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青年报
《繁花》中的男人和女人
北青艺评
2024-01-11

剧版《繁花》片尾提到参考了木心的《上海赋》。它无疑借鉴了这篇文章包罗万象的看上海视角,用《一代宗师》中面子和里子的说法,那就是面子里子都要:黄浦江与和平饭店是面子,苏州河与弄堂是里子;宝总是面子,爷叔是里子。黄河路南京路是面子,进贤路是里子。或许有人会再追一句:男人是面子,女人是里子?剧版《繁花》说:不能这样简单化。

王家卫的改造

王家卫曾说过,很多上海小说可能受到张爱玲的影响,味道是女性的,《繁花》却充满男性荷尔蒙,有上海男人的性感。深受话本小说影响的《繁花》,内容被人概括为“旧时繁华,鸡零狗碎,格子间里的湿漉漉,最后落得一句鸳鸯蝴蝶梦”。这是小说中四个男人阿宝、沪生、陶陶、小毛四个人身历的上海,它是世俗的,市井的。王家卫则从饮食男女中看到了山河岁月和时代变迁,于是对小说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改造,把时间聚焦于上世纪90年代的上海,沿用其前作《一代宗师》比试武艺的形式,以黄河路南京路的商战、股市大战来带出“92南巡”后人们尽情张扬欲望与野心的热血时代。为此,他不惜牺牲掉沪生和小毛,将他们的一些特点赋予阿宝和陶陶,同时以阿宝为主,陶陶为辅,并将小说中魏宏庆、范总等小配角和女性角色放大。这样面子、里子的表达就都有了,且篇幅精简,更能以一奉十还原改革开放年代上海人的生存百态与奋斗历程。

剧版中的阿宝,与小说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里醉生梦死的颓丧阿宝不同:他有野心和雄心,又赶上时代的风口,在老法师爷叔的指引和带领下,在三位红颜知己的助力下,在股市和外贸业务上呼风唤雨,成为黄河路上富有传奇色彩的商业大亨——“宝总”。

剧版《繁花》尽管有重构上海上世纪90年代发展史的野心,但商战戏拍得实在悬浮,有一种爽文既视感。尽管如此,宝总这个人物却塑造得颇有格调。剧版没有将他塑造成一个霸道总裁,或在商战中不断升级打怪的高手,而是塑造出具有深厚商业文化底蕴和宽阔视野的商人。宝总既出入于黄河路南京路,也流连于进贤路;既有精明的商业头脑,又有强烈的世俗生活智慧;既有从容优雅的风度,又有爷叔调教出来的泰山崩于前都气定神闲的气派。红颜知己的助力又让他有一份怡然自乐的小雍容闲适,再加上饰演者胡歌自身有一种纯净如水的气质,使得宝总既有少年的激情与冲劲,又有青年的玩世不恭与风流潇洒,还有中年的温润、睿智和清醒。

如此一位有腔调的宝总,自然成为《繁花》的门面担当,最能代表改革开放年代上海的华丽面子。然而,如果没有《繁花》中众多美丽、智慧、独立自主的女子的映衬,这个面子便会失色很多。

当代“海上花”

尽管王家卫欣赏小说《繁花》的“男性”味道,但作家王安忆却说要写上海,“最好的代表是女性,不管有多么大的委屈,上海也给了她们好舞台,让她们伸展身手……谁都不如她们鲜活有力,生气勃勃。”作为最能拍出女性的美丽、性感与风华的华人导演,王家卫显然听进去了。他花了很大心思将小说中的李李、玲子、汪小姐的故事和命运进行再造,令她们真正成为代表上海生机勃勃的女性群体,成为当代的海上花。

这样的“改造”很重要。小说《繁花》重拾古典话本的形式是优点,某种程度上却也承继了旧式文人趣味,对女性的描绘,难免带有男性凝视的物化视角。在此眼光下,她们哀感顽艳,没有主体性和能动性,匍匐于命运脚下,虽然活在现代,却像活在前现代的清末或民初。

剧版在将小说文字转化为影像的过程中,一洗此种滥调,不再让她们局限于家庭、卧室和弄堂,而是和男性一起,经历时代的淘洗,与时代共舞;不再是被凝视的客体,而是具有自主意志的个体。

夜东京老板娘玲子,类似王家卫前作中潘迪华饰演的母亲角色,为男主角的生活托底,且渴望他的爱(而不得)——玲子是宝总的托底,她的夜东京就是他的家。也可以说,玲子和夜东京是《繁花》的底色。她曾经在东京银座工作过,见多识广,有八面玲珑的世故和圆滑,又有上海市井的精刮,还有江湖的义气一面——集“作、嗲、精”于一身,令人又爱又恨。她可以放下身段当宝总的后勤和生活保姆,又精明地“搜刮”他的钱;而在他出车祸时,又为他摆平所有烦心事。得知他不可能爱上自己,当机立断斩断情丝,转身自立门户,做得风生水起。里子一翻转,瞬间就成为令人刮目相看的面子。上海女人的能量之大在她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绝情与重情,执着与洒脱,市侩与大气,矛盾又和谐地统一于她身上。

