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青年报
文学|丁帆:飘过云彩的忧郁小城
当代 2023-12-18 08:00

导读

著名学者丁帆专栏“乡村风景”完结篇。

该系列用六篇随笔回望当年他以知青身份走入乡村的经历,并以世界艺术史上的著名风景画为参照,重新打量从乡村到乡镇、再到县城的时代景观和人间风情,奉献了独具个性的“文学风景”。

专栏·乡村风景

飘过云彩的忧郁小城

文|丁帆

……

其实,进了宝应城,河道里就有了并不显眼的石拱桥和砖拱桥了,虽然破旧不堪,却仍然有些忧郁的情调,有了一丝古意,一抹古典小城的忧郁浪漫。

插队六年间,我去过县城不下二十几回,除了开会和递送文件的公差,农闲时节,我就会约朋友相伴逛县城,小小的城郭,不用个把小时就逛遍了;还有几次是单独一个人奔袭近百里,就是为去购买一本新书,那是精神口粮的供应站。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那纸张泛黄的《李白与杜甫》《金光大道》《西沙儿女》《枣林村集》《红花满山》等书籍还静静地躺平在我的书架上,遥望着旧日时光里的历史尘埃。

我的青少年时代的足迹,留在了宝应古城唯一贯穿南北的石板小街和东西大道上:那淅淅沥沥的春雨,将光滑可鉴的路面涂抹成了一层淡妆;那空气燃烧的烈日下,店铺外撑起的白篷,犹如停泊港湾的白帆;那萧瑟的秋风随着阴郁的夜雨,温柔地游弋舔舐在街头巷陌,亲吻着青砖乌瓦的老屋;那冬日里的一抹斜阳,慵懒地跌落在小街深处,让忧郁的店铺有了穿破时空的活气。这些进城的历史长镜头,如今仍然像一幕幕电影叙述那样闪回在我的似真似幻的梦中。

图片

前年,我回到宝应县城,旧日时光里的镜头已荡然无存了,那贯穿鱼市口的南北青石板小街,只剩下一段柏油水泥路面的小巷,影影绰绰的记忆从这里起锚,那略带阴郁惆怅的古意和浪漫,乘着诗帆远去了,留下的却是一片心灵的哀怨与忧郁。

镜头切换,时空腾挪。

和朋友去东风饭店撮一顿,两个炒菜,一盘花生米,一人两瓶二两五装的宝应“荷花牌”大曲,圆的是知青时代酒事江湖的一帘幽梦,那是因为我们屋里的门帘皆是芦苇编织的,而思想的芦苇是对美食眷恋;酒足饭饱,去偌大的“宝应理发店”剃个头,享受一回豪华的理发程序,那是必须的,因为那下舍镇只有一爿理发店,那油嘴滑舌的年轻剃头匠,也和许多乡间剃头匠一样,只会剃乡下“二哥”的“马桶箍”头型,进城剃头才算是正式理发,要的就是把鬓角留得越长越好,像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中主角瓦尔特那样。迷迷糊糊躺在放平了的理发椅上,蒙眬中只听到剃刀刮胡子时的咔咔声,就像农人在割麦秸时发出的丰收回声,待到散发着上海檀香皂的热毛巾擦完脸,理发师用空掌在你肩头噼里啪啦一阵拍打,如梦初醒的我,顿感浑身通透。

再去“宝应浴室”洗把澡,那才是最后的享受,下舍镇除了供销社、粮管所有自己的小浴室外,根本就没有一个公共浴室,曹甸镇倒是有一个规模甚微的澡堂,十个人挤在里面就满满当当的了,好几天都不换水,其乳白色的肥皂水堪比奶汁,被戏称为奶汤水澡堂,乡下老农说,那个浑汤水才养人呢。

没有想到的是,坐落在东西大街的“宝应浴室”,竟然并不比南京的“健康池”“三新池”和“大明湖”差多少,当然也是分等级的,头等座是带翻盖的卧榻,二等座是长木条座椅,三等座便是站座,亦如孔乙己站着喝酒一样,洗完澡便穿衣走人。

新华书店也是坐落在小城的东西大街上,算是大门面的店铺了,去那里的人当然是那个读书无用论时代里渴望读书的文化人了,我每次去那里,三百多平方米空空荡荡的店铺里没几个顾客,倒是有几个漂亮的姑娘在交头接耳、嘻嘻哈哈,看到上衣口袋插着两三支钢笔的顾客,就会马上笑脸相迎,那些人不是干部,就是中小学教师,尤其是见到县城最高学府里的宝应县中老师,那恭敬有加的神情,比百媚生的回眸还要生动。

1972年的冬天,我去县城买郭沫若那本新著《李白与杜甫》时,要求那个拖着李铁梅式大辫子的姑娘拿书给我,她斜睨着我晒黑了的脸庞和一手老茧,立刻转身,媚笑着把这本书递给了旁边那个戴着眼镜、刷着二分头的文化人,任其翻阅起来。少年轻狂的我,一拍柜台,理论起来,那姑娘说,怕你把书弄脏了,我顿时怒火中烧,明明就是五六毛钱一本的书,我故意狠狠地将十元人民币拍在柜台上,骂了一句:“狗眼看人低!我是农民,我就不能看书?”她听出我的口音后,立刻愣在那里,不知所措。当时南京知青的名声不是太好,在小城里打架斗殴的事件经常发生,估摸旁边那位是个中学语文教师,连忙过来打圆场,说我也很喜欢这本书,于是,掏出一支墨绿色的花杆“关勒铭”牌钢笔,看着那支笔和藏在我裤兜里的钢笔竟是一模一样,那是我上初中时,祖父给我买的钢笔,心中不免一动。那位教师立马在扉页的左下方签上了购买日期和地点,并签上了名,这与我当年购书的习惯是相同的。如此这般,我倒是对这位教师有了几分好感,同是天下读书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虽遭轻蔑怠慢,也就不与那大辫子计较了,拿书走人。

