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是晚清、民国时期最重要的文化人物之一。他一生历经反清、革命、共和、自治等不同阶段，思想杂糅清代朴学、欧美及日本进化论、社会学，老庄儒墨、唯识论及欧陆唯心哲学等。他交游的人士来自保皇、革命、维新、明治汉学等阵营，从康有为、梁启超到孙中山、袁世凯，从周氏兄弟到井上哲次郎、岸本能武太，再到俞曲园、罗振玉等，有如中日近代政治史、学术史的缩影。

有关章太炎的研究其来有自，因为种种原因至近年才形成一股力量。稍早的朱维铮、王汎森，之后的林少阳、陈学然、石井刚、小林武、慕唯仁（Viren Murthy）等中外学者各言其志，所形成的对话网络甚至被戏称为“章学”友。其中彭春凌教授的系列论述无疑后来居上，值得瞩目。

“章学”难治，不仅因为章太炎一生屡起屡落，学问和思想复杂多端，也因为其人其文独行其是，难以测度。章氏下笔晦涩执拗，早已是近现代文论研究的一大挑战，学者莫不谨慎以对。除此，章氏问学直指晚清民国知识谱系的世界化倾向，远超过一般专题研究范式。这正是彭春凌新著《原道：章太炎与两洋三语的思想世界（1851～1911）》的用力所在。

顾名思义，彭春凌新书一方面探求进化论东来后，清末知识分子如何重启天道、世道、人道的大哉问，另一方面她将研究扩向所谓“两洋”——太平洋、大西洋——和“三语”四国——中、日、英、美——场域。两种方向所形成的张力成为此书关怀所在，而以章太炎为辐辏点。彭春凌认为，章氏的重要性不仅在于他亲历中国思想的今古之变，也在于他直接、间接参与了世界思想的转型，其间的流动、参差、对照带来了始料未及的洞见，也产生了无从回避的盲点。

本书研究时段始于1851年，止于1911年。1851年意义何在？这一年为咸丰元年，洪秀全在金田起义，晚清即将进入最后一甲子动荡。同年，世界博览会在英国伦敦开幕，展出逾十万件全球各地机械发明、工艺创造。小说家哈代(Thomas Hardy)意识到“一个超乎寻常的时代边界和转折线”就此划开，产生了“时间断崖”（a precipice in Time），“就好像地质学上的断层，我们突然把古代和现代完全联系在一起”。此前一年，思想家斯宾塞（Herbert Spencer）《静态社会学》（Social Statics）出版。他纵观物种演变，由同趋异、用进废退的道理，借有机胚胎发育学、牛顿定律和天体力学等新知，提出物种进化法，并与达尔文、赫胥黎等相互呼应，成为19世纪下半叶思想界主流。影响所及，1898年29岁的章太炎和曾广铨合译《斯宾塞尔文集》，同年严复出版译著《天演论》（赫胥黎著），进化论进入中国自此势不可挡。

彭春凌新著即以章太炎、曾广铨合译斯宾塞文集展开。她铺陈章氏跨国、多语的“原道”之路，不仅旁及19世纪下半叶英美科学与社会学界就斯宾塞理论所做的辩证攻防，也延伸至日本明治西学和汉学学者的译介和引申。这只是开始。借章太炎与中日学者的互动，彭春凌进一步深描东亚知识分子如何折冲东西学术典范间，形成千丝万缕的谱系；更重要的是，她思考章氏如何由此审理儒墨老庄思想、佛教因明学说、民族文明体制，成就一家之言。

