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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news|一群二本师生的教育实验:写一部“班史”找回理想中的大学与自我
北京青年报客户端 2024-02-23 0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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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学班主任,可以做些什么?在督促学业、管理班级的日常之外,黄修志给出了新的答案:书写属于师生自己的“班史”。

2013年复旦大学博士毕业后,黄修志来到位于山东烟台的鲁东大学任职。2018年秋,他主动申请担任班主任,开始了一场实验:每位同学担任一个月的“历史学家”,轮流撰写班志,记录班级大事记。

面对台下的40名新生,黄修志在班会上说:“这也许是世界上第一部为班级写的史书。”四年间,一场各抒己见的读书会、一席师友之间的人生深谈、一次操场夏夜的歌会,悉数写入“班史”。在这所被称为“考研基地”“教师摇篮”的二本院校,升学考试、就业选择的缝隙中,二十岁的他们成为自己的“史官”,在书写班史中学会共情和找到自己。

2024年1月,这部500多页、49万字的《班史:一个大学班级的日常生活》出版。黄修志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记录班史是他对理想大学教育的尝试:“我希望,在师生的共同奔跑中,每个人都能释放本真,寻找到安放身心的方式。这四年,我好像也穿越了时光,默默坐在教室的某个角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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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申请做班主任 他期待见证“00后的大学生活”

鲁东大学文学院105教室,投影仪上打着“我们一起成长,现实就是实现”的字样,40位大一新生齐刷刷坐在连排桌椅上。2018年9月1日,汉语言文学1班的班会在这里开始。

没上讲台,不用麦克风,班主任黄修志走到了学生中间,提出了一个贯穿大学四年的计划——写“班史”。

“4年大学时光、在校40多个月,班里40位同学,每人刚好能做一个月的‘历史学家’,记录我们的‘班志’。每个人都能进入这份历史,又能用自己的书写忠实反映我们的大学生活。”班会上,黄修志向同学们说出自己的构想。

初入大学的路棣感到很新奇,但“更怀疑它根本不能持续下去”;她的同学秘若琳则觉得,这只是80后的班主任“新官三把火”。

2018年夏天,31岁的黄修志主动向学院提出申请,“做一届本科班主任”。他接手的班级是汉语言文学专业2018级1班,不少人是第一批“00后”大学生。黄修志对这群新生充满期待,“‘00后’的大学生,和我们一定有很多不同。我想用四年的陪伴,感受他们的成长。”

报到现场,黄修志与他们初次见面。他发现,来自14个省份的40名同学有许多共同特征:青涩、内向,“好像还带着高考的疲惫,九成的同学戴着眼镜”;在问及自己的阅读书目时,不少同学的答案平平,“备考、刷题,以及缝隙之中的刷视频和游戏,占据了他们前几年的全部生活”。

他发放了一张表格:“大学四年以后,你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人?”有同学回道,“希望可以成为一个研究生。”

他哭笑不得,“比起通过考试,大学总该有一些更重要的东西,比如阅读、写作和思考,找到自己、探索世界。”黄修志觉得,“应该用一种办法,唤醒他们对成长的渴求,在四年或未来更长的时间里舒展自我。”这时,记录班志的想法出现了——这就是班史的雏形。

“史学家章学诚说过,‘有天下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曾在复旦大学攻读历史学博士的黄修志说,“既然每一种历史都有书写的必要,一个班级何尝不能写一部自己的历史?”

常佳珍同学记得,当时担任班主任助理的学长说,“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班级计划。”就这样,这场记录班史的实验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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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力书写“班史” 同学们成为“自己的史官”

按照姓名音序,来自山西的常佳珍成为了班史的第一个“史官”。高考前,她从未听说过这所学校,在志愿填报机构的建议下,跨越900公里来到了山东烟台。第一次来到这座陌生的城市,常佳珍的遗憾、慌张和喜悦交织在一起。

接过撰写班志的“第一棒”,常佳珍心里更多是疑问:“班史到底该怎么写?”在刚结束高考的她看来,历史就是教材上的大事年表,“某年某月某日发生了什么,只有‘大事’才能写进里面”。

9月结束后的整个“十一”假期,常佳珍都坐在宿舍、摊开方格本,一一记录下开学之初的师生见面会、“班史”计划启动时的班会和一堂堂“开学第一课”,写成“班史”的起始篇。她回忆道,“第一篇班志写了2000多字,但怎么看都像流水账。”带着忐忑,常佳珍交上了班史草稿。

每一份草稿,黄修志都会逐字阅读,提出修改建议。他常常在深夜打开这些草稿,并不强求学生“怎么写”,而是推倒应试写作的壁垒,追求“真诚的表达”。“过去是一面墙,未来是一幅幅的画,而现在是胶水,将画粘到墙上,从而展现出这幅画。写作就要捕捉内心的感受,把它精准地表达出来。”

