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超大城市俱乐部”或将迎来第三位成员。日前由住建部发布的《2022年城乡建设统计年鉴》显示，2022年东莞的城区人口达到1082.44万人，排名全国第八，城区人口高于成都、武汉、杭州等城市。

根据国务院2014年发布的《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城区常住人口1000万以上的城市为超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500万至1000万的城市为特大城市。这意味着，根据此次公布的数据，东莞已然达到超大城市的标准，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继广州、深圳后的第三座达到超大城市规模的城市。

但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国内关于城市人口的统计存在多个不同口径，除常住人口之外，还有暂住人口、实际管理人口、户籍人口等。而城市规模划分标准，依据的是城区常住人口。在不同口径下发布的数据，虽不能完全作为超、特大城市的评价标准，也能为城市人口发展趋势和城市发展能级提供参照。

无论东莞是否已经被“官方认证”跻身超大城市之列，这都是粤港澳大湾区中不容小觑的一座城市。成为超大城市对于东莞、对于粤港澳大湾区来说，意味着什么？从特大城市到超大城市，背后藏着怎样的“发展密码”？

“晋级”在情理之中

对于“升格”为超大城市，人们对东莞的期待值向来不低。

改革开放初期的“三来一补”，改变了东莞的经济结构，也揭开了引用和利用外资的序幕。今天的东莞，经过低端产业转型盘活存量、引进新兴产业扩大增量的“自我革新”，在产业转型中推动“世界工厂”升级。

在经济体量上看，东莞是粤港澳大湾区第4座“万亿之城”。从一个GDP仅有6.11亿的农业县发展为过万亿的制造名城，东莞已经基本告别“汗水经济”，科技“智造”含量越来越高，智能手机、潮流玩具代替皮鞋、手袋成为东莞制造的新名片。

人口规模上，根据《2022年东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截至2022年末，全市常住人口1043.70万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962.81万人，人口城镇化率已达92.25%。

人口的集聚带来的是区域经济的高度发达。竞争力智库和北京中新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等机构在近期联合发布的《中国乡镇综合竞争力报告2023》显示，2023中国百强镇中广东有28个，东莞就占了15个。

城市发展的成色如何，既体现在经济数据中，也体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最近几年，生活在东莞的人们不难发现，街上的便利店、咖啡餐饮店变多了，身边的年轻同事也越来越多。这引申出观察城市的另一个维度——“咖啡奶茶指数”，标注着东莞的城市新活力，成为都市繁华度的象征。

根据今年9月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新茶饮委员会联合美团新餐饮研究院共同发布的《2023新茶饮研究报告》，从人均拥有茶饮门店来看，东莞的新茶饮门店密度最高，平均每万人拥有7.7家门店，超越广州、深圳，排名全国第一。第一财经的消费报告显示，东莞咖啡门店数位居全国TOP 15，重点商圈茶饮店全国第一。

年轻人日常生活离不开的便利店，在东莞也呈“遍地开花”之势。中国连锁经营协会（CCFA）日前发布“2023中国城市便利店发展指数”显示，在东莞2460.1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分布了5100多家便利店，饱和度达到2050人/店。

过去，东莞总给人以“大型工业园区”之感，虽然能够在生产制造领域“披荆斩棘”创造佳绩，但总体而言文化氛围、生活气息不足。今年以来，在手机制造业波动、外向型经济冲击下，东莞承压前行，再一次站在城市发展的“十字路口”。

而伴随着东莞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转型，新生企业和年轻群体已成为东莞当下的中坚力量，也为这座城市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撬动新的发展动能，驱动着城镇化率不断提高。

在不知不觉间，东莞早已具备成为超大城市的实力。

超大城市带来了什么？

从特大城市到超大城市，虽一字之差，但城市规模差异带来的积极影响，不可忽视。

在中国城市等级中，超大城市是最高级别。从政策红利上看，超大城市对于城市建设是一个重要的门槛。晋级超大城市对于城市发展来说，能够享受更多的政策势能。

例如，今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超大特大城市积极稳步推进城中村改造的指导意见》，在超大特大城市积极稳步实施城中村改造，这是改善民生、扩大内需、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

改造后，城区人口的居住条件和环境品质将得到改善，城中村居民也能享受更高质量的教育、更完善的商业与医疗等配套以及物业服务，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

