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艺术漫步：柏林国立博古睿美术馆馆藏展”汇聚了毕加索、保罗·克利、马蒂斯、贾科梅蒂、塞尚、布拉克6位20世纪现代艺术巨匠的近百件作品。展览按照作品创作的时间顺序布置展陈，同时又将各个时期不同艺术家的作品以一种开放式的展厅布局全部连通，体现了现代艺术彼此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内在有机联系。沿着六位艺术家的人生路径，观众不仅可以追溯20世纪欧洲现代艺术的发展历程，而且能够在同一个时间点上清晰地看到不同艺术家的不同面貌。而这背后，折射出他们不同的天赋与气质。

塞尚引领，现代主义发轫

六位艺术家出镜的频率好比美剧《老友记》中的角色安排，有主有次。主角是毕加索和保罗·克利，配角是马蒂斯和贾科梅蒂，跑龙套的是布拉克和塞尚。

虽然塞尚只来了两件作品，但因此称之为跑龙套绝对是外行话。本展的大主角毕加索在塞尚去世的时候讲过一句经典的话：“他是我们所有人的父亲。”正是基于这一点，塞尚的两件作品被安排在展览最前面的位置。

西方现代艺术从塞尚开始，由他生发出二十世纪的两大艺术运动——立体主义和野兽主义，再派生出其他艺术流派，由此汇聚成西方现代艺术的洋洋大观。在塞尚之前，西方艺术的传统一直是以具象为标准，以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观念为源头。当时的艺术力图还原自然，视人体解剖学、透视等为描摹与刻画的必备手段。出生于1839年的法国人塞尚打破了这一切准则，同时又将古老的绘画传统涵养在他的现代艺术追求之中。

塞尚极慢的工作节奏导致他几乎收不到任何肖像画的委托，因此，他的大部分肖像除了画自己就是画他的妻子。展览中的《塞尚夫人肖像》大约绘制于1885年。此后的十年里，塞尚又陆续为她画了十几幅肖像。最终，也许是妻子失去了耐心，不再配合，这一系列肖像画告一段落。

保罗·塞尚，《塞尚夫人肖像》，约1885，布面油彩，46 × 38 cm，国立博古睿美术馆-柏林国家博物馆联盟，借自博古睿家族。摄影：bpk图片社/国立博古睿美术馆-柏林国家博物馆联盟/延斯·齐厄。

这件塞尚夫人的半身像捕捉到了这位“御用”模特久坐之下的一瞬间神色，有些烦躁，也有些失神。不过，塞尚的本意并非要把人的外表画得多准确，他借模特来实验他对绘画的观察与理解。画面尽量采用单色描绘，放弃人像透视，以二维替代三维的刻画。塞尚还加强了笔触感，并有意让画面底层从颜料层叠的缝隙中透出，一反古曲主义绘画的用色原则。

到了塞尚42岁时，毕加索才出生。但他是领悟塞尚最快的一位。1900年，毕加索离开祖国西班牙，来到法国巴黎闯荡。初来巴黎时，毕加索贫困潦倒，语言不通，生活十分困顿。1901年，他的挚友卡萨吉玛斯因感情问题在巴黎一家咖啡馆开枪自杀，这给了毕加索很大的刺激。这一时期毕加索的创作以蓝色调为主，阴郁的风格笼罩画面，这便是后来人们所说的“蓝色时期”（1901-1904年）。展览中呈现的第一件毕加索作品《海姆·萨巴特斯肖像》便是“蓝色时期”创作的。这幅作品是毕加索为朋友萨巴特斯创作的肖像，画中人完全处于蓝色笼罩之下，神情略带几分忧郁，与蓝色调十分吻合。

巴勃罗·毕加索，《海姆·萨巴特斯肖像》，1904，布面油彩，49.5 × 37.5 cm，国立博古睿美术馆-柏林国家博物馆联盟，NG MB 3/2000。© Succession Picasso 2023。摄影：bpk图片社/国立博古睿美术馆-柏林国家博物馆联盟/延斯·齐厄

紧挨着《海姆·萨巴特斯肖像》的是《坐着的丑角》，绘于1905年。就是这个时期，毕加索恋爱了，他的创作也随之进入“粉红色时期”，画中人物是毕加索在流浪马戏团里的朋友。不过，真正让毕加索扬名的立体主义发轫之作《亚维农少女》要等到1907年——而在此前一年，塞尚去世了。他留下的作品成为二十世纪众多年轻艺术家们前行的灯塔。

此时的毕加索逐渐摆脱困顿，开始有画廊资助。极为推崇塞尚的巴黎画廊老板叫沃拉尔，他目光敏锐，很快相中了毕加索的才华。在不被别人看好的情况下，沃拉尔开始了对毕加索的投资。

年长毕加索11岁的马蒂斯也十分仰慕塞尚。他省吃俭用，收藏到塞尚的一幅《女浴者》。马蒂斯说：“在我的艺术探险中，这幅画曾在一些关键时刻给我精神上的支持，我在其中汲取了信念和毅力。”

