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校园霸凌事件中，学校的角色是特殊的，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面对校园霸凌行为，其态度、反应、措施具有直接又鲜明的导向意义。是“正激励”还是“负反馈”，很多时候取决于校方这个“裁判者”的“执法价值”“执法方式”。就像体育赛场上的执法，如果裁判员对犯规行为置之不理或高举轻放，势必造成运动员动作变形、比赛变味，失去公平公正竞技的意义。

梳理近年来见诸媒体的校园霸凌案件，我们遗憾地发现，相当一部分学校在“裁判”时表现是不合格的，有时甚至是令人悲愤的，担不起“立德树人”的使命。

最为公众和舆论诟病的一种现象是，不少学校习惯性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总是寄望于在学校“内部消化”。这背后有基于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维护所谓学校声誉等各种因素的考虑。如果霸凌者确实属于初犯、轻犯，在学校迅速处置过程中能真诚悔过，争得受害者及其家长的谅解，这样的做法倒也无可厚非。

但事实上，众多的校园霸凌行为、事件乃至案件，学校循着强行“内部消化”思维是消化不了的。如果受害者已经遭受严重的人身、精神伤害和财产损失，学校还继续沿续一种表面的、形式化的“调解”与不痛不痒的处罚，无异于“变相助长”了霸凌者的无法无天的嚣张气焰和戾气，将来恐怕会酿成更大的事故。

我们的教训还不够多吗？备受关注的大同大成双语学校霸凌案，受害者遭受霸凌长达一年半之久，最终导致令人震惊的“极端欺辱”恶行。

因此，学校的管理者、教师当有法的意识和“不护犊子”的胸襟与担当，这不仅是对孩子的当下与未来负责，也是对学校自身负责。

“家丑不可外扬”这样陈旧的观念该转变了，“霸凌不存在，就是孩子间打闹”这样的老思维该革新了。学校在实践中更要把之前欠在教学管理内容上的“功课”补上。

一方面，学校应有完善的帮扶救济制度，一旦发生霸凌事件能快速反应，给予受害者充分的关怀、抚慰，针对不同事件采取系统性措施，帮助其尽快回归正常学习、生活状态。在这方面，学校发挥的作用不亚于家庭。另一方面，对霸凌者施以与之行为相匹配的惩罚惩戒，对有严重不良行为者，主动申请将其送入专门学校，进行矫治教育；对涉嫌犯罪的，要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案，追究法律责任。

在德与法之间，德是法的底线。学校要立德树人，以德育人。学校管得了，就要严管厚爱；学校管不了，那就该用法律维护学生的权益、维护学校的名誉。

相对于事后的惩罚，事前的预防才是基础和根本。现实的痛点是，长期以来，过度的应试教育与薄弱的德育教育失衡，导致我们过于注重孩子的学业，而忽视了对孩子健康人格的培养与塑造，这也无形之中为校园霸凌埋下了隐患。

我们不能将发生在校园的霸凌行为责任都推给学校，家庭、社会等各方均有责任。但改变这一现状，提升德育教育的力度和实效，学校的角色尤为关键，当有更实的作为，不能再流于形式、浮于表面。

这些年，各地有不少可资借鉴的经验和值得提倡的做法。譬如，建立“法治副校长”机制，如能真正将其“普法者”“守卫者”的制度目标落到实处，无疑将在遏制校园霸凌中发挥重要作用。又如，专门开展法治辅导、培训，让学生、教师都能全面了解校园霸凌的危害，培养反霸凌的意识和能力。

这不是对学校求全责备，而是其职责所在、分内之事。事实上，在减轻教师行政任务负担、鼓励课间十分钟让孩子撒个欢等现实问题上，舆论和公众一直呼吁要给予学校、教师更多的理解、支持和包容，创造相对宽松的环境。

但一码归一码，在涉及校园霸凌问题上，学校作为第一责任人，有责任有义务也有条件展现更大的作为。在反校园霸凌中，学校这道关守住了，家庭、社会等方面的工作就有了坚实基础，往往能事半功倍，最终为孩子们创造一个安全、舒适的学习环境、成长空间。

编辑/谭卫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