本书是彭春凌治章学的第三部著述。第一本《儒学转型与文化新命——以康有为、章太炎为中心（1898～1927）》（2014）处理戊戌以降儒教自身转型与新文化形成之间的历史关联。新文化运动的反孔批儒思潮是近百年学术界最具争议性的问题之一。康、章曾因儒教的兴废之道而产生互动，之后又因道不同而分道扬镳。及至1920年代，他们的立场竟然有了微妙互换。康、章彼此，以及他们与新文化诸君子之间的思想对话揭示反孔批儒的多层次互动。与此同时，日本明治学者将儒学纳入国体论，基督教大举入境中国，在在影响儒教，“正信”与“异端”的辩证，更不提宗教信仰与革命意识间既联合又斗争的关系。19世纪末，孔教曾经被视为维持帝制的最后关键，近代国民思潮兴起后，传统的天地君亲师秩序被视为封建糟粕，最终难以跨越现代转型障碍。

彭春凌的第二部著作《章太炎译〈斯宾塞尔文集〉研究、重译及校注》（2021）整理斯宾塞著作百年汉译史，并于其中定位章太炎译著的历史价值。章（曾）所译《斯宾塞尔文集》是近代中国思想史、翻译史的奇书，意义不亚于严复译的《天演论》。她分析章太炎译的《斯宾塞尔文集》背后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英、中、日三国思想论述交叉互动的历史，指出全球史视域为理解此书及其后续知识效应必要的方法。与此同时，彭春凌根据四个版本重译、校订斯宾塞的英文原著，不仅查明译作对应的原作段落，标明译作未尝翻译或有意无意曲解原作的段落，并从思想史角度出发为原作、译作都做了详细注释。此书呈现英、中两种著述背后的文化脉络，建立从斯宾塞、章太炎所在的两个思想时空进行对话的图景。所投注其中的知识量和判断力不是泛泛一句“跨语际实践”所能尽详：掌握传统经典原意和历史文化内涵需要真功夫。

彭春凌前两部章太炎研究一从儒教转型入手，一从西学翻译入手。明乎此，我们对她新作强调“两洋三语四国”的多重互动即有所理解。三部著作间存在逻辑关系，由内而外、互为表里。在新作里，章太炎依然是研究重心，但“章太炎”俨然又是一种阿图塞（Louis Althusser）所谓的质诘呼声(interpellation)：由章氏所启动的知识、情感交流，召唤出一代士人学者自我及彼此的定位——国家、伦理、宗教、审美无不在内。全书除绪论、结语外，分为四章。第一章深化作者前二著的要旨——“儒学新命”与翻译斯宾塞进化学说。章太炎早年《儒术真论》（1899）、《訄书》初刻本（1900）的整个知识架构、文化观念都受斯宾塞影响。除了智性启发，更不能忽视宇宙万物的进化变迁——“天变”带给章太炎的情感震撼。《儒术真论》的两篇附文——《视天论》与《菌说》推崇以牛顿力学原理为支柱的近代宇宙天体理念，以原子微粒的运动和相互作用来解释万物的产生。这表明章太炎的儒术新诠又可视为对16、17世纪科学革命所产生的学术的“范式转换”。

彭春凌指出，章氏参与清末的儒墨之辨，声言儒术真谛为“以天为不明及无鬼神二事”，所根据的理路不仅来自儒家家法，更有斯宾塞进化学说的不可知论（agnosticism）影响。所不同者，斯宾塞对宇宙本体论里上帝的未知或可知仍留有余地，章太炎的姿态则激进得多。他认为日月星辰“未尝隶属”“无所根系”；并以“欲恶去就”来描述引力与离心力的关系，证成万物“自造”，从而建构“依自不依他”的哲学观念。

