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晃四十多年，我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挂单读书不忘用功。正经的学术尽管多有涉猎可惜少有收益，也许真是性情所累天资所限了。英国广播电台天天午后下了班我几乎一定躲进学院图书馆里看书找资料，做完论文笔记剩余的时间总爱乱翻闲书杂书，自得其乐，情趣无穷，注定此生学嫌饾饤，繁而寡要。用功用在何处真是收效云泥。我那年代的亚非学院依然显得残旧，胡金铨说兴许和老舍那年代没什么差别。图书馆里的中文书倒是称得上稀世之藏。金铨那时候在写老舍，我天天陪他去找参考书影印资料，收获丰盛，非常开心。有一回我翻读一本王云五主编的《万有文库》，书尾对着版权页的空白页竟然留着铅笔写的两句诗：“门馆无私白日闲，百年粗粝腐儒餐。” 小字注明出处是汤显祖《牡丹亭》。门馆指书院学塾。金铨说那么漂亮一手字，八九是老舍那一代人写的，读完这本《万有文库》觉得无聊顺手消遣一下。幸亏一转眼学院里的岁月都过去了，老来堪以自娱的依旧是那些闲书杂书里的花花叶叶。这样甚好，省得太沉重伤了养老的健康。亚非学院图书馆博览群书七个年头换来的是丝丝缕缕的气质和修炼。那跟客居英伦读多了英国经典交多了英国朋友一样，换来的是点点滴滴的做人分寸，学会寡言的好处和静观的优势。进了《明报》在金庸身边做事留意到他的木讷，我真的有点感动：学问那么好的人原来可以拥有不太说话的权利。老话说祸从口出果然是修身的第一戒律。后来跟高锟教授交往我进一步看到木讷的威力可以造就威望：他默默赢得了“光纤之父” 的尊号和诺贝尔奖的殊荣。在《明报》做久了我还发现金庸每天给报社上下写的字条数量不少，他亲笔回复的信札也多。替他处理文书那段日子，他轻轻替我删改的字句不仅教了我措辞的轻重也教了我处世的法门。那天翻检卷宗里新知故交写给我的信，数量多而且写得好看的是陈之藩，是吴鲁芹，是柳存仁，是刘绍铭。陈之藩的信像他写的《在春风里》，字俏文佳，不厌百读。没有读过吴鲁芹的散文集和他介绍的英美作家未免可惜。吴先生一手毛笔字写的信仿佛蓝姆回生，机智毕现。读柳存仁信上细腻的心思博雅的学问，我仿佛走进静穆的书斋聆听百岁高人点拨窗外蝉鸣的禅意。刘绍铭嫌手写中文信费劲，情愿敲几下他书桌上的打字机用英文告诉你他想说的事情。正是这样随想随打的文句，你一眼看得出他的英文竟然可以高明到那么浅白那么精准那么洋气。编《明月》那段岁月读他寄来的每一篇中文稿子，我想到中国作家英文通透，视野和思路轻易点得亮笔下的中文文章。亚非学院我的老师卜立德中文好到可以在中文报刊上写专栏，他研究周作人，他的中文文章是受了英文点化的知堂小品，比《立春以前》多出三分明丽、两分结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