忒修斯之船，也称为忒修斯悖论，是公元 1 世纪普鲁塔克提出的古老命题。他设想这艘船上的木板在逐年的大修中陆续被替换，直到所有的木板被换过 N 遍，再也不是原来的木板，那么这还是原来的那艘船吗？联想到人体内的新陈代谢，远比船板更新快，细胞、组织的更新必然带来器官功能的演化、衰退，整个人体也在逐渐强盛或衰老，壮年、暮年逼近，青春不再，如同一首歌所唱，“再过 20 年，我们来相会”，你还是你，我还是我吗？倘若有一天，克隆技术、智能机器人技术越过伦理藩篱，闯入寻常生活，不死的“我”，不老的“我们”，活法完全沦为算法，人生意义大相径庭，那就不再只是本体意识的困惑了，而是医学价值、生命意义的危机。由此看来，医学价值的反思绝不是哲学意义上的“无事生非”，而是医学正遭遇现代性的真实“悬崖”。无疑，医学需要绝壁攀岩，也需要安身立命，回应“我是谁”的终极诉求。

联想到中国古代智者对于船舶的哲思，他们就不曾在船板上做文章，而是思考激流中的水—船—人—物的关系。一个“刻舟求剑”的寓言让人心生以变治变的处世哲学，凡事都不可拘泥于时空刻度，而要在流变中求规律。“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辩证思维更是揭示了世间万物的荣辱清浊、升降开阖，一半是夏花之绚烂，一半是秋叶之凋零，所谓“是非成败转头空”，只感叹“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无疑，历史才是最好的批评家，所谓“知兴替”。不过，我们不能将所有批评的任务都推给历史，当下的批评也很紧迫，本书就是一次将批评的火辣镜头拉近到当代医学的尝试。

历史仿佛有着某种自觉，让批评与建设、建构与解构，保持着适度的张力，一旦技术的霞光四射时，批评的猫头鹰就会起飞。 追溯“技术批判”的文化流脉，不能忘却的人是 200 年前的青涩少女玛丽·雪莱（Mary Shelley），19 岁的她以一部名为《弗兰肯斯坦》的科幻小说告诫世人，科学家不可以僭越，不可以去充当上帝，不然将接受惩罚。随后，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g）在《美丽新世界》中又一次忠告我们，与幸福不相容的事情不只是艺术，还有科学。科学是危险的，我们必须非常小心地给它套上笼头和缰绳。近50 年间，越来越多的科学幻想成为现实。弗兰克·赫伯特（Frank Herbert）在科幻小说《沙丘》中描述了一种叫“美兰极”（Melange）的香料，它不仅可以延长生命，增加智慧，提高活力，还具备一种超感能力。如今人们似乎找到了仙药“美兰极”，纷至沓来的生命新技术和医疗新奇迹让人眼花缭乱，婴儿可以设计了，基因可以编辑了，大脑可以移植了，病残器官可以 3D 打印替换了，治疗可以精准（靶向）了，濒死可以冷冻了（来日复活），不病、不老、不死的生命图景似乎越来越清晰，目标越来越接近……却扰得哲人们坐不住了，纷纷跳出技术的逻辑，从生命哲学角度质疑：生命技术提速的前景是美妙新世界，还是深渊险壑？

与早期技术批判文化不同的是，科学营垒里杀出一批反叛者，聪睿过人的斯蒂芬·霍金曾经警告：科技是人类的威胁。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技术与文明》也曾警示：我们处在人类历史的关键节点，这既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也是一道充满新希望的门槛，更新生命的使命降临在我们肩上，非常沉重。他的基本判断是：如果放任造成当下社会文明解体的机械文化的刚性特征和甘于受控、逆来顺受的惯性持续下去，最终会造成有机生命的价值基石彻底动摇。耶鲁大学的温德尔·瓦拉赫（Wendell Wallach）在《科技失控》一书中对基因工程、转基因等掌控人类遗传密码的技术，超越生命极限（长生不死）的努力，以及赛博器官（人工智能器官）、赛博人类（半机器人）的命运表示了极大的担忧，提醒人们要从伦理、法律、公共政策等多方面严密监控高新生物可能带来的技术风险，具体的路径是社会的知情决策和共同体的知情审议，使得技术发展的速度始终处于人类可掌控能力的范围之内，尤其是在技术提速（加速度）的转 折点上。