为了启发常佳珍,黄修志拿自己举例,讲起在鲁西农村读高中时的苦闷、读研时在珞珈山的漫步,“写作是唤醒自己的心灵世界,是‘创作自己’。”

常佳珍想起自己的远行,想起报到时不小心进错了班的“尴尬”,曾经的绞尽脑汁变成一行接一行的抒写,班史从2000字变成了5000字。“从山西平遥,跨过太行山,穿过鲁西平原,一路东驰到沧海之滨。”常佳珍写下乘着火车求学时的风景,从家乡到远方,“车窗外,出了娘子关就是平原沃野,一路奔向海滨,我至今记得这段路程。”

这不是历史年表上的“大事”,而是有关成长的鲜活体验。有同学说,看到这段话,想起了自己的上学路,故乡与学校就此连接在一起。常佳珍体会到黄修志所说的写作价值:做自己的“史官”,挖掘内心的成长,发现自己存在的意义,“琐碎的日常同样具有力量”。

从二本学生到二本教师 他更愿做“修志同学”

黄修志的办公室在文学院二层。松树与杨树掩映间,阳光落入室内,照着满屋的书架和一张方桌。平日里,黄修志在这里阅读史料论著、撰写科研成果,但他更喜欢在这里与学生聊天。有时,黄修志搁下笔,师生之间就能畅快地聊上两小时。

“不是上级对下级的谈话、不是长辈对后辈的教导,就是聊天。”黄修志特地强调。打饭路上偶遇学生,他也会热情地招呼一句:“吃了吗?”如果对方乐意,师生便会同去餐厅吃一顿便饭。锅气蒸腾间,他们谈困惑、聊人生、讲古今,几次从人声鼎沸聊到被食堂师傅催促,才恋恋不舍地离开。

黄修志珍惜与学生共处的时光。有人问,“为什么你和同学们关系这么好?”黄修志一愣,没能回答。“后来我想,我把学生当成了过去的自己——大学里的黄修志同学。”

黄修志在鲁西平原的山东省东平县长大,当地曾是一座黄河滩区上的贫困县。在乡镇高中念书时,他中午不去食堂吃饭,揣着两个馒头做数学题;晚上熄灯后,黄修志便跑到厕所门口——那是唯一亮灯的地方,他要在那里再背几个英语单词。父亲常年在外务工、母亲务农,黄修志心中始终有一个执念:“一定要争口气,把书读下去。”

然而,多次考试名列前茅的他,在高考中却发挥失常。出分那天,黄修志一夜未眠,“爸爸安慰我,你已经是咱们村的第一个本科生了。”他想,大学生活也许能安抚他的抑郁,于是放弃了复读,在鲁西一所二本院校的教育学专业就读。

2004年秋天,黄修志第一次走出县城,来到大学校园。他在学校书店的角落“蹭书”,被老板发现后,咬牙用好几天的生活费买下了“大部头”;寝室熄灯后,他搬着自己的小马扎,在走廊里用书本堆起一张小桌,边读历史边写感悟,直到天明。在文字世界中,黄修志的郁结开始释放,“第一次感到自己在思考、在创作。”

然而,这样的抒怀仅停留在纸张上。在课堂上,黄修志带着自己读过的书向老师提问,“得到的答案往往很敷衍,我感到很孤独”。课下,他曾想把自己的情绪归结为抑郁,敲响了一位心理学教授的门,“老师却告诉我,最近太忙了,下周和全班同学开会谈这个问题。”苦闷中茫然四顾,黄修志只能与几位同龄朋友,饮酒漫谈,聊以自慰。

2007年,黄修志大学毕业,努力考入武汉大学攻读硕士。在毕业聚餐上,朋友告诉他:“这四年你很能读书,但遗憾的是没能遇到能够带领你的良师。”十几年过去,黄修志觉得自己的大学“过得稀里糊涂”,更不忍心看到自己的学生重演这份遗憾。他说,“正因如此,我想多给你们的大学生活加点料,即使呛得咳嗽流泪,但却能反省和沸腾。”

一场场谈话、四年的“班史”,就是黄修志在大学生活中加入的作料。他常常想,如果自己还是那个18岁的学生,一定会羡慕这样的班级生活。“谈笑间,我变成了两个自己,一个是班主任黄老师,一个是修志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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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治愈 他们在班史中找到自我

班长赵婉婷是办公室的常客。这位做起事来风风火火的东北女孩,一入学就问黄修志,“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在她看来,当下的每一份行动,都需要建立在对自我的认知上:“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现在的一切对未来又有什么影响?”直到毕业,她依然持续着这份追问。