那个年代能够买的文学书籍的确太少了,每次进城,我都准备了一些省下来的银子去购书,青少年时代读古诗悲观阴沉,朗诵新诗激情澎湃,除了贺敬之外,还暗自看不起工农兵诗歌,拜伦的看不懂,倒是雪莱和普希金的容易懂,可惜地下流通版本甚少,家里原来是有的,还是精装本的,可惜“破四旧”时送到废品收购站里去了,偶尔在县城的新华书店里看到了李瑛的新诗《枣林村集》和《红花满山》,觉得诗不太一般,就立马掏钱,那时的书很便宜,也就三四毛钱一本,然而,去哪里能买到好书呢?在宝应,新华书店是我每一次进城必去的地方,虽然有过不愉快的购书经历,却也是那个岁月里我心中的文学殿堂。想起那个大辫子姑娘,想必早已儿孙满堂了,如今她在小城哪里呢?

“大众电影院”是宝应县城里最豪华的娱乐场所。1972年,朝鲜宽银幕彩色影片《卖花姑娘》在这家电影院里放映,可谓盛况空前,各个乡镇里有头有脸的人物都不远几十里,带着毛巾手帕去这里观看。这部影片不仅赚足了中国的人民币,而且更赚足了中国人民的眼泪,因为看够了“样板戏”和“三战”(《地雷战》《地道战》和《南征北战》)审美疲劳后的中国观众,审美的触角一旦被这悲剧的人性力量所感动,就一发不可收。我和两个朋友是骑着借来的永久牌二八大杠奔赴县城里的“大众电影院”的,那是有翻板座椅的电影院,虽然不是沙发椅,但也算是够豪华的了,比那宝应大会堂十分简陋的长条凳要高级舒适得多了。不过,那次看电影可是破了宝应城这家电影院的放映历史纪录,连续许多天不间断放映,让乡下人都赶进城看电影,每个场次的后排空地上都站满了观众。

随着剧情的发展,那个演花妮的朝鲜功勋演员洪英姬一出场,电影院里就开始稀里哗啦哭成了一片,当然,我也流泪了,只有同去那个上海知青不流泪,后来问他何故,他很不介意地说了一句:电影都是假的呀!我们认为他没有人性。多少年后,我才知道作品的原作者和编剧竟然是金日成,导演是朴学和金正日,方才明白了这部影片真正的含义在哪里,可是,那个岁月里,我们什么都不懂,尤其是悲剧的审美效应应该建立在什么样的价值立场上。

电影散场后,我们蹀躞在北大街那忧郁的青石板的小巷里,来到了当年小城著名的“震丰园饺面馆”,一盘牛肉,一盘花生米,每人一瓶二两五的荷花牌“宝应大曲”,喝着闷酒,谁也不说话,几口喝完,每人匆匆吃了两碗饺面,一抹嘴,便去了宝应船闸。

夏日的船闸虽然喧嚣,但在运河之上,清风徐来,河水凉爽,亦无蚊虫亦无灯,我们把上衣一脱,铺在浇过水的水泥地上,找了一块砖头做枕,似乎比住旅馆舒服多了。几人无语,也不知道他们入睡了没有,我望着那天上的星星和一弯新月,又想起了电影里的故事情节,花妮一家的悲剧,与我们的处境相比,当然更加悲惨,可是,我们的前途又在哪里呢?再想想,那些生产队里劳作了一辈子的贫下中农,他们有人连县城都没有来过,我们只想着自己的命运,是不是有点自私了些?然而,适者生存、弱肉强食的思想又占据了我心田。

望着那一弯新月和无数的星星,文曲星是哪一颗?我是立志做一个作家的青年,我的文学梦早已启航,可是,我能够写出像《卖花姑娘》那样的悲剧故事来吗?我一脸迷茫,不知前途在哪里,浩瀚的宇宙空间里,有没有容纳一个梦想做作家的小小空间呢?

在刘禹锡的“星星仙语人听尽,却向五云翻翅飞”的梦想中,伴着大运河汩汩流淌的河水,我在努力挣脱卖花姑娘的悲剧命运中,腾云驾雾地睡去了。

那一年,离开下舍去扬州师院中文系上学,我抑制住眼泪,一一告别乡亲,一一告别朋友,打开那个丝绸封面的日记簿,又一遍抄录下了自己最喜爱的那首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转而我故意将它改成不合规矩的拙劣仿古诗:“城阙临四水,芦荡望八乡。与君离别意,同是帆远方。海内皆知己,天涯路更长。无为在歧路,搏命在维扬。”

路过那忧郁的宝应县城,作为一个并非再是异乡人的我,撕下一片水乡天边的云彩,权做擦拭人生旅途奔波劳碌汗水的毛巾,最后带到另一个世界里去,心情便不再忧郁。

……

精彩全文请见《当代》2023年6期

丁帆,1952年生于江苏苏州,南京大学教授。1979年起在《文学评论》等刊发表论文五百余篇,出版论文集十余部;发表散文随笔两百余篇,出版散文集十余种;主编各类教材、专著百种,逾千万字。

编辑/王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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