汪小姐原是外贸公司的优秀员工,因同事陷告,事业从顶峰跌到谷底,后又成为创业者。这使她激发出顽韧的生命力,坚定了“自己做自己码头”的决心。小说中的汪小姐形象庸俗,一门心思生孩子传宗接代,上演了出轨、假结婚之类的狗血事件。剧版中的她却是率直泼辣的女子,表面风风火火、咋咋呼呼,实际上做事有目标、有底线、有骨气。从先前依赖宝总成名,到后来创业完全拒绝他的任何帮助,有着自己跌倒自己爬起来的孤勇与决绝。从众人宠爱的外贸公司汪小姐,到自立门户的虹口小汪,她曲折的成长历程,是剧版《繁花》中最动人的剧情之一。

小说中的李李神奇出场,又以出家退场,始终显得神秘,与宝总有交往,也不过是世俗男女的露水情缘。在剧版中她大放异彩,是霸气的老板娘,手持三千万存款杀入血雨腥风的黄河路商圈,美貌与智慧并存,高傲、独立、果敢。和宝总属于同类人,是他的镜像和对照,如同《一代宗师》的宫二与叶问。她看似利字当头,在商战中杀伐决断、冷酷无情,其实有侠气,日常不乏侠义之举,如对手下女职员悉心调教,对夜东京老板娘玲子惺惺相惜,对创业的汪小姐也给予帮助。她和宝总虽是对手,却能互为成全,而且两人还有一个共同点:能够牢牢将命运掌控在自己手里,敢于面对和迎接“未知”。

剧中作为配角别的其他女子同样活得多姿多彩,比如以毒舌打破玲子迷思的精品店店主菱红,想做老板娘却碰得头破血流的小江西,性格专横脾气火爆的饭店老板娘卢美林……她们或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命运或悲或喜,却也活出了自己。她们是改革开放年代里努力改善自己命运的亿万女子的化身。

搞钱与谈情

正如《一代宗师》中叶问和宫二的比试武艺只不过是幌子,两人之间若有若无的情意才是重头戏。王家卫是描摹都市男女畸零情感的高手,“爱无能、爱而不得”是他的片中人的宿命。

剧集《繁花》同样如此,将商战拍得炸裂不是他的意图。他想要拍的,其实是商战背后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当王家卫擅长的都市畸零情感遇上改革开放年代全面张扬的欲望,人们面对金钱与情感的天平又该如何选择?在商战中是选择赤裸的利益还是浓浓的人情?宝总总是先考虑后者,这才成就了他的腔调。

《繁花》中,几乎全员义无反顾选择金钱(事业),而放弃感情。源头其实在阿宝:曾经纯真的初恋雪芝和阿宝分手多年后重逢,在他面前明晃晃地亮出她在香港的工资——20000元,并说他若能赚到超过这个数才可能复合。而她的英文名,正是他溺亡的青梅竹马蓓蒂的名字,那是他永远无法忘怀的伤痛。

阿宝大受刺激成为商业大亨宝总,后来在香港看到雪芝不过是酒店的服务员。那时起,他的情感世界就成了所有女人无法进入的禁区。他什么都可以付出,就是无法付出情感。他送玲子夜东京,但不给她任何许诺;他送汪小姐业务和凯迪拉克汽车,但不回应她的等候。他给李李奉上六个密码箱的钞票,但他们从不谈情。

他的选择反过来也刺激了她们的选择。夜东京的玲子搜刮宝总的钱,其实是以“谈钱”的方式跟他“谈爱”——如北野武的母亲,生前不断搜刮儿子的钱,死前给他寄来一张大额存款单,分文没用。当菱红戳穿玲子在自欺欺人时,她毁掉了旧的夜东京,重建了新的夜东京,决心凭本事搞事业,并且还回他一张50万的存款单。这,意味着将多年来对他的情意清零。

汪小姐看到他送的凯迪拉克车,不喜反觉受辱,因为她意识到自己视为无价的革命情谊被标上了价码。这才有了她毅然决然的创业之举,为的是证明离开宝总,她自己依然可以成功。

李李是江湖中人,险象环生,惶然如惊弓之鸟。她要的是能随时兑现的实惠,谈情说爱太奢侈了。在剧中其他人物身上,也有这样和那样的原因,使他们成为只谈金钱不谈感情的人。

剧集《繁花》中,金钱还带有浓厚的情感色彩。它有两种涵义:一种是实际的金钱。宝总无论对谁送出金钱或实物,那都代表了他的情义。玲子、汪小姐选择退回或不收,那也代表了她们的情义。另一种是创业或搞事业,也就是现在通称的“搞钱”。当玲子、汪小姐她们选择搞事业而不是情感时,她们一定认为搞事业能带给自己更胜于情感的存在价值。

而金钱的变质,是当蔡司令的情人金凤凰说出“只有钞票是真的(一切都可能是假的)”时,是当强慕杰挟资本的力量想要碾压宝总时。此时,金钱成为碾压一切情感关系的破坏性力量。

有人说,《繁花》里的繁花是宝总,有人说是玲子、汪小姐、李李她们,有人说是金钱。都是。其实,繁花也代表了金钱的情义。当情义消散,一切就如小说作者金宇澄所说:“繁华繁花,物极必衰,人生就是这样。”

文|连城

编辑|陈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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