理。
解放军解放成都以后，在成都北边的新都成立了三个大队来管理国民党军人。第一大队是高级将领，很多国民党的高级将领，还有少数民族地区俗称“野滩子”的将领；第二大队是四面八方进入四川的军人；第三大队全是黄埔的学生和教官。杜伯园所在的第三大队，管理他们的一位指导员对杜伯园很好，他在收容整编工作结束以后，被调去江南一个新式工厂当领导，走时对杜伯园说：“杜伯园，走对的路，一直走下去，跟着共产党，只要你诚实，让领导知道你的真实想法，这很重要，你也可以跟我一直通信。”
修筑成渝铁路后入朝
起义后，杜伯园被分配至解放军西南军大川西分校学习，后来川西残匪叛乱，杜伯园作为积极分子被授命为学校保卫队党支部的6名卫士之一，后来，被分配到解放军第18兵团随营学校学习。
1950年，杜伯园报名参加修筑新中国成立后建成的第一条铁路，即连通成都到重庆的成渝铁路。
当时修筑铁路的技术很落后，10万军民在没有大型机械的条件下，冒着生命危险，手锤肩扛，克服疾病蛇虫等侵扰，用时两年，终于在1952年6月建成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条铁路。
杜伯园记得，修筑铁路的时候，他们连队死了两个人，一个是失足滑到沱江里死的，一个是和杜伯园一起参与爆破任务的时候死的。
爆破任务越到后边越危险，杜伯园回忆说：“我们俩互相照顾、互相提醒，当时埋了四颗炸弹，我们俩头顶着头听动静，发现最后一个炸弹没响，但我感觉身体震了一下。原来是我们没有注意到有裂缝，炮弹提前爆炸，碎石直接砸到他头上，他一头栽倒在地，死在了我面前。”
两位战友的后事，是指导员委托杜伯园办的。“失足滑到沱江的战友，他家里要求把死尸拉到云南家里去安葬，我完成了任务。和我一起的那个死的时候，他家乡已经解放了，但是找不到他的亲人了，后来我也一直在找，我说一定给他立个碑，后来听说当地政府都完成了。”
修筑成渝铁路时，因为表现突出，杜伯园获得了劳动模范奖章。
1950年10月，杜伯园离开铁路，被抽调到志愿军第六十军教导团担任教员一职，随军北上前往朝鲜的路上，进行保家卫国教育，同时参与到了训练新兵的工作中。
1951年3月，杜伯园随部队进入朝鲜战场，参与了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五次战役。此次战役历经50天，志愿军以伤亡7.5万余人的代价，毙伤俘敌8.2万余人，挫败“联合国军”以侧后登陆配合正面进攻、在朝鲜蜂腰部建立新防线的企图。第五次战役后，“联合国军”对中朝人民军队的力量重新做出评估，转入了战略防御状态，并接受停战谈判。第五次战役锻炼了新入朝的部队，杜伯园即在此中。
杜伯园入朝后的主要任务，是和另外3位战友一起，担任所在部队《战地快报》的编辑工作。他们广泛收集部队中的好人好事，同时整理来自后方的新闻编写成稿、油印成报，每天中午分发至各连队。
基于编写快报的任务要求，杜伯园4人每次行军都比大部队要早，因此上级命令4人承担为部队打前站、侦察敌情及分配各连队食宿营地等任务。
在朝期间，杜伯园因作战勇敢、工作表现突出，被评为“作战行军一级劳动模范”并加入了共青团。
1953年7月，战争双方签订《朝鲜停战协定》，历时2年零9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宣告结束。1953年10月，杜伯园随部队撤离朝鲜，回到祖国。
任教30多年，桃李芬芳
1952年，为迅速提高新中国民众的教育文化水平，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扫除文盲”和提高识字率的运动。杜伯园在部队作为“六十军速成学校”的语文、数学两科的组长，参与到了这场运动中。在战备训练间隙，或者晚上休息时间，杜伯园创造条件，为各级干部和战士教导识字与算数，努力提高战士们的文化水平，同时也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1956年，杜伯园脱下军装，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工作，任汉语教研室助教。
1959年后，又先后任职于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中学、北京外国语学院中文系，负责汉语教学工作。此后，杜伯园在北外附属中学及中文系任教长达30多年，培养了无数学子，桃李满天下。
1986年，杜伯园开始参加黄埔军校同学会的活动，1988年正式调入黄埔军校同学会，1991年退休，但仍参加同学会的活动。在同学会期间，杜伯园广泛联络海内外黄埔同学，继续传承“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发挥着作用。2023年8月，北京市黄埔军校同学会召开第七次会员代表大会，杜伯园当选理事会副会长。
供图/邹占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