本书第二章论斯宾塞的《社会学原理》作为社会学研究的滥觞，及其在美国、日本所引发的联动影响。美国内战后迎来第一波斯宾塞热潮，以哈佛大学为基地。任教哈佛大学的约翰•菲斯克（John Fiske）推崇斯宾塞纯任自然、自由放任的学说；相对于此，布朗大学教授莱斯特•沃德（Lester Ward）以《动态社会学》（Dynamic Sociology，1883）强调人类行为的目的性及能动性、摆脱环境制约，扩大公权力职能。1890年代初在哈佛大学求学的日本学者岸本能武太深受影响，日后撰成《社会学》。岸本专书承认社会群体追求幸福之必要，却不忽视特立独行甚至消极反抗的因子，因此保留斯宾塞自由主义的潜台词。章太炎受岸本一书启发甚深，1902年将之译为中文，并借题发挥，带入“群”与“独”相互证成的己见。章太炎认为人类社会之异于禽兽者，在于不但享有未来，也能回顾过去；过去与未来之念驱动人类行为、建立价值秩序。借此章步武岸本，将沃德所放逐的宗教感重新引入对人类社会本质的理解。此章由斯宾塞谈起，到沃德，再到岸本能武太，以迄章太炎的创造性传译，环环相扣，充分展现彭春凌横跨两洋三语四国的方法学。

本书第三章专注章太炎的日本因缘。1899年，章太炎与井上哲次郎——明治时期思想界巨擘——在东京相识。两人都接受斯宾塞的社会进化学说，皆有强烈的亚洲命运共同体自觉，以及融汇东西文明——欧洲唯心哲学和东方儒教或佛教——的用心，自然引为同道。章太炎思想“转俗成真”时期对康德、黑格尔、叔本华等德国哲学的了解，基本上来自井上哲次郎及其学生辈的译介和解析。随着政治立场转向革命，章开始接触井上哲次郎周边东京哲学圈学人。姉崎正治在德国宗教神学启发下，以欲望的表现来定义宗教，修正此前宗教学、人类学以基督教为最高文明位阶的宗教进化观，从而凸显东亚知识界抵抗殖民者文明话语的立场。但更让章心有戚戚焉的是井上圆了。圆了力图振兴明治佛学，倡《妖怪论》破除世俗迷信的“假怪”，代之以所谓“真怪”，即以“无限绝对之心体”来降伏心、物，支配无量诸相。这与受到唯识佛学启发后的章太炎一拍即合。章与他人合译了井上圆了的《妖怪学讲义录》，用心可见一斑。

章太炎与两位井上的纠葛最终显露在他对心体与国体的分疏上。井上圆了长期从事民间教育和哲学普及工作，和井上哲次郎的“官学”身份迥殊。两人虽然都提倡“现象即实在论”的观念论，但圆了立足于佛教哲学，而哲次郎在19、20世纪之交试图以《教育敕语》的伦理统合所有宗教。他们的对峙在1900年有关“宗教和教育”的辩论中表露无遗。章太炎心仪井上哲次郎的学说，但在转向革命后，力倡革命主体的自我感知及独立诉求，而哲次郎则将理想的极致置于超出个体之外的绝对实在之物。两者在认识论、伦理观和政治哲学上出现了根本性差别。井上圆了反而更加契合章的诉求。彭春凌甚至认为，章太炎与井上哲次郎的差距象征着两个民族的心智角力和道路对决。章太炎的齐物哲学，主张平等之“道”主动向下、不断变化、应和“有差别”的万物，而哲次郎则向天皇论、国家论靠拢。

本书第四章来到章太炎的文化政治和“文”学观念。彭春凌论章太炎力倡国学以抵御明治汉学，着眼点不仅在于民族主义，更是在于从儒家正统分疏文野、雅俗的道理。章严厉批判日本汉学家因维护天皇“万世一系”国体论，而诋毁支援放伐革命的中国儒学。他曾有系列文字批判荻生徂徕以降的日本汉学，以《与罗振玉书》最为人熟知。另外，他对清末以来的文字语言改良运动，不论“步武日本”或“规仿泰西”，均不以为然。为抵抗仿日与崇欧的代表——“汉字统一论”和“万国新语说”，章太炎立足于方言，以不变应万变。他看似保守的态度实则激进异常。

章太炎提议以方言为根基，建立以文化地域亲缘性为基础的“语言统一”论。他反对以文辞压抑言语，主张以言语“展转缘生”为依据，保持汉字的稳定性；沟通古今文野，实为另一种以不齐为其齐的概念实践。所谓“鼎革以文”，章太炎对广义“文”学的操持，极具物质性又极具内铄性。章太炎与同代中日学者从王国维到服部宇之吉的论争，还有他对新兴考古学科的质疑，都必须在此前提下审视。

