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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读|身临其境的二战史:就像坐在伦敦双层巴士上,观看和聆听着1940年的日日夜夜
北京青年报客户端 2024-02-12 17:00
本文节选自《至此一年》中《考文垂之殇》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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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星期四下午三点,皇家空军无线电对抗部队得知,德国导航波束的交叉点不在伦敦,而在将近一百英里外的考文垂,英国中部的军工制造中心。工业之外,考文垂最著名的是它的中世纪大教堂,以及传说中十一世纪戈黛娃夫人骑马的地方。据说有一个叫托马斯(Thomas)的市民违抗禁令偷看路过的伯爵夫人,由此产生“偷窥狂”(Peeping Tom)一词。不知什么原因,考文垂是预定目标的消息并没有传递给丘吉尔,他正在空军部大楼的屋顶上焦急地等着。

皇家空军无线电对抗部队竭力测定确切的频率,以干扰或扭转锚定这座城市的导航波束。可供使用的干扰发射机只有几台,而现在空中到处都是看不见的波束。一条波束刚好穿过伦敦西面的温莎城堡,让人担心德国空军可能已经把王室当作了目标。一条警告发往城堡。被派往城堡警戒的防空警备处官员们走上城垛,仿佛是在等待一场中世纪的攻城战,他们很快就看到了头顶飞过的轰炸机,在近乎满月的衬托下,那一团团黑色的影子似乎无穷无尽。

没有炸弹落下。

下午五点四十六分,考文垂进入灯火管制时间,下午五点十八分已经升起的月亮此时高挂天空,清晰可见。市民们拉上了百叶窗和窗帘,火车站的灯都熄灭了。天天如此。不过,即使在灯火管制期间,街上仍有灯光。月光皎洁,天空特别明朗。在一家兵工厂里做工具管理员的伦纳德·达斯科姆,在上班的路上意识到月亮特别亮,月光“在屋顶上熠熠生辉”。另一个人注意到,月亮让他的汽车前灯变得很多余。“那真是一个奇妙的夜晚,月光亮得几乎可以读报纸。”他说。外号“杰克”的约翰·莫斯利刚当上市长不久,他女儿露西·莫斯利回忆道:“外面确实异常明亮,无论过去还是以后,我几乎从来没有在十一月见到这么明亮的夜晚。”就在莫斯利一家在晚上安歇下来的时候,家里有人说这是“一轮大大的、非常可怕的‘轰炸机之月’”。

晚上七点零五分,防空警备处的一条信息到达当地民防指挥室,公布“空袭黄色警报”。这意味着已经发现向考文垂飞来的敌机。随后收到“空袭红色警报”,这是拉响防空警报的信号。

考文垂过去经历过空袭。这座城市从容地应对过。但是,正如许多居民后来回忆的那样,星期四这天晚上让人感到大不相同。信号弹突然出现在空中,在降落伞下飘荡,让已经被月光照耀的街道更加明亮。七点二十分,伴随着一位目击者所描述的“暴雨一般的唰唰声”,燃烧弹开始下落。有些燃烧弹似乎是新品种,不仅能够点火,还能爆炸,让易燃物向四面八方飞溅。一些高爆弹也同时落下,包括五枚四千磅重的撒旦,显然是为了摧毁供水系统,让消防队无法工作。

随后,当飞行员在上空“燃放火焰”时,高爆弹如同雨点般倾泻而下。他们还投下了降落伞雷,总共一百二十七枚,其中二十枚未能爆炸,有些是因为故障,有些是因为安装了德国空军似乎很喜欢使用的延时引信。“空中到处是嗒嗒的枪声、炸弹的呼啸声和爆炸时可怕的闪光和巨响,”一位巡警回忆道,“天空中似乎布满了飞机。”空袭来得如此突然又如此猛烈,基督教女青年会旅馆中的一群女人没时间逃进附近的防空掩体。一位女子写道:“生平第一次,我知道了什么叫吓得发抖。”

炸弹击中了几个防空掩体。因为担心弄伤幸存者,几队士兵和防空警备处人员用手扒开瓦砾堆。一处避难所显然被直接命中的炸弹摧毁了。“一段时间后,我们挖到了躲在避难所里的人们,”一位救援人员写道,“有些已经身体冰凉,有些尚有余温,但他们都死了。”

一枚炸弹落在伊夫林·阿什沃思博士和她两个孩子藏身的掩体附近。首先出现的是“响亮的碎裂声”,她写道,然后是爆炸声,“然后,大地的一阵波动摇撼着掩体”。爆炸的气浪吹开了掩体的门。

她七岁的孩子说:“差点把我的头发吹掉了。”

她三岁的孩子说:“差点把我的脑袋吹掉了!”

在一家城市医院里,哈里·温特医生爬到了屋顶,帮忙在燃烧弹把医院点燃之前将它们扑灭。“我几乎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他说,“医院的庭院四周有数百枚燃烧弹发着光,就像一棵巨大的圣诞树上闪烁的灯火。”

在这座建筑物里面,产房中的孕妇被安置在床下,床垫遮盖着她们的身体。有位病人是受伤的德国飞行员,正住在顶层的病床上疗养。“炸弹太多了—时间太长了!”他呻吟着,“炸弹太多了!”