超大、特大城市也是推进轨道交通建设的重要衡量标准。《“十四五”全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曾提出，“支持超大、特大城市为中心的重点都市圈织密以城市轨道交通和市域（郊）铁路为骨干的轨道交通网络，促进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镇）一体化发展。”

从人才吸引力上看，超大城市往往意味着高度的城镇化，其带来的人口聚集会形成规模效应，从而促使城市的公共服务配置起来更加有效率。这也能让居民生活更加舒适、环境更加宜居、生活更加安心，成为吸引人口流入并且长期定居下来的一个重要因素。

另一方面，超大城市可以聚合更多的创新要素，引发新一轮创新，形成螺旋效应，有助于推动新模式不断涌现、产业不断升级。

以深圳为例，这座城镇化率达到近100%的超大城市，43年的时间人口翻了56倍，城区人口已达1766万人，并成为每万人拥有高新技术企业数量最多的城市。创新是深圳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主动能、核心动能，而人才作为最宝贵的创新资源，支撑着深圳发展实力不断跃升。

基于超大城市能够带来的实质性利好，近年来国内不少城市都将“晋级”超大、特大城市作为发展目标。

此次与东莞一道进入超大城市行列的杭州，在今年9月发布的“十四五”规划实施情况中期评估报告中就提及，杭州位于中国特大城市首位，正处于跃升超大城市“临界点”。更早发布的人口发展“十四五”规划中，杭州也预计到2025年城区人口总量将突破1100万，达到超大城市标准。

当然，成为超大城市并非一劳永逸。近年来，不少政策都提及要推进超大特大城市“瘦身”，缓解“大城市病”，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2022年12月国务院发布的《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明确提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推进超大特大城市瘦身健体，严控中心城市规模无序扩张；《2022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中也显示，促进超大特大城市优化发展，疏解非核心功能。

对于城市管理者而言，这或许是一项比城市能级“晋升”更需要下功夫的课题。

湾区“大城市”的新使命

近年来，国内两大城市群备受瞩目——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中，东莞与广州、深圳一同迈入城区人口1000万的“超大城市门槛”；长三角城市群中，跨过超大城市门槛的不仅有上海，还有杭州，苏州、合肥、南京则为特大城市规模。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佛山的城区人口为853万人，达到特大城市规模。

广东省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总工程师马向明认为，只要城区人口超过1000万，城市就能够被视为“超大城市”。因此在全国超大特大城市的队伍中，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与长三角城市群可以说是“旗鼓相当”。

相较于国内其他区域的城市群，大湾区的超大城市有何不一样？这就要引入“经济密度”的概念。

经济密度，是指区域国民生产总值与区域面积之比，代表着单位面积土地上经济效益的水平，也折射出城市单位面积上经济活动的效率和土地利用的密集程度。

若将2022年GDP作为区域国民生产总值的统一衡量标准，可以计算出2022年广州的经济密度为3.87亿元/平方公里，东莞为4.55亿元/平方公里，佛山为3.34亿元/平方公里，而深圳更是高达16.21亿元/平方公里。

与此相对应的，上海为7.04亿元/平方公里，次于深圳；杭州为1.11亿元/平方公里，苏州为2.76亿元/平方公里，均低于广州、佛山、东莞。

单一的数据计算仅是观察城市的参考依据，但“亩产”高的城市，往往能够在有限的空间内创造更多价值，从而避免城市无序扩张。这也成为了粤港澳大湾区城市高质量发展最为鲜明显著的特征之一。

随着城镇化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不再表现为简单的人口从农村向城市集中，而更多的表现在生产资源要素的集中，催生出更多超大、特大城市。这些辐射带动功能强的大城市，既虹吸着资源，同时也通过城市资源的溢出效应带动周边区域的发展。

今年4月，粤港澳大湾区被赋予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引领地的全新定位。

在“一点两地”的新定位下，广州、深圳、东莞、佛山四座超大特大城市担当的使命更为关键。

一方面，城市自身通过优化自身产业结构，走过传统产业转型“阵痛期”，创造城市经济体量的新飞跃。另一方面，超大特大城市要发展成为大湾区资源配置的重要枢纽，做强自身的集聚、扩散、创新功能，引领带动周边区域实现能级“进阶”。

基于不同的功能定位，城市间差异化发展和优势互补，也将形成大湾区的发展合力，推动世界级城市群加速走向现实。

文/黄舒旻

编辑/倪家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