彭春凌新著考证详细、论述缜密，部分章节抽丝剥茧，甚至有了推理小说的趣味。近年“章学”兴起，种种章氏引语如“依自不依他”“不齐之齐”“俱分进化”“大独必大群”等已经成为学界信手拈来的金句，甚至用在与章氏初衷相反的语境里。彭春凌的新著不仅论章太炎的学术思想，更考掘其源流，追踪其转变，有意无意间，其实呼应章氏所立足的小学传统。她的发现和论证势必引起“章学”友们继续对话的兴趣。以下数点权充对话缘起。

第一，如上文指出，本书的起始点为1851年，所谓全球（欧洲）知识体系进入断崖式蜕变的关键时刻。斯宾塞的进化论即将席卷学界，成为显学。几十年内，东亚的中日学界也受到影响。章太炎虽然出身传统朴学，也在19世纪末加入此一东西学界串流的大潮。他对斯宾塞学说的翻译、思考或借镜日本，或受教原典，或独出心裁，又必须与清末的政治、学术、思想、情感论述交相比对，才能得见真章。彭春凌一再强调清末学术史必须同时也是全球学术史，不是空谈。在此之上，她更要叩问，章太炎个人的洞见与不见何在。

1857年，斯宾塞发表《论进步：其法则和原理》，提出“星云假说”（Nebular Hypothesis），以及关于生物进化用进废退的“获得性遗传”（inheritance of acquired characteristics）理念。正是基于“星云假说”，章太炎建构了其早期的宇宙观。“星云假说”主张最初宇宙空间充满了基本颗粒，在引力与斥力的作用下，它们逐渐形成了太阳系的星体和宇宙秩序。浩茫的宇宙不过由无穷的太阳系拥有无数的地球而构成，并无神秘力量存在。这样的宇宙观无疑为晚清思想的蜕变带来寓言性意义。“道”的改变以“天变”开始。不同的是，“星云假说”尽管对斯宾塞而言为宇宙存在的“第一原因”、神秘力量，科学和宗教始终互相支撑；对章太炎而言则提供了否定神秘主义思想的依据——科学与宗教因此两相对峙。然而章太炎的视野何止于此？他终将糅合佛教唯识、欧陆唯心，以及儒道学说，提出一己介入宗教的“真怪”之法。彭春凌对章氏毕生思路的追踪，在在说明其人不断变化的潜力。斯宾塞的“星云假说”即便颠覆前此知识典范，又何尝不为新的宇宙机械论述背书？彭春凌笔下的章太炎作为革命者的意义恰恰在于面对旧学、新学，都不视为当然；追求知识的同时，自有信仰所在——依自不依他。这样的问学视野置于今日，何可复得？

第二，彭春凌的研究也点出了当下学术研究范式的运用值得检讨。章太炎著述从早期的《儒术真论》、斯宾塞文集翻译、《訄书》到《齐物论释》，以迄《国故论衡》《菿汉微言》等，卷帙浩繁，其中涉及东洋、西洋之学的线索尤其千丝万缕。彭春凌的方法是回到根本，细读文本并搜集其内外可见资料，遂成绝不打诳语的“知识的考掘”。如本书第一章以四种版本的斯宾塞文集合校，从而推衍晚清翻译过程中的种种误读现象，以及其下语义变化的动机与结果。本书第二章以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为借镜，折射章太炎辗转接受并修订斯宾塞、沃德社会学的过程，并预示章个人“群”“独”思想的发展。本书第三章从章太炎与明治哲学界交游始，描述章与关键人物及理念的分合，终于分析章本人对知识和（政教）信仰两难间的取舍，以及中日文明现代化过程中的国族隐喻。本书第四章则对比民国国粹学派与东洋汉学之间的异同，不仅涉及章氏“文”学的政治，更涉及一代中日知识分子面对现代性风暴，如何传承文化遗产的终极课题。彭春凌大可以套用“帝国的碰撞”“权力与知识谱系”“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等流行话语，但她迂回挺进，将这些课题化简为繁。更重要的是她提醒我们，章太炎穿梭这些课题的路径既然不为19世纪中的“星云假说”所圈限，也就没有必要为我们当代的“学术星云假说”所圈限。