伤员开始来到医院。温特医生和外科医生同仁们在三间手术室里工作。多数伤员是肢体受损和严重的撕裂伤。“然而,炸弹撕裂伤的复杂性在于,表面伤口看似很小,伤口下面却受损严重,”温特医生后来写道,“所有东西都搅在一起。只缝合表面伤口而不进行大型切开手术根本没用。”

在另一家医院里,一位正在接受训练的护士发现自己正面对旧日的恐惧。“受训期间,我一直担心要在截肢手术后拿着哪位病人的断肢,总设法在有截肢手术的时候不用当班。”她写道。但这次空袭“把这一切都改变了,我没时间这么神经质了”。

现在,这座城市要承受的是被许多人认为最严重的创伤。燃烧弹像撒盐似地散落在这座城市著名的圣迈克尔大教堂的屋顶和庭院里,第一拨大约在八点落下。其中一枚落在屋顶的铅板上。火焰烧穿了金属,然后,熔化的铅水流到内部的木头上,把木头也点燃了。目击者呼叫消防车,但消防车全都在忙着和遍及全城的大火搏斗。第一辆消防车在一个半小时后,从十四英里外的索利哈尔镇赶到大教堂。消防队员眼睁睁地看着燃烧,什么都干不了,因为一枚炸弹炸碎了一条关键的总水管。一个小时后,水终于流出来了,但水压很低,而且很快变小,直至消失。

当火势不断变大,开始吞噬圣坛、小教堂以及屋顶沉重的木梁时,教堂职员们冲了进去,尽其所能地抢救一切—挂毯、十字架、烛台、圣饼盒、耶稣受难像—以庄严的队伍把它们送进了警察局。当橙色的拳头状火柱吞噬了大教堂里汉德尔弹奏过的那架古老的管风琴时,教区长R. T. 霍华德牧师站在派出所的门廊前看着它燃烧。“整个内部成了一团翻腾的烈焰,熊熊燃烧的大梁、木材堆在一起,古铜色的浓烟穿透它们升腾而起。”霍华德写道。

考文垂的其他地方看来也起火了。国土安全大臣赫伯特·莫里森当时正在远处的一座乡间宅院里做客,他注意到火光在三十英里外都清晰可见。一名在这次空袭后不久便被击落的德国飞行员告诉皇家空军审讯员,在返程途中飞过伦敦上空时,他还能看到一百英里外的火光。在考文垂以西八英里的巴尔萨尔卡门村,日记作者克拉拉·米尔本写道:“当我们走出房子时,探照灯正在探测晴朗的天空,星辰看上去很近,天空如此纯净,月光如此明媚。我从未见过如此辉煌的夜晚。一拨又一拨的飞机飞过,猛烈的炮火随之而来。”

整整一夜,十一个小时,轰炸机不断到来,燃烧弹和炸弹不断落下。许多目击者提到,如果不问原因,火焰中飘出的熟悉气味会让人感到舒适。一家烟草店烧了起来,周围区域都弥漫着雪茄和烟丝燃烧的气味。一家着火的肉店散发出烤肉的香味,让人想到传统的星期日晚上“烤肉”的舒适生活。

炸弹一直落到第二天清晨六点十五分。灯火管制于七点五十四分结束。月亮还在明朗的黎明天空中闪耀,但轰炸机已经离去了。大教堂现在是一片废墟,熔化的铅水仍在从屋顶滴落,烧焦的木材片不时松动,落到地面上。整座城市里,最常听到的是碎玻璃在人们鞋底嘎吱作响的声音。一位新闻记者说玻璃“实在太厚,放眼看去,就好像街道上面覆盖着冰”。

恐怖的场景现在来了。阿什沃思博士说她见到了一只狗沿着街道奔跑,“嘴里叼着一条孩子的胳膊”。一位名叫E. A. 考克斯的男子在弹坑旁见到了一具无头男尸。在别处,一颗地雷爆炸后留下了一堆烧焦了的躯体。尸体运进了一个临时停尸房,最多每小时运达六十具,这里的殡葬业者必须处理一个他们很少被迫面对的问题:尸体损坏严重,很难辨认。百分之四十至五十的尸体被归为“因受损而无法辨认”。

基本完好的尸体上被贴上了行李标签,说明是在哪里发现的,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标明其身份,然后分层堆放。幸存者被允许走进去寻找失踪的亲友,直到一枚炸弹击中了邻近的天然气储藏装置,造成爆炸,掀开了停尸房的屋顶。下雨了,雨水模糊了行李标签上的字迹。辨认过程如此恐怖、如此徒劳,有时三四个人辨认同一具尸体,访问只好停止,并通过检查从死人身上搜集的个人物品确定身份。

停尸房外贴出了告示,上面写着:“我们非常遗憾地宣布,由于停尸房承受的压力,亲属暂时无法查看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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