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建都史为什么通常以金中都为开端？北京成为一代王朝的首都后城市面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金中都城门数量究竟是十二个还是十三个？……11月25日，由中共北京市丰台区委宣传部、北京市考古研究院与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基地主办，北京辽金元历史考古研究中心、光明网承办的“挖掘中都文化 传承城市文脉——北京建都87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市丰台区北京汽车博物馆举办。

本次研讨会以“挖掘中都文化 传承城市文脉”为主题，来自国内外遗址保护、辽金史研究、考古学、北京史研究等领域近百位专家齐聚丰台，从金中都历史研究、遗址保护、文化挖掘、文脉传承、服务发展等方面，探讨如何做好金中都遗址的保护与利用工作，助力北京市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

公元1153年，金王朝将都城从上京（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南迁至燕京（今北京市），定名“中都”。北京首次成为北方王朝的都城。历经风云变幻、王朝更迭，古都北京呈现出大国都城的万千景象，成为举世闻名的历史文化名城。

2023年是北京建都870周年，本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作为系列纪念活动之一，旨在探讨金中都遗址对于研究北京市文化历史探源与发展的重要意义，以及对后世北京城发展的深远影响。在传承与创新中做好遗址保护与利用工作，让中华文化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迸发出生机与活力，助力北京做好首都文化这篇大文章。

“2022年至2023年，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对丰台区万泉寺村产业用地项目用地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了金中都城内一条重要的南北向道路遗迹，这条道路宽约20米，从所在位置、道路规格以及使用和沿用情况来看，初步推测是端礼门门内大街，为进一步探寻端礼门的准确位置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考古依据。”研讨会上，北京市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丁利娜介绍了金中都考古工作的进展及成果。

她介绍，金中都的考古工作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20 世纪 40 年代至 70 年代的起步阶段，通过实地调查、全面考古勘探和局部试掘工作，基本复原了金中都城的准确位置和四至范围，为复原金中都的城市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 世纪 80 年代至 20 世纪末的发展阶段，拉开了金中都的正式考古发掘工作，主要包括对金中都宫殿区以及对南城墙一处水关遗址的发掘。新世纪以来，尤其是近十余年来，金中都考古工作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新进展，金中都城各类遗迹陆续被揭露：首次发掘了金中都外城墙、马面、护城河、顺城街道路等，并了解了这些遗迹的形制结构和营建方式；在丽泽金融商务区一带发现多种形制、不同规格的金代道路数条，以及房址、水井、灰坑、灰沟、灶址等生活居址相关遗存等，为进一步探讨金中都的街巷与里坊布局提供了新素材。此外，发现的唐代、辽代及明清等各时期的墓葬遗迹，为深入认识北京城的城市变迁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学新依据。

在主题演讲环节，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周峰从城墙城门及宫殿景观、园林景观、宗教景观、街巷里坊等市井景观四方面介绍了金中都的整体城市景观。

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教授陈喜波对金中都光泰门位置进行了探讨。他表示，关于金中都城门数量问题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之一，通过梳理金中都城门数量记载及当前主流学术观点，并对金中都城垣结构进行分析，他认为，金中都城外有外郭城，光泰门是在外郭城上开辟的通往东北郊外离宫大宁宫的城门，不属于内城。因此，金中都城门数目应该是四边十二门。

北京古都学会副会长、北京史研究会副会长吴文涛阐述了金中都的城市建设，尤其是有关水系格局的拓展以及漕运、园林等都城水利功能的开发在北京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她表示，金朝人对金中都的营建，是今天的北京由北方重镇发展为帝国都城的转折点，在民族融合、经济社会发展、城市规划与建设、城市水系及水利格局等多方面为后来元明清定都北京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院长、北京学研究基地主任张宝秀阐述了金中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的现状、面临的挑战及历史机遇存在的突出优势，并提出了金中都文化遗产整体保护与活化利用的总体思路和具体方式建议。

圆桌论坛环节由北京市考古研究院院长郭京宁主持。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馆长杨志国通过“都城肇始——纪念北京建都870周年考古成果展”让观众了解北京丰富的历史与文化。北京联合大学考古研究院院长黄可佳揭示了金中都考古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并指出了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意大利威尼斯大学研究员康马泰阐述了中亚与东亚文化交流的深厚历史，以及丝绸之路在促进东西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北京京西学校创始人、外籍教育专家柯马凯以其独特的视角，比较了金代中国与同期英国的异同。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蒲长廷
摄影/北京青年报记者 杨益
编辑/崔毅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