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在同济大学，一群有着建筑学专业背景的师生满怀理想，持续地以他们的所学所知，为公众提供阅读城市的新视角。

从2018年开始，他们将视线投向百米高空中的上海，以精心挑选的“新沪上18景”的公共开放空间为观察点，结合别具一格的高空摄影，为世人带来阅读上海、感知上海的新方式。

以高空视野“行走”在上海中心城区的空中公共空间，不仅带来视觉的冲击和惊喜，也回应了一场学界由来已久的、关于“何为垂直城市更高追求”的讨论。

上海高空之美不止“三件套”

“以笔营光，图绘城市。”这是同济大学学生社团营光学社为自己立下的使命。

这个学术型社团由历届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建筑学专业的本科生和硕士、博士研究生组成，致力于发挥同济大学在建筑学科的积累，为公众提供认知城市及其空间结构的多维立体视角。

机会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2018年前后，营光学社的学子在王桢栋教授、冯宏老师的带领下，在知名作家、张爱玲研究专家淳子和资深出版人江岱的支持下，基于淳子早年出版的《张爱玲地图》一书，重新创作出一份“上海张爱玲文学地图”。

为了给这份“地图”注入一些新的色彩，主创团队展开了大量实地走访、考察、论证，选取张爱玲创作生涯中最重要的5处生活空间，以翔实的建筑史、城市发展史史料打底，串联起30余个与张爱玲相关的地点。

这是一群具有完美主义情结的“细节控”。为了呈现珍贵的历史照片在时空中的分量，又囿于经费不足，摄影爱好者王桢栋不得不亲自下场，给学生主创的文字、手绘图等配上实景照片。“感谢知名城市摄影师席子老师手把手地传授我摄影技艺，否则，最后的成品一定不是大家今天看到的样子。”王桢栋告诉记者。

印制成书后的《上海张爱玲文学地图》，“张迷”几乎人手一册。循着“地图”重走张爱玲在上海走过的路、生活过的街区，沪上“城市漫步爱好者”们收获了一段又一段充满惊喜与浪漫华彩的行走。而在不断完善与打磨“作品”的过程中，汲取了历史与文学养分的营光学社师生们，愈发坚定地深化着自己对上海这座城市的体认。

带领学生共同创作这份“地图”时，王桢栋教授已在立体城市与复合建筑领域深耕多年。有一个悬而未决的重大课题长期萦绕在他的心头。

那是2012年，世界高层建筑与都市人居学会（CTBUH）在沪举办全球大会。学会希望依托大会的举办，呼吁学界对以下时代课题给予重视——

近几十年来，世界上一些知名大都市的城市人口飞速增长。随着人口密度的增加，居民获得绿地、社会空间、空气和阳光的机会越来越少。同时，离散开发的高层建筑使传统匀质的城市肌理断裂破碎，一些高层建筑挡住了城市景观的宽阔视野，破坏了城市轮廓的和谐。

伴随着疑问和思考，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和建筑师们将目光投向“垂直城市”，开始着力探索密度、宜居和节能之间的平衡。“高层建筑对于城市未来发展的意义何在？”王桢栋试图寻找这个问题的“上海答案”。

垂直城市的上海方案显然不是让更多人住到摩天大楼里去，更不是仅仅解决某栋单一高层建筑内部在密度、宜居和节能之间的平衡。在几番与老一辈上海人的对话中，王桢栋似乎感受到了找到问题症结的突破口。

“您知道，上海哪些摩天大楼，是可以爬上去、登高望远的吗？”王桢栋问。

“上海中心大厦、上海环球金融中心、金茂大厦……”

除了极个别人提及位于新锦江大酒店41层的蓝天旋转餐厅可以360度俯瞰上海街市，王桢栋几乎得不到“魔都三件套”（网友对上海陆家嘴三幢高楼的昵称）以外的回答。

北宋郭熙在《林泉高致》中对山水画提出“四可说”，即“可行、可望、可游、可居”，深刻影响了中国古典园林的空间组织，从而使其成为世界建筑史中浓墨重彩的一页。

“‘四可说’同样可以转译为衡量现代垂直城市、高层建筑之美的标准。”王桢栋认为，上海的高空之美绝不止步于“三件套”。上海人对高层建筑、垂直城市的认识、审美、思考和瞻望，更不能局限于“三件套”。

近年来，虽然高层建筑建造的技术、效率和效能取得了重大进步，但已建成的大部分都是经济繁盛时期的产物——造价高、能耗大、维护成本居高不下、商业价值的实现与经济大环境的走向深度捆绑。

1999年，德意志银行证券驻香港分析师安德鲁·劳伦斯发现经济衰退或股市萧条往往都发生在新高楼落成的前后，“摩天大楼立项之时，是经济过热时期；而摩天大楼建成之日，即是经济衰退之时”。