为历史做注解的大多数依然是思想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我们的后人类未来》一书中，将其历史终结论拴扣在科技疯狂的战车上，告诫人类“除非科学终结，否则历史不会终结”，并进一步警示世人“生物技术会让人类失去人性……但我们却丝毫没有意识到我们失去了多么有价值的东西”。哈佛大学的名嘴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在其题为《反对完美》的系列演讲中直接对基因改造、定制婴儿、生化药物创造体育奇迹开火，睿智地向社会发出预警。吕克·费希（Luc Ferry）更是在其新作《超人类革命》中，勾勒了“生物进步主义”（他眼中的“超人类主义者”）与“生物保守主义”的对垒形势。这位曾经做过法国教育部长的哲学家，一方面也质疑医学的目的究竟是改善还是增强，人类是否应该敌视衰老与死亡；但另一方面也相信那些热爱生命的人，以及所有害怕死亡的人，一定会像接纳优步（共享汽车）软件一样热衷并推进这场超人类革命。好一幅“天要下雨，人类要革命”的图景。在他看来，强化监管是苍白的，矫正价值选择的坐标才是正道。

这个坐标的原点在哪里？难道生命认知与干预就没有边界，医学就没有罩门？人文学者们大多信奉历史的“后视镜”里可以洞悉未来，后视镜与未来表面似乎不搭界，但熟练的驾驶员们都知道，正是因为后视镜帮人积累了人车关系的镜像距离感（车感），驾驶员才能妥善规避前方风险（或减速，或绕开）。历史的后视镜则建构了人与自然的基本关系准则，这份基线认知帮助人类在遭遇“革命”“奇点”时保持一份清醒，建立规避人类演进过程中战略性风险的洞察力。就如同航母上既需要起飞时的弹射器，也需要降落时的拦阻绳。孙悟空神 力无边，紧箍咒是它的罩门，现代医学千帆竞发，也需要有一道哲学罩门。

说起批评营生，主题与尺度、格局与工具、能力与坐标是要优先解决的问题，还有批评的见识与洞察——一方面是鉴定真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是分析与批评、论证的能力，从而拨云见日。无疑，批评是当代学者的基本功，通过解构、反思来抵达更大格局、更高品质和更合理（合伦理性，即人类福祉诉求最大化）方向的建构，因此，它是更高层次的学术忠诚与奉献。

中国智者喜欢“放眼量风物”，如果让他们对忒修斯之船进行考察，其眼睛不会只盯着每一块船板，忽视龙骨结构、材料、动力、导航系统，而是有系统思维。如今，再也不是“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点点白帆”，木质船舶早已被钢筋铁骨的现代舰船所替代，纤夫与风帆做动力的田园诗般的航运格局早已不复存在，代之以机械动力、核动力和全球定位系统，这样才能适应远洋航行的需要。现代飞船”概念的诞生，更让船舶脱离水的依托，腾跃进入太空，成为星际旅行的载体，哪还是那条忒修斯之船？

对医学的批评也一样，不能只考察知识单元的延续和先进技术的加持，更要关注其哲学基石的嬗变与价值体系的解构和建构，哲学审视本质上是一种战略透析、趋势之辨。因此，本书展开了对于健康、医学、医院、生死母题的拷问和思想史的观照，同时借鉴医学大师的洞察力，希望缘此开启生命母题的思辨之旅，透过哲学隐喻打通古今生命智慧的割断，为返本开新创造契机，夯实平台。在中国，叙事医学就是返本开新的“周到”范例。在《大学》中，“意诚—心正”与 “格物—致知”是一体两面，情本位的传统医学总是强调“通情—达

理”“合情—合理”“情—理交融”。然而，科学技术的长足进步，令 “意诚—心正”与“格物—致知”有了裂痕，也导致医患关系出现鸿沟。尽管现代语码的叙事医学解释体系并未凸显“共情”与“情本位” 的理论联结，但本土化的叙事医学实践无法回避社会—文化—心理的 投射。

最后一刻，让我们重新潜入寓言，告别忒修斯之船，登上挪亚方舟——这艘由挪亚奉命建造的圣船是人类的终极避难所，是生命获救、重生的象征，肩负着拯救苦难的宏伟使命。人们毫不吝啬地将医学、医院喻为“挪亚方舟”，谁承想，有一天忒修斯的修船师也登上这艘船，可能的境遇是，他发现挪亚方舟有一些船板没有及时更换而分明是一艘漏船。他还将这个警讯告知了船长，这还了得！满怀希望的被拯救者开始躁动起来，一种可能是，忒修斯的修船师被赶下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