更多同学来不及问出这些问题。划几下朋友圈,备考材料、考研班、自习室的广告纷至沓来,无声催促着学生们跳下水,游上另一个岸。

路棣同学对此深有共鸣。收到高考成绩时,她就把“继续考研”作为自己的规划,“因为不甘心”。然而,走进大学时,她便接手了作为学习委员的一项工作:校对每月的“班史”。

她一度以为,在“各自为战”的大学,班史不会持续下去。然而,在逐字逐句的校对之中,路棣感受到了写作的力量:2021年秋天,她正准备研究生考试,在背书时,一位来自青海的同学发来了他的班志。

这位男生写道,他曾在故乡的祁连山下骑马,现在则在烟台的海中游泳,“头抬出水面,正好看到金黄的太阳就停在海平线上”。读到这些文字,路棣发现,原来同一时间下,每个人都拥有着不同的生活。做出不同选择的同学依然站在一起,原本有些单调暗淡的考研季也明亮了起来。她想,“班史写作的深意,是延后了一段时间才被认识的:在种种社会标准下的突围之外,自我价值也应该得到满足。”

吉林姑娘赵婉婷在小镇上长大,到县城读高中时,才第一次见到“宽敞的大会议室”。轮到她写班史时,恰逢考研初试后的返乡寒假,“这是许多同学前途的分叉口”。“对于家乡,我的情感一直很复杂。或许说我并没有什么故土情结,我想走,想飞,想离开,想去更远更远的地方。但我终究不知道我将要去哪里,我想要回到哪里。”她在班史里写道。

临别时,黄修志送给她一本《回归故里》。作者迪迪埃·埃里蓬在父亲去世后回到自己的出生地兰斯,重新了解他最初诞生的社会阶层和那群他已经阔别三十年的人。书的扉页上,黄修志写道:“回归故里,并非回到原来的地方,而是重新认识自己,深刻反思自己与这些人、那些事之间意味不尽的关联。”

赵婉婷的考研“一战”没能成功。但在《回归故里》中,她重新读到了人生的意义:“我曾经觉得,离开家乡才能看到广阔的天地;但黄老师通过这本书告诉我,不管是排斥还是依恋,要更温和地看待自己的家乡、自己的过去。”那一刻,她感到,班史的写作让她更客观地审视过去的自我,获得了一种暂时的安顿。

她们都不约而同地想起黄修志的话:“一个人能纯粹而坚定地相信,自己的生活方式能带来平静和幸福,这就值得了。”

面对二本学生的“天花板” 他们依旧保持心境明亮

黄修志清晰地记得两个瞬间。一个发生在求职季,复旦大学博士毕业的他向江南某省属高校递上简历,工作人员浏览后说:“对不起,根据我们的要求,本科毕业学校必须是‘211’或‘985’,您应该不是吧?”另一个画面则是他写下与鲁东大学的就业协议,一位老师看着黄修志填写工作单位名称,不禁问:“鲁东大学?鲁东大学在哪儿?”

有学者对“二本学子”的学历困境和“自救”实践进行考察,发现他们的“自救”历程既受外部环境、资源的制约,也受限于对能力和前景的自我怀疑。即便努力“自救”,前置学历依旧是他们挥之不去的烙印,难以形成一个连续、统一的自我认同。

2020年,广州金融学院教师黄灯的非虚构作品《我的二本学生》出版。作者记录了自己对二本学生的真实观察,“他们的去向,更是在严酷的择业竞争中,有着触目可见的天花板。”黄修志读完后,自掏腰包给每个宿舍买下一本《我的二本学生》。他想知道,读到这些现实的冲击、真实的焦虑,同学们会如何回应?

年终班会上,不少同学分享了自己的读后感。路棣在书中感受到了一种自我的投射,“我们都身在一种沉默的处境,拥有一份不满足的欲望,但在现实中无处扎根。”然而,曾为考上鲁东大学感到“不甘心”的她话锋一转:“正因如此,每一个年轻人都应该去写诗,用自我思考来对抗这样一种疼痛。”

赵婉婷则说,“二本学生”的标签或许本就不必存在。“我们都是普通大学生的一员而已,都要做每个大学生应该去做的事,而不是‘一本学生应该做这种事,二本学生就应该做别的事。’”

平日里内敛安静的李孟凡也站了起来。她说,回到家乡工作也没什么不好,“你可以说我不勇敢,但不能说我不幸福。”许多同学笑着点头,黄修志坦言,“每个人坚定地做出自己的选择,同时能理解和尊重他人的选择,这就是我真心实意的期望。”

