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越（文化学者）

永定门内大街和天桥南大街东侧，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形制最完美的古代祭天建筑群天坛。天坛西侧是先农坛，它是明清两代皇帝祭祀山川、神农等诸神的重要场所，也是城南的皇家禁苑。清廷规定，以天桥为界，禁止在天坛和先农坛的两坛之间盖造房屋，当然也不会有民居和胡同。所以只在天桥近桥的东西两边，盖有官家楼房十间，东边五间、西边五间。靠北是步军统领衙门，在此建有官厅三间。再往北，才有寥寥几家卖碗儿酒的小酒馆、饺子铺和小食摊。

“康熙南巡图”中天坛内的胡同

在《康熙南巡图》里，恰好绘制有永定门以北的这段大街，只见街两旁严肃整洁，除树木和坛墙外没有房舍和民居。街上正在举行大型花会表演，由扮成士、农、工、商的人组成“天子万年”四个大字，欢迎康熙皇帝南巡回京。路东树丛中隐约露出一段蓝色攒尖屋顶及金色宝顶,显然是天坛大享殿(清乾隆十六年更名为祈年殿)的身影。那灰色城砖的墙体、朱红色的坛门与影影绰绰的祈年殿，在中轴线上凸现出整体宁静、肃穆的皇家祭祀文化特征。

有意思的是，虽然朝廷明文规定天桥以南严禁民居，但就在庄严肃穆的天坛内，不仅盖有民房小院，还开着茶馆、酒肆、药店，建有一条条“奇葩”的胡同。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早在朱棣营建北京城时，便规定“凡庙社，郊祀、坛场、宫殿、门阙，规划悉如南京，而高敞壮丽过之。”天坛初建，只有一层坛墙，就在天坛西门、今祈谷坛西天门外南侧与斋宫隔墙相对的位置上，建造了神乐观。这个位置在当时还属于坛外，直到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后天坛增建外坛，神乐观才被围在坛内。清代更名神乐署，用于管理坛庙祭祀乐舞机构和乐班驻地。

待到永乐十九年（1421年）朱棣迁都北京，把原在南京神乐观的300名道士乐师带到北京，进驻天坛神乐观。由于祭天大典并非年年按期举行，并且对这些道士乐师又缺乏考评制度，他们便开始搞起“创收”，把精力都用到民间办道场、祈福算卦之类的挣钱活动，致使本职业务荒废。清人笔记《戴斗夜谈》记载京师流传“十可笑”歌谣“光禄寺茶汤、太医院药方、神乐观祈禳”，就是讥讽那些名实不符的官署，神乐观竟然名列前三，可见其口碑之差。

彼时，道士们不仅在观外北、西、南地面自建起住房和小巷、胡同，还在观内栽花、开茶馆酒肆、济生堂药店等吸引游客。坛内店铺之多，难以想象，仅清嘉庆道光时期就达40家。天坛南神厨前有六角井亭一座，绿琉璃瓦录顶，井名甘泉，因水清味甜而得名。祭天祈谷时用的供馔和糕点，全用这口井的水调制。于是道士们先放出谣言，说此井水源在天，水通天河，再请嘉靖帝朱厚熜赐名“天泉”，然后他们就高价卖水卖茶。清代翰林王士祯有诗云：“京师土脉少甘泉，顾渚春芽枉费煎。只有天坛石甃好，清波一勺买千钱。”

“乾隆北京图”中神乐署周围的胡同

天坛的祭坛文化，由来已久。燕都人在端午节游柏林，仰仗天神之力以避毒瘴，携觞踏青，成为老北京传统节令习俗。金建都北京，称中都城，位在天桥的西部。《汉书·郊祀志》上说得非常清楚：“帝王之事，莫大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于郊祀。”于是，就在丰宜门外建南郊坛，并建朝日坛和夕月坛，行天地分坛。日坛建在金中都城施仁门（今虎坊桥魏染胡同南口处）外东郊，名“朝日大明坛”。这大明坛的位置，就在今天的天坛祈年殿一带。大明坛四周广栽柏树，以柏林配祭坛，是“殷人以柏”殷礼的延续。柏树也是北京地区“其土所宜”的树种，至今仍被北京市民选为“市树”。至今在祈谷坛长廊北的古柏林中，尚有几株古老的柏树，树龄约为800多岁。这些柏树与北京建都史同龄，是金代大明坛的见证。

既然天坛是皇家禁地，那么平民百姓如何进得坛去参加端午活动呢？此事我特意请教了天坛公园总工程师徐志长先生，还是那句话，只要给道士们钱，没有办不成的事。

天坛内植物繁多，其中以益母草最为著名，嫩芽叫 “龙须菜”，中药用以治疗妇科疾病。道士炼膏以售，名“天坛益母草膏”，这又为他们增加了一条致富门路。对此朝廷虽有整顿，但收效不大，甚至在坛门附近开露天酒摊、茶座之中，出现了酒醉群殴、官吏狎妓闹事的丑闻。到了清末，神乐署一带完全如庙会闹市一般，除搭棚卖小吃外，还出租房屋、招民开设小作坊。

直到民国三年（1914年），当时的大总统袁世凯欲行祭天大典，天坛再次变为禁地。为防不测，袁世凯命人彻底将神乐署附近坛内的茶楼、酒肆、药店以及留居的闲杂人等，一律驱逐出坛。坛内那几家药店，也一起搬到天桥市场里。

供图/王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