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三联学术论坛“山水为媒——绘画史与考古学的相遇”在芝加哥大学北京中心举行。芝加哥大学艺术史教授巫鸿、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彭锋、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李梅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渠敬东、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教授黄小峰，围绕作为视觉图像的山水话题展开对话。

巫鸿是著名的美术史家、艺评家和策展人，他的新书《天人之际：考古美术视野中的山水》即将在三联书店出版。该书聚焦以视觉形式表现的“山水”，以年代为序，藉由考古新发现，重新梳理中国山水画的起源和早期发展，勾勒“山水”作为一个艺术传统从无到有的形成过程。

谈及书名“天人之际”，巫鸿表示这是对太史公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化用。“山水在中国的概念，从来都不是真的山和水，而是有着很强的哲学精神和宇宙观的表达，它们往往是连接天地、连接神人，连接不同的方向。我在书中把山水艺术产生和发展状况根据考古资料做了整理，骨子里是希望为山水艺术的深度特点找一找根源。”巫鸿把自己的研究方法称为考古美术。“研究的材料基本来自考古发掘，同时，研究方法又是采用美术史的学科框架和研究范式。”

按照“山水”在中国文化中的发展源流，本书分为六个章节。第一章山野的呼唤，神山的世界，讨论山水刚出来的时候是什么东西，巫鸿认为“神山”概念的提出和《山海经》一书的出现是同步的，“‘神山’是我们看到的最早的山林，旁边都围绕着野兽。涉及的年代主要是东周。

第二世外风景：仙山的诱惑，“山水”到了汉代从神山发展到仙山。二者有什么不同，巫鸿介绍“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仙’的解读就是‘人跑到山里去’。为什么汉代出现了很多博山炉？表明当时的人们想把仙山搬到家里。最早的昆仑山代表了一套神话系统，后来出现的西王母则代表仙界，这位人形的神在东周已经出现，但在汉代则演变成非常重要的女神。汉代把昆仑山和西王母慢慢融合起来，山林具有更重大的神圣性和宗教意义，也更吸引人。汉代人也开始画写实山水，在东汉的山水画中，开始出现耕牛、住宅、盐井、种稻等等意象。”

第三章天人之际。魏晋时期，山水越来越成为天人沟通的媒介，出现在敦煌壁画、墓葬、石刻中。“所谓‘天人之际’，我们看敦煌壁画，山出现在天界和人界之间，山里有什么？和尚在打坐，进行禅观，宗教的禅观是通过静默打坐来认识到天人的智慧。山中还有鸣琴，早期描绘的神山常常有音乐的意象，从汉代一直到魏晋，音乐也是沟通天地的媒介。所以在山里弹琴，就有特别的意义。在表现竹林七贤的画作中，我们会发现这其中有四个人都是在演奏音乐，余下的人则在喝酒闲坐。音乐和酒都是天人沟通的途径。”

第四章超级符号。巫鸿介绍，“超级符号是一个朋友刘禾的词汇，山水图像的普及。魏晋时期，山水图像不再局限于一个宗教，一个学术、一个政治传统，开始变成一个中国文化一个整体的共享的因素。它出现在佛教、道教、儒教的文化中，所以山水图像成了超级符号，不能说它是佛教、道教，而是变成中国文化的东西。“

第五章图像的独立，最后一章媒材的自觉。 “从六世纪北朝晚期到隋唐，作品化的山水画出现了。那时整幅的山水画，画中的人物不在近前，山水变成了画的主体。到了公元十世纪，各种各样的山水画，手卷、屏风，立轴都出现了，山水艺术完全建立了起来。”巫鸿说。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祖薇薇
编辑/乔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