坐在学生中间,黄修志一次次为他们的发言感到惊喜。他想起学生们几年间的成长,不禁感叹,“原来他们的内心如此明亮”。

这场班会上,最后的发言人是黄修志。他谈起自己作为“二本学生”时蹚过的泥泞,以及在武汉大学、复旦大学的一路求学,引用《布鲁克林有棵树》的一段话说:“一个通过艰苦奋斗走出了社会底层的人,通常有两个选择:脱离当初环境之后,他可以忘本;他也可以在超出这个环境之后,永不忘记自己的出身,对残酷拼搏中不幸落下来的人充满同情,充满理解。”

四年之后:“每个人都是流向远方的河流”

2022年6月,黄修志的学生们迎来毕业季,“班史”也画上了句号。他有了一个新计划:把“班史”印刷出版,让更多人看到这群学生的成长和突围。黄修志辗转联系到供职于崇文书局的老友李艳丽,并表示,愿意从自己的教研项目经费中抽出一部分,资助这本书出版。

李艳丽拿到书稿时,读到一些稚嫩的文字,“忍不住会笑出来”。她的同事质疑,“这种‘作文集’还能出版?”

让她坚定促成出版的,是黄修志与42名学生的真诚。她说,“我们都是从那个年龄成长过来的,都有过青春期的‘小幼稚’‘小矫情’。在社会上关于二本学生的黯淡论调里,班史展现了一种不同的态度:不顾别人的眼光,不要别人的定义,我写我自己的历史,我们就做我们自己。”

2024年1月,《班史:一个大学班级的日常生活》正式出版。当时,黄修志还在国外访学,他在班群里为每位同学发了红包,“我来请客,大家都去买这本我们自己写出的书。”

《班史》中,黄修志是最后一篇的执笔者。结尾处,他写了一个自己的梦:“在山间草木和田间乡野中,自己成为一条河流。”黄修志说,四年的互相陪伴已经结束,每个人都是流向远方的河流。

班长赵婉婷感到,身在世界的不同角落,师生重新被《班史》连接起来,“我们的精神还在延续。”

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应约为《班史》作序,“谈论中国教育,普通高校师生的日常生活,以及其阅读、思考、困惑与奋进,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值得你我关心与注目。”

温州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教育社会学学者赵同友表示,“‘班史’之中,最可贵的就是师生之间平凡的日常互动。由于社会节奏和竞争压力,教育在很多时候变成了‘工厂生产’的模式,师生之间的交流更多是按要求上课、讲完课就离开课堂。但‘班史’中师生的互动,是一种很具体的、相互助推的真实状态。”

在鲁东大学,传播系班主任姜娜也开始与同学们记录起自己的“班史”,又一群大学生开始思考“怎样过好自己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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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史这场实验成功了吗?“每个人都成为了自己的黄老师”

四年过去,班史这场实验成功了吗?黄修志说,这是一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

赵婉婷讲述了一个细节:许多大学班级评优时的“各自为战”、“兵荒马乱”,在这个班里从未出现。“我们不急于追求领先,谁得奖、谁评优,每位同学心里都有数,只需要见贤思齐、默默努力。”

黄修志则想起了学生向他分享的另一个瞬间:毕业典礼前一天,班里106寝室的5位女生约好提前离校,开始毕业旅行。“她们提着行李走出宿舍,开门声一响,其他几个宿舍的门也打开了,每个人都出来和她们拥抱道别。”听到学生的转述,黄修志落泪了。“我相信,这四年的相互陪伴,可以疗愈过往的许多伤痛,也能在未来的日子里让他们更从容。”

赵婉婷“一战”考研失败后,选择在职“二战”,但仍未如愿。在备考中,她常常想起那本《回归故里》,最终成为家乡吉林的一名职员。喊出“你可以说我不勇敢,但不能说我不幸福”两年后,李孟凡实现了她的愿望,回到小城东营工作。

据《鲁东大学2022—2023学年本科教学质量报告》,山东省烟台市基础教育教师中,鲁东大学毕业生占53.6%。成为小学教师的孙雨亭常常觉得,自己没有其他同学的深邃思考,文笔也有些平庸,“但我相信,就像《班史》一样,一群普通人也可以做出不普通的事。“

放下“上岸”的焦虑,路棣从容考取了上海师范大学的研究生。《班史》出版后,她是全班第一个收到书的人。当晚,她冒着雨取回快递,突然发现,“大家已经汇入人海,《班志》也已经进入了历史。或许,艰辛、激烈和孤独也是生活的常态,每个人都要与这样的生活搏击。四年过去,我们都成为了自己的黄老师。”

图/受访者提供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戴幼卿 实习生 侯翔宇

统筹/孙慧丽

编辑/王朝
校对/李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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