第三，彭春凌的研究促使我们再思晚清到民国现代化的进程是否仅能以俗世主义（secularism）完满理解，还是另有超越的层面值得发掘。一般认为，全球现代性的特征之一即在于韦伯（Max Weber）所指出的“去魅化”：传统宗教、迷信式微，庶民身心解放，肇始以理性、功能、秩序管理为目标的生活。在中国语境里，“革命”“启蒙”崛起，莫不以推翻封建天命，重整现世社会为目的，也是一种去魅运动。但百年历史见证，世俗现代性并未能摒除宗教——包括广义宗教感、神圣性——的影响。政治神学兴起，乌托邦计划此起彼落，种种圣战烽火或信仰狂热……其实构成现代经验的一部分。识者如泰勒(Charles Taylor)、伯格（Peter Berger）、卡萨诺瓦（José Casanova）早已提醒俗世主义的局限，我们必须正视当代宗教（或宗教性）历久弥新的意义。

彭春凌新书的注意所及，与其说是宗教作为圣宠和信仰机制，不如说是宗教作为感觉结构、内铄追求。我们论章太炎的宗教因缘多半集中在他“转俗成真”“回真向俗”的心路历程，而以1903～1906年“苏报案”为转折点。彭春凌则将战线拉长，提醒我们章太炎的出真入俗是毕生历练。早期他对斯宾塞“星云假说”的理解已经可见端倪。他不为斯宾塞版的（上帝）不可知主义背书，却并不代表他缺乏宗教情怀。恰恰相反，他已在酝酿如何超越神迹、神学辩证的局限，想象宇宙无量的存在及其播散。这一倾向历经“苏报案”系狱、接触唯识佛学，以及之后转向庄学而逐渐显现。随顺进化、俱分进化，不齐之齐、真俗平等，章太炎的革命观与宗教观实为一体之两面。在此之上，他未尝忘情儒教，从早期与康有为的分合到晚期对国粹学派的辩难，历历可见。彭春凌全书各章有关章太炎的宗教思考，如重新定义斯宾塞的“星云假说”、延伸岸本能武太社会学未来与过去的向度，翻译井上圆了的《妖怪学讲义录》，以及提倡国学的返本开新论等，无不指向一个中国现代性研究隐而不彰的命题。

章太炎的一生充满争议，他的思想之路曲折多变。唯其如此，他再次见证晚清是多么复杂又充满动能的时代：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原道：章太炎与两洋三语的思想世界（1851～1911）》挖掘那些曾被压抑的现代性脉络，也让我们追问，时序已至后现代的今日，还有多少现代和前现代性被压抑？“星云假说”之后，量子力学在欧洲兴起，打破牛顿力学定理，再次改变全球知识典范。彼时在世界的另一端，章太炎正执着他充满个人色彩的思想革命——开花在星云以外。

作为章学门外汉，我原无撰写此文资格。唯彭春凌教授提出，斯宾塞的进化论、社会学、自由主义曾以哈佛大学为基地，在北美传播。书中三位人物——菲斯克、岸本能武太、芬诺洛萨（Ernest Fenollosa）先后在哈佛任教或求学；后两者与斯宾塞学说东渡日本更有直接关系。而彭春凌2015年也来到哈佛燕京学社担任访问学者，因而展开此书研究。春凌以此为由，嘱我为序。但章学如此艰深，岂能造次？谨聊述阅读所得，权充笔记，就教于春凌和“章学”友们，并志春凌在哈佛问学的一段因缘。

2023年秋，哈佛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