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发展，经常会伴随着制度的变革，也相应地会引发一些机构的增加或撤并，其结果自然也会给其时人们的生活造成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可能是间接的，而对于利害攸关者则是直接的，一些人恰逢其会，成为新时代的弄潮儿，另一些人则不得已只能另谋生计，我们经常会对在机构改革过程中，单位被撤并后转到其他单位的人开玩笑，“你看看你，干着干着，居然把单位给干没了”，大致上说的就是这种情形。

说到社会变革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巨变的时代，当首推清末民初时期。从历史断代的角度而言，满清政府与后继的民国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是专制的帝国，它有一套成熟的政治法律制度及与其相匹配的组织机构，后者则是宣示国民主权的共和国，立法、行政与司法权各有所属，可以说，这是中国两千年来历史发展的一个分水岭。不过，这只是从大的历史架构方面而言，事实上，在清廷覆亡前夕，社会变革的序幕已悄然拉开。在其统治的最后十年里，满清政府已推行了一场全面的“新政”，并且以预备立宪为目标，对官制进行了彻底的改革，曾经的行政兼理司法体制，也让位于行政与司法的独立，而原来服务于旧式衙门的人员，因无法适应和满足强调专业化的新式审判厅的要求，进而失去了养家糊口的生计。

譬如，那些依附于衙门的代书，他们本是老百姓到县衙打官司时不可或缺的一类人，其职责是为当地那些到县衙打官司的百姓准备好呈给知县的状纸。然而，随着新式司法制度的逐步确立，一些代书因此而失去工作，后改行去教书以谋生，只是随着新政的推行，教育方面也进行了改革，所有的学校都对其课程内容及教学方法加以调整，这些失业的代书们也就没有了谋生的出路。像这些代书们一样，成为新式司法审判制度及教育制度牺牲品的人，绝不在少数。

当一些人因官制改革而丢掉工作的同时，也有一些人却因其所接受的新式教育而成为社会急需的“人才”。当司法审判权从行政衙署独立出来后，各级审判厅需要有掌握法学知识的专业人员，那些从法政学堂毕业或从日本法政学校速成班学成归来的学生，就在各级审判衙门中挑起了大梁。在娜鹤雅博士的《旧谱新曲——近代中国审判制度中的司法资源研究》一书中，就引用其时任司法总长的王宠惠的批评，认为“前清时代各省自为风气，因陋就简，流弊无穷，法庭既不完全，法官亦无学识，贻害闾阎，久为诟病”，所以，“欲求司法独立，必须有独立之司法官，使司法官无高尚之道德、完全之学识、裁判之经验，则人民之自由生命财产，将受无穷之危险。”当时的司法次长徐谦则更为激进，提议“酌裁无法政毕业出身之法官”，“所有旧日法部并外省司法各署差役茶役所丁一律驱逐，永不准进署当差。”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一刀切的做法易激发矛盾，在时局动荡之际，也易引发风潮，不利于新秩序的建立。

确实，在这一时代巨变的时期，不惟是社会底层人民的职业没有稳定性，即便是当时的内阁人员的撤换也颇为频繁。几个月后，王宠惠还来不及施行自己的主张，司法总长却已易人，许世英掌司法部后不久，即对司法人员进行改组，他提出了“法官须用学者”的观点，对于旧法官则只给以有限的出路，即便如此，也有大量旧法人员以“闲散废弃”而未被录用，成为时代的弃儿。

在清末民初的大变革中，接受过新式法政学堂教育的毕业生成为了新时代的宠儿，但是很快，人们就发现这批“学者型法官”的短板，接替许世英执掌司法部、经历其短暂仕途的梁启超上任不久，即给袁世凯上呈《呈大总统详论司法急宜独立文》，对民初司法官的素质提出严厉批评。他认为，若要慎重任官，“其方法则用考试以观其力，行甄拔以选其优良，非特无法律智识者，不许滥竽。”对于这一现象，袁世凯也早有认识，“司法官办事迁延，而审决案情又不能切合事理。”“民闻设一审判厅，原期事平讼理，乃该司法官既无审判之学识，又无社会之经验，一案发生，曲直殊难剖决，而含冤自不能免。”为此，北洋政府的司法部颁布了《甄拔司法人员准则》，并明确其意义，“法官为人民生命财产名誉自由之所寄，责任既宏，任用自不得不慎。”在稍后的甄拔过程中，除了重视学历背景外，还进一步对被甄拔司法官的真才实学与实务能力提出要求。

其实，任何一个时代，每一次的变革都会对至少一部分人的生活造成影响。如何将危机变成机遇，则端赖于个人的努力。在日常生活中，能对未来有预判或洞察自然是好事，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则可退而求其次，让自己多掌握一些本领，尤其重要的是养成一种终身学习的习惯，就不至于有变革来临之际的慌乱与恐惧。因为有准备，才有能力去应对。

文/马建红（法学博士）

图源/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