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1日，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古尔纳先生来到北京师范大学英东学术会堂，与同为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莫言，进行了题为“文学的故乡与他乡”的文学对话。

莫言在开场致辞中幽默地表达了对古尔纳先生及夫人到访的热情欢迎。他提及，尽管科技日益发展，“给文学敲警钟”的言论层出不穷，但事实证明，文学永远不会随着科技的进步而消亡，自己与古尔纳并不会因为AI的出现而“失业”，因为作家独具个性的形象思维是AI永远无法替代的。这种思维的获取，需要从本民族传统里面寻找不可代替的资源，并且在继承和发扬本民族文学传统的基础上，广泛接触人类共同的情感体验与现实追求，让文学可以真正走向世界，而这正契合了古尔纳先生的文学追求，也是今天这场对谈得以展开的基础。

在文学对话环节，两位作家从“故乡与他乡”谈起。非洲对于古尔纳先生来说是“故乡”，而对于莫言先生来说则是“他乡”。莫言先生认为过去从作品中了解到“文学的非洲”与真正看到“现实的非洲”有很大不同。他曾在玛拉河边等待着看成群结队的动物“英勇”过河的壮观场景，但始终没有等到；那些有耐性的、美丽的金色鳄鱼，的确会几个小时一动不动，任凭飞鸟落在它们身上，任凭阳光曝晒、劲风吹拂；而当眺望“乞力马扎罗的雪”时，他突然理解了海明威小说中那只高山上冻僵的豹子——“它是为了追寻光明和理想爬到高山，它的牺牲有一点壮美的境界。”对于古尔纳而言，非洲则承载着不同的记忆：他的故乡是非洲的一座小岛，那里有大片的海滩——“我们的海滩在某种意义上是在和世界进行着连接，与世界的其他文化进行着跨大洋的交流。”正如当年郑和船队的到来，让非洲了解了中国，家和故乡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内心深处的情感共鸣。莫言进一步提出，随着作家创作经历的延长和活动半径的扩展，世界上的一切都可以纳入作家“故乡”的范围中。

从故乡与家乡的话题延伸，古尔纳谈到对莫言《红高粱家族》的阅读感受，他非常喜欢这部作品的语言描写、叙事方式及其所带来的“气息”。他称赞莫言的小说特别擅长书写一个普通人在宏大历史中具体经历了什么，这对于读者而言是具体可感的。

莫言则从“讲故事”的角度强调，作家的写作一定脱离不了自己的故乡。一个小说家的自传往往就体现在他所有的作品中，小说家的自传或许包含着小说的成分，但小说家的小说却恰好表现很多自传的内容，这不是诚实的问题，而仅仅是艺术的问题。他以古尔纳的《遗弃》为例进一步说明，小说家不会像历史学家一样全方位、立体地描写一场巨大的变革，小说家更擅长的是“由小见大”，从一扇窄门进到宽广的世界中去。

两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都还有另一重身份。古尔纳先生是非洲文学、殖民文学和后殖民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学者，莫言先生同时是一位剧作家。如何在两种不同的身份之间切换？古尔纳认为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都是他的志向所在，两者间不会难以平衡。在写作学术专著和论文时，他会采用学术化的语言、丰富的支撑材料以及权威的口吻，尽可能做到全面覆盖；而在写小说时他是完全自由的。

莫言也介绍了自己创作戏剧的初衷与心得，他曾三次去往莎翁故居，走遍了那里的大街小巷，还在斯特拉夫堡的街心公园发现了一座牡丹亭。莎士比亚和汤显祖是同时代东西方的伟大戏剧家，《牡丹亭》突破了生与死的界限，情到至深处，“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爱情高于生死，莎士比亚的《罗密欧和朱丽叶》也是如此，可见伟大作家捕捉到了人类情感深处的相通。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祖薇薇
编辑/弓立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