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军入关后,改建了明朝的寺庙为净住寺,并在德胜门外修建察罕喇嘛庙,又为迎接五世达赖喇嘛,在安定门外修建了黄寺。紧接着,又修建了东黄寺,以及永安寺、普胜寺。康熙将太液池西南岸的明朝清馥殿旧址改为宏仁寺,将睿亲王府改为麻哈噶拉庙,将大元的崇国寺更名为大隆善护国寺。雍正把康熙避痘场所改建为福佑寺,乾隆把雍正府邸改为雍和宫……加上民间举行 “白塔燃灯”“雍和宫舍粥”“绕塔”“喇嘛打鬼”等活动,展现出一派儒释道融通的盛景。
从利窦玛向万历皇帝敬献自鸣钟开始,西洋的地球仪、天体仪、西洋镜、三棱镜、圣母像、世界地图等物品,以及望远镜、钟表、天文、医科、音乐、绘画等技术和文艺源源不断向古老的中国涌来,西方哲学思想也在中国广泛传播。
传教士们深谙大清的国体,要搞定大清的王臣,必须先搞定大清的皇帝。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意大利传教士德礼格敬献小管琴,法国传教士南光国也为康熙制造乐器,康熙命德礼格为皇子教授乐理,并令传教士编纂《律吕正义》续编专论西洋音乐。雍正把传教士郎世宁收为宫廷画师,专门向宫廷画家传授欧洲的油画艺术。乾隆十六年(1751年),为博龙颜一笑,22名在京传教士共同向皇太后六十大寿敬献“万年欢”机械。
但是,到了康熙末年,尤其在乾隆、嘉庆年间,因部分传教士参与宫廷争斗,甚至卷入皇子夺位,加之此时传统专制思想已“竭而无余华”,理学亦“光华暗淡”,更有传教士在民间组织反清活动,清朝统治者基于维护政权的考虑,在恐惧、傲慢、偏见交织下,开始驱逐传教士并关闭国门。在此背景下,欧亚大陆另一端的新兴资本主义呼唤的工业革命,与清朝失之交臂。
这里,摘录一段乾隆皇帝在答复英国特使马戛尔尼时的高论,从中可见一斑。乾隆高傲地说:“天朝无所不有。天朝所产茶叶、瓷器,是西洋各国及尔国所必须,是以加恩体恤!”
正当清朝皇帝和大臣们陶醉在“万国来朝”“四夷宾服”的美梦中,洪秀全借“上帝”之名发动起义,把清朝半壁江山搞了个天翻地覆。之后,气势汹汹的英国舰队借助坚船利炮,把鸦片送到了神州大地。紧接着,慈禧太后利用义和团“扶清灭洋”,八国联军洗劫紫禁城……摇摇欲坠的大清很快走向最后的时光。
就这样,皇权至上的紫禁城,最终变成了一座没有皇帝的空城,留下了一尊让人瞻仰的“建筑记忆”!
余晖烁古照来人。如今,人们走进紫禁城,在欣赏、流连宫殿巍峨、高大、雄伟,哀婉岁月流转的同时,更多的是沉浸在紫禁城曾经的宝物中。
这些留下来的宝贝,虽然曾经盛极一时,却也是空空一梦。正如《红楼梦》第120回所载:贾政在渡船忽见宝玉,似梦非梦中,与宝玉同行的一僧一道三人,不知谁作歌道:“我所居兮,青埂之峰。我所游兮,鸿蒙太空。谁与我游兮,吾谁与从。渺渺茫茫兮,归彼大荒。”
是的,无论青埂或大荒,到头来都会化作青烟,成为大地上的尘埃,“荒冢一堆忘不了”。这些“大荒”是记忆,是文化记忆,吸引我们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文化记忆。
我们只有站在前人的“大荒”上去粗取精,才能把留存下来的记忆折射出的文化光芒发扬光大,让其熠熠生辉,长耀长空。
1914年,北洋政府把辽宁故宫、承德避暑山庄所藏文物运至北京,以故宫外朝的太和殿、中和殿、文华殿、武英殿为陈列室,并在武英殿咸安宫的旧基上新建库房,以此成立了古物陈列所。
1924年溥仪被逐出故宫,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成立。1946年,抗战结束,古物陈列所与故宫博物院合并,统称为故宫博物院。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故宫博物院获得新生。百废待兴中,国家首先注重对故宫文物的整理和修缮,使故宫中的大美艺术品得以保存和修复,使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得以传世。
紫禁城馆藏,目前代表着中华古典文化艺术的最高水平。紫禁城到底有多少藏品?尤其历经了李自成一把大火、清廷灭亡、溥仪盗运、一宫散落三地(北京、沈阳、台北),我们只能凭材料来言说故宫的藏宝。
据载,当年乾隆皇帝为了弄清故宫的宝藏,曾命人进行清仓点验,汇集成《秘殿珠林》《石渠宝笈》《西清古鉴》等,以记录紫禁城的藏物。
文/楚建锋(教师、杂文家)
图源/视觉中国
编辑/姬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