也是这个马蒂斯将毕加索带入到非洲雕刻艺术中。后者在那些呈现原始风貌的面具中找到了创作的启示。展厅中的三幅女子像是毕加索1906-1907年的作品。如果不了解他是受了非洲木雕的影响才画成这样，我们多半会看得一头雾水。如此“丑陋”的画像怎么可以算作艺术品？当我们与《亚维农少女》联系在一起，就会明白这些女子头像其实是毕加索的实验品。

紧随其后的一排展品已是标准的立体主义风格，从早期的分析立体主义到后期的综合立体主义，毕加索与乔治·布拉克一起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创作方式与题材。这一时期以静物为主，掺以“破碎不堪”的人物肖像。两位志同道合的艺术家在此后十年始终沿着这条创作脉络前行。至1919年左右，毕加索回归了古典，重新开始创作具象作品。一幅钢笔素描《拿罐子的意大利女子》（1919）让人想起19世纪“新古典主义”大师安格尔。毕加索在复习传统的同时并没有放下立体主义创作。他两者兼顾，自己跟自己展开“平行宇宙”的竞赛。一方面，他需要不断回到传统，汲取养分，为立体主义创作找到锚点；另一方面，他要将历史与文化传统转化到新的绘画表达之中。

色彩的对话，线条的奏鸣

只比毕加索早出生两年的保罗·克利这个时候追了上来。他也是深受塞尚的启蒙，却敢于另辟蹊径，走了一条以色彩和线条为核心的超现实主义之路。本次展览带来了一大批保罗·克利的代表性作品，足够按早、中、晚的时间序列排成一条赏心悦目的单独展线。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保罗·克利以创作怪诞绘画和蚀刻作品开启了他的艺术生涯。1914年的一次突尼斯之旅为克利打开了色彩世界的大门。他曾在日记中写道：“色彩占据了我。”此后，他告别了以素描为主的练习阶段，开始寻着色彩之路向前探索。1915年，克利以立体主义为出发点，开创了属于他的“色彩浪漫主义”抽象风格。1917年的《黄房子上的天国之花》和《蓝色风景》完成于保罗·克利在军队服役期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保罗·克利在远离战场的盖斯特霍芬飞行学校担任军需官和运输护卫，得以在办公室大量作画。

保罗·克利，《节俭男子的只言片语》，1924，纸板贴纸上油彩转线描与水彩，44.8 × 29.3 cm，国立博古睿美术馆-柏林国家博物馆联盟，NG MB 130/2000。摄影：bpk图片社/国立博古睿美术馆-柏林国家博物馆联盟/延斯·齐厄

保罗·克利的创作总是会回到一个遥远而原始的创造点。他先预设出代表人类、动物、植物、石头、火、水、空气等元素的形态，然后将自然形态转化为类似文字符号的艺术形式。画中的黄房子两侧分布着蓝绿色、暗紫色和绿色的房屋，其中最为显眼的是一栋带有暗墨绿色屋顶的高楼。《蓝色风景》展现了保罗·克利对单个色彩和色调谱系的实验。画中的村庄、高耸的教堂钟楼和天空中的月亮都是在渲染过蓝色的纸上通过对照显出其形状，其间有大量的冷暖色调配。在此之后，保罗·克利逐渐脱离了具象的主题，开始全身心关注结构、色彩和形态。

《致命低音管独奏》是保罗·克利尝试从乐器的特殊音色中汲取灵感的例子。他用尖利的钢笔蘸着墨水在一张普通的纸上肆意地画着，就像个孩童在纸上做着画画的游戏。保罗·克利的父母都是音乐教师，对于音乐的喜爱深深地融入了他的血液之中。他从小便对各种音符着迷，却并未走父母的音乐之路。画面正中有个像魔术师一样的男子在吹奏一支S形的低音管。他的周围飞舞着小鸟，有的小鸟似乎正在坠落，让人想到军事基地里的飞机。这件创作于1918年的小画，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之时。保罗·克利作为军需官值守办公室，深夜之中坐在台灯下，也许昏黄的光晕使他陷入了沉思。他倾听到了自己内心的声音，伴着童年时耳边不时响起的乐器演奏声。他拿起钢笔，以独特的怪诞风格将军营里道听途说的战争景象画了下来。

错乱的实验，画上的哲思

另一件《塔之思》同样让人搞不懂——其实是保罗·克利借建筑形式描绘人类的思想。不管是抽象的洋葱顶，还是尖顶的高塔，这里都是承载“思想”的场所。保罗·克利说：“思想是从地球通往宇宙的媒介。”那么尖顶可能代表发射的信号站，这也是他在机场经常见到的建筑。经历了四年的残酷战争，面对死亡，一些人生的终极问题开始困扰他。高耸的尖塔是不是也有宗教审判的意味？

保罗·克利特别喜欢画鸟和鱼。他认为这两类生物与宇宙息息相关。鱼和鸟都能在各自天地中自由活动，这是摆脱地心引力的体现。保罗·克利渴望迈向宇宙中无垠的深处。他对地心引力、动能等充满了好奇心。1919年的《鸭子》也是这一想法的延续。保罗·克利把鸭子看作可以在水中、地上、空中同时自由运动的生物。

