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周处除三害》以一个中国古代典故为名，借助佛教贪嗔痴三毒的比喻，讲述了一个台湾黑社会成员成名和悔悟的历程，反映了一个失序的社会中警政当局的无能和反讽式新英雄的诞生。影片整体以怪诞的艺术风格呈现了世界的样貌，给观众奇特的审美体验。

怪诞是一种艺术作品风格，文艺评论家莱因哈德·格林做了这样的界定：怪诞是“比喻学中不同领域的割裂和混淆，丑陋事物的美化，崇高和滑稽的矛盾联合，孤立的细节的畸形夸张和魔怪化”。影片主人公陈桂林带着扬名的欲望成就了血腥的正义，在假宗教里完成了真皈依。他时而是闪光的崇高英雄，时而又是嗜血的卑劣魔鬼，黑白、善恶、美丑在他身上重叠交错，奏出一支光怪陆离的交响曲。这些互相矛盾的双重属性的讽刺性联合，造就了反传统的“黑社会英雄”形象，成功地使影片呈现出怪诞的艺术品格和美学风格，同时也完成了对现实生活深刻的辩证认识。

身份认同危机下，他想成为英雄

影片中文名借用了“周处除三害”的典故，《晋书》和《世说新语》都记载了这个故事。古代有个人叫周处，他与蛟龙和老虎并称为乡里“三害”；周处是最大的一害，百姓劝说他去杀虎斩蛟，希望三害相争最起码能除去两害。周处顺利杀虎但与蛟缠斗太久，导致百姓误以为他死了。他回来看到百姓庆祝他的死时，才意识到自己真的是一害。他想悔过自新但又担心为时已晚、污名无法改变，去请教别人时被告知：朝闻道夕死可矣，只要立志自新就不怕美名不扬。最后周处终成忠臣孝子。

影片的英文名是“The Pig，the Snake and the Pigeon”，即“猪、蛇和鸽子”，佛教用这三种动物比喻贪嗔痴三毒。由于愚痴而产生贪欲，求之不得又产生嗔怒。所以愚痴是万恶之源，要想消除三毒先要消除痴毒。三毒和三害在影片中一一对应，电影情节与它的中英文名息息相关。

主角陈桂林无父无母，从小跟奶奶相依为命并混迹于黑社会。这样的成长历程让他成为一个社会边缘人。他强调他“不怕死，但怕死了都没人知道”，可见他的人生追求就是“有名有姓”。他拒绝别人称呼他为“桂林仔”，作为榜三去自首本是为了留名，却被湮没在自首人群中。他把这些轻视总结为他“还不够有价值”。

很明显这是一种身份认同危机，他所寻求的认同既来自外部社会，也来自内心世界。解决这一危机的方式，则是干票大的，成为一个大人物。寻求价值的错误方式正契合了他的“愚痴”特质，猪是他的代表动物。最后的皈依和悔悟就是消了痴毒，除了他自己这一大害。

在寻求身份认同这一内力的驱动下，他当周处、除三害，并如愿以偿成为榜一。第二次自首的场面十分盛大，他成了街谈巷议的大人物，更是被观众认可的新英雄。

这位英雄“新”在并非根正苗红，是一个切实有罪在身的通缉犯。但是他客观上做了匡扶正义、为民除害的好事，在失序社会中满足了百姓对正义的迫切需要，所以身上出现了一些英雄气概。此外，黑社会身份作为一种原罪，又注定与英雄的身份相悖。亦正亦邪的两种力量在同一个人身上汇集，形成张力。

公权力失效时，我们需要英雄

影片在一开始通过三段让人啼笑皆非的剪影，交代了混乱失序的社会状态：警察在黑社会老大葬礼上当“保安”，运钞车翻车后民众哄抢钞票，榜三通缉犯自首却未被警察认出。从随后除三害的正戏中可以看到，这一失序状态实际上已经非常严重：执法机构长年不能捉拿归案的人，却被另一个通缉犯轻易找到；通缉犯代替警察行使了维护社会治安的职责，警察在陈桂林除害的过程中反而起了阻碍作用。此时，老百姓需要一个英雄站出来主持正义，而这一迫切需求正好契合了主人公想成为大人物的渴望。正义的供需双方一拍即合，新的英雄应运而生。

最值得详谈的是榜一林禄和的“新心灵舍”。恰恰是这个谋财且害命的邪教让陈桂林皈依了，在洗礼时他发自内心地悔悟，哭喊着：“我是罪人，我危害人间，我辜负苍生。我愿抛开一切……归于真我。”这是一次真正的皈依。假如这不是基于一个骗局的话，陈桂林的自我身份认同是能够在这里实现的。

怪诞感的巅峰出现在陈桂林被活埋“下地狱”并“复活”的场面。在这里，圣洁的合唱变成了邪恶的诅咒，棺材的敲击声仿佛正义的冲锋号，地狱里的魔鬼复活成了审判邪恶的英雄。一切都颠倒了，杀戮被观众隐隐期待着，正义的复仇将由通缉犯来执行，陈桂林成了正道和天意的代理人。

正因为林禄和足够恶，警政署足够无能，无辜的百姓陷入无助的深渊无法得救，正中林禄和眉心的那颗子弹才会显得那么有力，那么大快人心，喷溅的血浆才会奇异地产生美感。而接下来的屠杀场面，就是对观众没有完全宣泄的愤恨情绪的一次彻底释放，也是对强烈的正义需求的心理代偿：每一个被枪决的信众，都是在观众心中代替值得被枪毙一万次的林禄和接受反复的审判和处决。

当一个社会里正义长期缺位，无数的无助积攒起来就会变成一股强烈的愤恨。此时，只要正义能被执行，无论执行者是什么身份，他都会被奉为英雄。病入膏肓时，解药即使带有毒性，也会被病人当作仙丹吞下。

扳机失灵时，我们反思英雄

至此，影片完成了对失序社会中新英雄的塑造。在银幕之内的美学空间里，观众短暂摆脱了现实世界的伦理道德——在陈桂林带着黑色幽默说出“时间差不多咯”并进行屠杀倒计时时，跟着他调皮的口吻大笑。但是银幕之外，我们的目光或许可以到达更宽广的地方。

新英雄的枪确实如久旱的土地上降下的甘霖，它的子弹取之不尽，它的枪口可以轻易地对准每一个人，只有在扳机失灵时才会出现一线生机。

众人的生死就在陈桂林一念之间。作为全场最善的那个人，他认为自己有资格俯瞰并击杀每一个善不过他的人；现实中罪不至死的人，在他看来却绝不无辜。私刑的危险性在于，只要在道德的领域里站得足够高，他就可以合理地审判所有人——毕竟从上帝的视角来看，人类皆有罪。但是现实生活中，谁敢保证自己能经受得住这样严苛的审视？

实际上，当陈桂林的行为有了维护社会正义的意味时，他就从私人领域走向了公共领域。如果公共领域内每个人的权力都不受约束，那世界就难免会走向英国政治哲学家霍布斯所说的充满野蛮和恐怖的、“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的自然状态。在那样的世界里，谁又能保证自己次次都能躲开随意扫射的子弹？

反传统的新英雄陈桂林对于一个正义缺位、公权力羸弱的病态社会来说，称得上是一剂猛药。但这剂猛药的毒性又有几分？他那自由的枪会不会让人们陷入新的无助状态，产生新的野蛮？到那时，人们又该向谁求援？

文｜关国欢

编辑/于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