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关注的焦点在于力量的军事维度，弄清楚其本质和界限是非常重要的。国力既包括说服、吸引等“软实力”的成分，也包括军事等“硬实力”成分。军力自身并不能保证战争胜利，军力弱小但是意志坚定的国家可能打败军力很强但是没有决心的国家。战争结果是包括军力在内多种因素的综合产物。

而且，军力（或者“能力”）本身在不同情况下会有不同的含义。毕竟，军队要做的事情多种多样，从防御本国国土到入侵他国、追捕恐怖分子、强迫让步、镇压暴动、维和、实施经济制裁、展示军力或维持国内秩序，等等。精通一方面或者几方面，不代表精通所有事务：好的国土防御部队可能是非常糟糕的维和部队，能够保护本土的部队不一定能战胜邻国。美国军方认为，维和与攻占或防御领土所需技能存在差异，要求部队在转换任务之前必须重新训练，进攻-防御论认为，进攻能力与防御能力本质不同。而且，就每一项任务而言，各方对“成功”本身的定义可能非常不同。国土防御战中都会希望伤亡率低、战争短暂和完全恢复原状，但这些目标经常相互矛盾，不同军队对此有不同的优先级。有些国家宁可以高伤亡率和长期战争来换取收复全部失去的土地，另一些国家可能就不是这样。1945年，尽管预期将损失惨重，美国还是做好了进攻日本本土的准备。有些国家会连续轰炸敌方数月，仅仅为了避免己方地面部队的损失；而另一些国家可能会承受更大的伤亡，迅速推进以缩短战争时间。例如，1999年，俄罗斯军队为减少长期作战带来的人员伤亡，对车臣的格罗兹尼选择了包围战而非进攻战。而1996年他们选择了相反的作战方法以求速战速决。1991年，经过为期6周的空袭行动，美国最终冒险进行了成本更高的地面进攻，目的是在离心的政治力量能够分裂联盟之前结束在科威特的战斗。1999年，北约坚持进行了长达78天的大规模空袭，但是当米洛舍维奇最终让步时，北约显然耗尽了它的耐心，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星期开始了地面进攻的准备。如果“能力”是指能否胜任所分配的任务，那么不同国家对同一军队军事能力的评估将差别很大——没有统一的 “军事能力”概念可以应用于所有时间和空间下的所有冲突。

因此，任何分析都必须聚焦军队执行任务的具体领域，而这些具体领域又是国力的一部分。基于研究目的，这里集中关注在中强度到高强度的陆战中控制领土的任务，并通过三个相互关联的标准定义任务的完成：摧毁敌军并保存自身的能力，攻占并坚守阵地的能力，以及做到上述两方面所需要的时间。

更具体地说，本人将进攻性军事能力定义为“在最少的时间内以进攻方最小的伤亡摧毁尽可能多的防御部队并夺取尽可能多的领土的能力”；同理，防御性军事能力即为“最大限度地降低领土损失并拖延战争时间，使进攻方付出最大的伤亡代价，并最大限度地保存防御部队实力的能力”。由于这些标准可能不同程度的完成，而且相互之间也可能有一些矛盾，本书提出一套理论来解释伤亡、攻占领土和战事持续时间等相互独立但又相互联系的战争结局指标。在这一理论背景下，本书随后将讨论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和权衡。

该理论分析的单位是“军事行动”，军事行动是在单一战前计划下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战斗。例如，1940年德国入侵法国和挺进海峡的战斗组成了“军事行动”[“黄色行动”（Operation FALL GELB）]，还有美军于1944年7月25日开始的诺曼底滩头阵地突破战斗[“眼镜蛇行动”（Operation COBRA）]。在同一战场，一系列相互关联的作战行动组成了战役，例如1944年的诺曼底登陆战就包括：埃普索姆行动（Operation EPSOM）、古德伍德行动（Operation GOODWOOD）、眼镜蛇行动（Operation COBRA），有时战争包含多个战场上的多个战役。对分析单位的选择位于第二章的实证分析之后，参见第二章“启示”部分的讨论。

“中高强度冲突”指的是从最低强度游击战到最高强度全球热核战这一战争强度波谱中的中间一段。中强度冲突包括常规地区战争，比如最近的阿富汗战争、巴尔干战争、科索沃战争，以及阿以冲突、中越边境冲突、印巴战争；高强度冲突指世界大国之间的常规战争。因此，这里将最低端的游击战和涉及最高强度的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战争排除在外。“大陆战争”指的是军队主要在较大陆地上或陆地上空的战斗，而将海战以及对民用目标的战略轰炸排除在外。

因此，本书寻求解释中高强度陆战中争夺领土的军事行动的结果。为什么着重于此？这是与反恐战争、种族冲突、胁迫性战略轰炸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时代毫不相关的“老旧思维”吗？

答案是否定的。虽然大型常规战争只是很多重要作战行动的一种，但是常规战争比一些人认为的要重要得多，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依然如此。它仍将是所实施的最昂贵任务，仍将是美军的核心目标，它也仍将继续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实体间发生。