1920年，保罗·克利应建筑师格罗皮乌斯之聘，到魏玛共和国的包豪斯学校教书，从此开启了他的10年教学生涯。这一段时光成为他创作力最丰富最旺盛的时期。

1921年，他开始在《带暗色门的房间透视》《知识、沉默、擦肩而过》和《黄红棕色小城堡》等作品中探讨透视和空间的关系。这可能是他准备教案时的突发奇想。平静的校园生活和宽松的师生关系使保罗·克利有足够放松的心境深入到几何学的奇妙幻境之中。平面几何与立体几何到了他的手中，不再追求严谨的对称与平衡，而是被反过来使用。画面上楼房东倒西歪，仿佛踏入了地震后的现场，而震源并非一个。这种错乱的空间与时间无法使人理性地思考。克利恰好要利用这一视觉上的“错乱感”来探讨物质与思维的关系。

亨利·马蒂斯，《室内风景，埃特勒塔镇》，1920，木板上布面油彩，42.5 × 33.7 cm，国立博古睿美术馆-柏林国家博物馆联盟，借自博古睿家族。摄影：bpk图片社/国立博古睿美术馆-柏林国家博物馆联盟/延斯·齐厄。

就在保罗·克利沉浸于教学之时，另外两位大师也没闲着。毕加索回归古典越走越深，他创作的人体作品有意强化体积感，比如1921年的《拭足裸女坐像》。胖胖的女子不但虎背熊腰，而且手脚粗大，正悠闲地坐在海边的岩石上擦脚。马蒂斯也去了海边，那是法国西北部的埃特勒塔镇。1920年创作的《室内风景，埃特勒塔镇》充满了舒适与静谧。画中后景可见敞开窗外的海边，前景的床上，小姑娘睡眼惺忪。整个画面统合在蓝色调之中。马蒂斯的画笔总是既柔和又松弛，对比毕加索在前一年画的《窗前静物，圣拉斐尔》，两人的差异明显。毕加索的线条与用色总是带着坚硬的触角，给人一种冷静之感。

1925年，保罗·克利在包豪斯教学满5年。他总结授课心得，出版了《教学笔记》，其中可见他对绘画表现的多方面心得。这一年他完成了一批作品，有一件《姜饼图》十分特别。纸上盛开的小花被克利称为姜饼，棕色的墙纸是借鉴立体主义拼贴画的结果，有意制造的凹凸不平打破了画面原有的平面空间。这是克利对新材料的实验。

战争阴霾与大师谢幕

这个时候，辈份最小的阿尔贝托·贾科梅蒂刚满24岁。5年前，他还在日内瓦工艺美术学校读书，此后去了意大利，饱览古罗马建筑和雕塑艺术。这促使他在1922年移居巴黎，此后三年跟随罗丹的学生布德尔学习古典与现代雕塑。在此期间，他继续在博物馆写生，并到波斯湾沿岸古国及埃及采风。他深受毕加索和布拉克的立体主义影响，对非洲和大洋洲土著雕刻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此时，二战的阴云逐渐笼罩在欧洲上空。1933年，希特勒上台，保罗·克利被剥夺了教职，流亡瑞士。这一年他创作了《时间》。这是一张很小的油画，画中有一表盘，时钟指向七点。表盘被粘在三块中心重合却又相互交错的方形纱布上。这三块棕色的纱布让人联想到克利曾经游览过的埃及。在金字塔下法老的墓穴中用来包裹木乃伊的不正是这样的材料吗？这样的安排，画家是否在暗示时间的支离破碎与腐朽呢？1940年，保罗·克利在瑞士洛迦诺的家里因病去世。此时的毕加索困守巴黎，纠结在艺术与情人之间。马蒂斯则避难到了南方的尼斯，沉浸在剪纸的世界中。

巴勃罗·毕加索，《斗牛士与裸女》 ，1970，布面油彩，162 × 130 cm，国立博古睿美术馆-柏林国家博物馆联盟，NG MB 87/2000。© Succession Picasso 2023。摄影：bpk图片社/国立博古睿美术馆-柏林国家博物馆联盟/延斯·齐厄。

二战后的欧洲人，久久无法平抚因战争而被撕裂的心灵。贾科梅蒂的雕塑敏锐地捕捉到了当时人们的心态。他以火柴杆式细如豆芽的人物造型来象征被战火烧焦了的绝望心境，从而揭示战争的邪恶、人类所遭受的苦难。

整个展览的最后一件作品也许可以用来做一个小结。这是由六位艺术家中活得最久的毕加索在1970年创作的大幅油画《斗牛士与裸女》。画中凸显红、蓝、绿、白四种颜色的醒目对比关系，借斗牛士的形象将垂暮之年的老画家心中的骄傲与不甘全部暴露了出来。这是面对死亡进行的拼死反击，也是无法抵抗诱惑的自责，更是西方现代艺术大师共同探求的生命真相。

编辑/史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