高层建筑学界没有避谈“劳伦斯魔咒”的警示意义。且全球范围内已有先例表明，与普罗大众之间无法建立起更加紧密联系的高层建筑，很难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王桢栋当然不希望高层建筑走向衰败的情况在上海发生。他认为，眼下就能做的事，至少可以包括：积极努力地有所作为，使上海的高层建筑能够具备更好的公共性。“除了地面层、观光层能被大众接近，建筑内部还可以设置一些公众期望与之接近的公共用途。”

为了一探上述设想的可行性，王桢栋教授、冯宏老师带着营光学社的学子们开启了新的调研，希望对上海高层建筑的公共性展开一番比较全面的“摸底”。

时任同济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现为上海文化出版社副总编辑的江岱再度“入队”。“共创之举”所需的很大一部分采访资源、史料溯源，离不开江岱的帮助。青年建筑师、高空摄影新锐尹明也受“本科班主任”王桢栋之邀，加入这支共创的团队。

镜头下的“新沪上18景”竟有“古老的灵魂”

上海高空之美到底体现在哪些方面？高层建筑与这座城市的关系到底如何？

眼见为实，能被人眼直接捕捉到的实况更具说服力。这让高空摄影成为此番研究背后最重要的一块基础性工作。

从2018年9月2日领到任务那天算起，五年间，尹明骑着摩托车，在上海的大街小巷兜兜转转了3.42万公里，更换了4架无人机。计划中的18个拍摄点位，每个都去了不下10次。平均每一次拍摄要花掉8个多小时，用光8—10块相机电池。

这18个点位的所在均位于上海中心城区的空中公共空间。基于这18个点位展开的高空摄影，在呈现出独特的空中视野的同时，像一位具有“古老的灵魂”的先人一般，将上海这座城市的来龙去脉娓娓道来。

如何让时下颇为时髦的高空无人机摄影，拥有历史学家般讲故事的能力？尹明向记者展示了这套汇聚了团队所有人心血和智慧的“过肩摄影法”。

本科毕业于同济大学建筑学专业后，尹明曾作为建筑师从业多年，怀揣着“把电影中的镜头感融入城市影像”的梦想，赴海外留学。接到王桢栋的“入队”召唤时，尹明刚归国不久。

在电影的拍摄手法中，过肩拍摄的好处在于既能拍到主体，又能聚焦到与主体对话的人，仅靠记录对话活动的全过程，就能把对话者之间的关系交代清楚。

这种手法也常用于新闻访谈实况的拍摄，而尹明发现，“把它用在建筑摄影领域也非常合适”。尹明为本次“上海空中行走地图”完成的样片，大量采用了这种过肩摄影法。

在“过肩摄影法”的引导下构建的视野中，现代高层建筑和周边的马路、街区呈现出对视、互文的关系。由无人机完成的图像，从此不再拘泥于表现云雾缭绕中的高空建筑单体或细部之美，而是置高空建筑于城市空间肌理、历史文脉中，见证并定格了一场又一场高层建筑与周边历史环境之间的对话。

而为了给尹明锚定创作的方向、提供创作的灵感和依据，王桢栋、冯宏、江岱始终在线。他们通过微信群、电话、视频会议、线下研讨会等方式，为尹明提供了大量建筑历史掌故、城市发展脉络，作为串联起建筑与城市空间关联的框架性线索。

在最终完稿的这份“上海空中行走地图”中，18处位于上海中心城区的空中公共空间化作“城市生长观察点”，串联起19栋拥有独特景观的地标大楼、22幢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76处桥隧通衢的前世今生。

“飞”到豫园商城的上方，不仅能看到隐于文昌路上和丰楼四层的“海上梨园”室外平台，还能俯瞰整个老城厢，远眺不远处的外滩和陆家嘴；“攀上”位于苏河湾以北的静安大悦城顶部的摩天轮，还能一览上海铁路的前世今生，感受城市快速路与轨道交通的更迭发展；从新世界丽笙酒店的360度旋转餐厅俯瞰，百年南京路的发展历程在眼前铺展；“站在”环球港双子塔的屋顶露台远眺，能回望半个多世纪来工人新村一路走来留下的生活轨迹；透过环绕新锦江大酒店的蓝天旋转餐厅的玻璃幕墙，不仅能看见它与锦江饭店的对话，还能看到城市大动脉延安高架路上车灯闪烁……

要完成这些影像的摄录，光有无人机和摩托车还不够，尹明不知道爬了多少高楼，免不了和高层建筑的物业打交道、递上可以证明自己身份和来由的公函。摸索拍摄点位的过程背后是无数次的试错，没有天公作美以及通透的天气，再好的创意也难以实现。

回顾为“新沪上18景”走过的路、爬过的楼、“飞”过的天空，航拍过不少城市的尹明发现，上海是最不容易出现空间迷向的城市。“最佳的参照系是陆家嘴的三座高楼。它们互成犄角，可以通过它们的相对位置来判断无人机的位置，就像指南针一样。除此之外，内环、南北高架等都非常具有辨识度，可以为空中摄影提供明晰的节点。”