例如，正在兴起的反恐战争，针对藏于暗处的恐怖分子，相应的情报和警察行动将时常与打击包庇恐怖分子国家的战争相伴相随。

近期摧毁阿富汗境内基地组织的行动，是本书要研究的这类地区常规战争的又一例。和大众观念相反，阿富汗战争既不是游击战，也不是简单的远程轰炸。塔利班政权企图控制领土并防守要地，而不是采取“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式的骚扰战术。这种领土争夺包括大量近距离的地面作战，西方军队与阿富汗联军为其中一方，躲过美国监测和空中打击的塔利班武装为另一方。结果是进行一系列令人惊讶的传统地面战，如2001年10月23日在查普查尔的战斗、同年12月2～4日在赛义德·斯利姆·卡莱的战斗、12月2～6日在哈韦（Highway）的战斗以及2002年3月的“水蟒行动”，都是一系列的传统地面战。例如，2001年5月，在北部作战的关键行动中，有一场靠近白贝什村的突击战斗，持续两天遭受美军轰炸的塔利班势力终于精疲力竭，被迫向北方联军打开了通向马扎里沙里夫的大门。直到“水蟒行动”之前，美国在这场战争中所实施的大多是轰炸（以及为轰炸机确定目标），但是战争结果远不止美国的贡献，虽然美国的贡献非常关键，但美国的作用是加强地面盟军的力量，使他们在传统的近距离作战中胜出——空中打击并没有轻松地歼灭塔利班武装，或者摧毁他们战斗的意志。新技术在阿富汗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它的相对重要性是下文的主题，但战争本身基本类似于本书所关注的中高强度阵地战。

直接参与这一反恐战争的美军是否主要为空军力量或小型特种部队，目前尚不明确。如果小规模行动被证明无效，任何初期的有限介入都会面临升级的压力。在战争升级中，美国最强大的威胁手段是它有能力通过入侵敌方领土并实施政治控制来推翻其政权，即通过战斗赢得一场大规模的常规区域战争。对付诸如毛拉·奥玛尔、萨达姆·侯赛因这样的政权，就是终极制裁。这威慑到他们最看重的东西——权力。而且，这是对此类价值唯一最有用的威慑：几乎没有哪个政权能在美军推进到其首都后幸存。即使该终极制裁不被使用，它的存在也使其他强制手段更为有效：对手必须考虑忽略较轻威慑的后果，因为另一方具备以武力使其下台的能力。在科索沃，美国一开始决定不使用这种威慑，结果令人追悔莫及。与这种错误判断相类似，至今仍有人认为少量的威慑总能奏效，因而主张美国永远不必发动大规模战争。

大规模战争不仅是美国军队制订计划的首要标准，对绝大多数世界大国和地区大国也是如此。冷战后大部分时间内，美军的规模和结构都维持在使其能够打赢两场几乎同时发生的大规模地区冲突。布什政府将该标准修订为，赢得一场战争的同时，在另一场战争中稳住战线，而该标准针对的依然是大规模战争。美军大部分时间都以这一威胁为建军导向。相比之下，尽管不少人现在认识到特种部队是美国军事行动的先锋，但实际上对该部队投入的经费只占美国年度国防开支的1%。

对大规模战争的关注也没有局限在世界大国或地区大国身上，同样也没有被种族冲突、游击战或其他地区的低强度冲突所取代。最近在波黑、克罗地亚、厄立特里亚、扎伊尔/刚果金、卢旺达、阿塞拜疆和科威特的战争都是中高强度冲突，参战方都寻求以传统方式攻占或者坚守领土。如果未来某天在克什米尔或者贝卡谷地爆发战争，战斗将不会是低强度的。此处关注的绝不只是一些过去的事情，其对美国利益的重要意义，使之成为理解军事能力的正确源头。

针对打击国民经济的战略轰炸，学者们在其他文献中已经做了充分研究（打击军力的行为针对的是敌方军事武装，打击国民经济的行为针对的是敌方的人口、经济中心或政权），故而本书将其排除在外。纯粹针对国民经济的轰炸并不像很多人认为的那么常见，而且也并不怎么成功。迄今为止，几乎所有的战略轰炸都混合了针对国民经济的震慑以及针对军事目标的打击，从而削弱敌方进行战争的能力。在海湾战争中，战略轰炸的主要目的是打击军事力量，而对国民经济的有限轰炸，旨在通过预示其政府已失去对权力的掌控，以震慑萨达姆。在科索沃，北约实施的轰炸既包括针对塞尔维亚政权和经济基础设施的国民经济的轰炸，也包括针对塞尔维亚地面部队的军事目标的轰炸，直到北约开始准备大规模向科索沃出动地面部队时，塞尔维亚才肯做出让步。在阿富汗，早期希望通过针对国民经济的轰炸就能迫使塔利班政权做出让步的想法，被证明并不现实。由此可见，战略轰炸很难通过打击国民经济而获得成功，科索沃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现实，更没有理由让我们期待这种情况在短期内会有所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