由于大量借助摩托车骑行操控无人机，骑行爱好者尹明还有了一个有趣的发现。每当他在其他城市江边骑行时，总会遇到突如其来的道路中断，“但这种情况在上海的一江一河沿线，明显少了很多”。贯通及道路两旁的景观建设“流畅而便捷”，让身为骑行者的他感受到了一股被细致入微的城市设计细节“关怀到了”的暖意。

阅毕完工后的“上海空中行走地图”，世界高层建筑与都市人居学会主席安东尼·伍德写下感言：“作为通往中国和东方的真正门户，即便在经济高度全球化的今天，上海依旧保有‘古老的灵魂’和深厚的历史。”在他的眼中，“上海空中行走地图”所呈现的独特视角背后是对这座城市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珍视，更“深刻诠释了上海这座城市的活力所在”。

迈向属于人民城市的摩登天空

回首梳理这18处空中公共空间及其高空视野的五年，王桢栋认为，自己深化了对以下几个方面的认知。

建筑始终是曾被称为“世界建筑博览会”的上海的第一张名片。各时期的高层建筑，无论从科学技术、文化艺术，还是从功能设置来看，都可以比肩全球。

上海城市发展和高层建筑的建造相辅相成，在城市形态的变迁中，可见现代垂直城市发展演变的缩影。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高层建筑增设位于高区位的公共空间，提供了俯瞰或远眺城市的机会与多样视角，使人们得以切身体验上海这座城市的多元性、历史性和文化性。

略有遗憾的是，上海的空中公共空间已具有一定的规模，囿于能力和时间的制约，本次“上海空中行走地图”仅收录了其中比较具有典型性的18处，但总体来看，这些公共空间的知晓度不高，面向公众提供的服务比较单一。“如果政府层面能在这些方面多一些引导、统筹和规划，不仅有利于开放空间可参与度的提升，还能丰富市民、游客眺望远方的层次。”

王桢栋发现，眺望城市可以选择的高度有很多种。此番行走选择的空中公共空间高度大多在100—200米。“但从16.5米高的海上梨园室外平台眺望老城厢、外滩和陆家嘴，同从77米高的和平饭店露台眺望陆家嘴和浦江两岸，所获得的体验已然不同。”

提升空中公共空间的开放程度和服务意识，不仅意味着为人们俯瞰或远眺城市天空提供更多元的机会、更丰富的视角，还将使城市的日常生活与高空建筑之间达成更紧密的联系。“城市规划的推动，政策的支持和鼓励，混合使用开发的目标，以及公共空间和功能的融入，才是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市民摩天楼’的必备条件。”

21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高层建筑开始通过增加公共性，为所在城市的都市人居环境做出积极的贡献，进而推动垂直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日本关西第一高楼大阪“阿倍野HARUKAS”集艺术馆、写字楼、酒店、观光台、大型购物中心于一体。位于建筑下部的大型购物中心内的自动扶梯高效地连接地下、地面与下部公共楼层，公众可通过专用电梯便利地直达屋顶花园、16楼空中艺术馆和顶层观光台。“公众在建筑中下部可眺望的景观品质，不亚于在顶层观光台可欣赏到的景致。”王桢栋补充道。

日本东京六本木地区的森大厦在经济价值最高的位置，布置了文化艺术设施和城市公共空间。从49层到53层，分别设有观景台、美术馆、会员制俱乐部、继续教育机构、画廊、图书馆等设施，不仅吸引了无数游人，更是当地创新创意人才乐于前往汲取灵感、参与交流的热门目的地。“从本质上而言，业主通过高成本运营实现上述愿景的背后，是对商业前景的预判、对商业底层逻辑的遵从。没有了活力，高层建筑在商业上的成功将无以为继。”王桢栋说。

“‘花园城市’新加坡”的称谓于20世纪80年代闻名于世。这项成功起源于新加坡前领导人李光耀在20世纪60年代的构想。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花园城市”成为现实，新加坡政府将愿景更新为“花园中的城市”——在“花园城市”基础上，注重自然生态保护和城市绿色空间的连接，使绿色空间网络化、系统化，迈向世界级“花园中的城市”。

在这一政策的引导下，新加坡出现了不少注重生活性趋势的高层建筑。新加坡Oasia酒店耸立在高楼云集的中央商务区之中，WOHA事务所将建筑划分为数个带有专属空中花园的段落，以呼应其办公、酒店、会所三种截然不同的功能。这些穿插在不同高度之上的开阔的“地平面”空间阴凉通风、绿意盎然、阳光明媚，为使用者带来丰富的停留游憩、社会交往的可能性，更使整栋建筑及其所在的街区空间，成为新加坡一张崭新的文化名片。

从上述案例可以看到，高层建筑功能的多元化配置与结构调整，不仅把城市里最优质的空间开放给更多人，也促进高层建筑不断开发自身的自然和社会环境，推进社会资源的流动。

王桢栋认为，空中公共空间体系的完善，值得成为上海垂直城市建设的重要一环。“当高空建筑公共空间公共性不足的问题得到缓解，受益的将不仅是更多可以抵达高处眺望天空的市民、游客。上海的城市空间也有望连接成更紧密的整体，从而实现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垂直城市。”

文/柳森

编辑/倪家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