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地铁“翻译家”的走红

在重庆市中心的红土地地铁站，有一位男士，每天都会在这里卖书。他坐在一个塑料小板凳上，前面摆着一小摞书，书上放着白色展牌，上面写着“翻译家签售新书”。

他是这个地下通道里唯一卖东西的人。每天下午5点，只要天气晴朗，他都会准时出现在这里。

他一般卖书两个小时。平日里，光顾书摊的路人并不多，有人会在书摊前驻足几秒，询问几句。更多人只是瞥一眼就匆匆而去。

8月11日下午，一名高中生经过地铁通道，被卖书人吸引住了，他有些白发，戴着眼镜、穿着衬衫和皮鞋，看起来十分从容，“和来乘凉的不一样”。更吸引她的，是“翻译家签售新书”这几个字。

她很惊讶，这与她想象中“排长龙，鲜花掌声，有红丝绒布铺着的大桌子”的签售会很不一样，她走过去翻了翻摊上的书，感觉“似乎没有什么精彩绝伦的内容”。

她也不知道眼前这个人是否真是翻译家，但还是买了一本书。“他有梦想，又勇敢，能为自己的梦想做到这一步。”这名高中生说，那天，她有些被打动了。

她拍了两张他的照片，并写了一段话，上传到某短视频平台。没想到引发20多万人点赞、1万多人留言。

许多网友被这位“地铁口的翻译家先生”打动了。“不在乎有没有观众，因为这是属于他一个人的浪漫和灿烂”“我很敬佩他，为了自己的梦想，选择在地铁站销售自己的作品”。

有人指出，他是重庆师范大学校外兼职导师王川舟。“知道他衣食无忧感觉松了口气，希望这样有学问有理想的人都能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一位网友留言。

很多人在网上找这位高中生买书。同时，他的书摊也迎来了火热的签售场面，年轻人在摊前排起了长队。他们有的是在重庆旅游，特地赶来；有的是受外地朋友委托，前来买书的。原本滞销的书一下卖出去大半。

地铁站的保洁阿姨说，那段时间，经常有人询问她卖书人在哪，有读者来了没找到王川舟，希望阿姨看到后，在微信上通知自己。

也有不少年轻人买完书，蹲在王川舟旁边，和他聊天。

8月30日，23岁的王同坐了一个多小时地铁从郊区到这里，和王川舟聊自己的经历。他来自广西桂林，梦想当一名导演。大专毕业后，他在剧组打过杂，给自媒体拍过美食，为学校拍过电视宣传片，月薪一直两三千元。没有人脉，学历不高，他觉得前途渺茫。

9月7日，刘思也特意到地铁站来找王川舟买书。这位22岁的程序员两天前从一家互联网公司辞职。他说每天工作12个小时，“像一个机器”。业余时间，他喜欢看书、写作，想转行从事文学相关工作。

“他们不理解这是一种个人的文化追求”

像王同和刘思这样的年轻人，王川舟还遇到过很多。一位在重庆读新闻的学生对他说，自己害怕找不到工作，又没有毅力准备考研，她在一家媒体实习，没有工资，不知道何去何从，“想要一个理想的工作，但又不知道理想的工作是什么”。

还有一位在重庆体制内工作的年轻人，和领导关系不和，为了摆脱这种困境，他努力考上了另一个理想的单位，但领导不让他走，他感到很痛苦。他买了王川舟的3本书，常常和王川舟交流讨论。

在这些年轻人看来，王川舟是一位“有生活阅历的长辈”，可以给予他们一些人生建议。

王川舟今年63岁，曾在3家企业从事日语口译工作。20世纪90年代末，他创办了一家翻译事务所，承接一些企业和单位的商业翻译项目。他参与过不少大型翻译项目，曾去日本、俄罗斯、泰国研修和旅游。

2020年，他步入退休生活，每月拿四五千元的退休金。

对他来说，出书纯属偶然。他曾主编《重庆翻译家》杂志，为《国际观察》《翻译往事》两个栏目撰稿，写他对国际问题的看法及过往的翻译经历。

后来，他把作品结集成书《翻译往事》，找到一家出版社，花费1.7万多元印了1000本。他很看重这本书，期待在“社会上引起一点反响”。

但他没想到，出版社有一天把书送到了家里，说不帮着卖书，只能作者自销。看着家里堆积如山的书，王川舟犯了愁。他送了20多本书给亲友，除了两个家人夸写得好，更多人送完就没了下文。

还有900多本书，送给不熟悉的人，他觉得“有点卖弄”。他也不好意思让自己的学生买。思来想去，他决定把书卖给“真正的读者”。

王川舟说，听说他要卖书，家里人都反对，认为“在书刊没落的年代摆摊没什么效果”“卖书丢人”。他自己也经历了“很大的思想斗争”。

他回忆，好几次，从家出来，走到中途又回去了。

他选择在地铁站卖书是因为这里的人流密集，不像广场上“人四面八方散开”，这里也没有汽车尾气污染，“春夏秋冬都能卖”。

他说，写“翻译家签售”是为了吸引路人过来看，“为了销书总得有点由头”。很多时候，他卖不了一会儿，地铁站的工作人员就不让卖了。他也不生气，这个地方不让卖，就换到另一个地方。都不让卖，他就去相邻一站的黄泥磅地铁站卖书。

他很幸运，第一天卖书就卖出去两本，买书的还都是“重庆文化界的人士”。他盘算，如果一天卖两本，两年多就能把书卖完，“我小小的出书梦就实现了”。

他的第一本书不到一年就卖完了，还收到不少好评，“应读者要求”，他又印了1000本，因为疫情原因，这些书直到今年3月才卖完。

卖书时，王川舟遇到一位退休的大学教授。教授告诉他，自己以前也出过一本书，堆在家里没处放，老婆跟他吵架，说房子一平方米几万元，全被书占去了，让他把书当垃圾处理掉。教授不愿意，但多次争吵后只能妥协。教授说，这件事是对他最大的羞辱。他后悔自己没有勇气，像王川舟这样出来卖书。

王川舟说，自从决定卖书后，他就再也没有送过一本书。有一次卖书，他遇到一位许久未联系的朋友，对方见到他很吃惊，和他叙旧了很久。王川舟说，他感觉到对方想让他送书，但他没送。

还有一次，一位熟识的朋友路过书摊，注视他几秒钟，走了。过了一会儿，一个年轻人什么都不问，买完书就走了。王川舟推测，是那位朋友托这位年轻人买的，朋友这么做或许是怕他难堪。但他不难堪，“我迈出了这一步，就不管他们的看法”。他也没跟人解释过为什么卖书。

他也遭遇过一些“冷言冷语”。一位读者经过摊前，说翻译家在这儿卖书斯文扫地。还有个妈妈指着他，对孩子说，不好好学习就会像他这样。也有保安说，大学的老师怎么没饭吃了，跑到这来卖书？王川舟不在乎这些声音，“他们不理解这是一种个人的文化追求”。

“他很有毅力，勇敢追逐自己的梦想。”一位广东佛山读初二的学生看到视频后，通过3位网友，加到王川舟的微信，买了他的两本书。周围人都在拼命学习，她害怕考不上高中，觉得自己缺乏王川舟的毅力。和王川舟在微信上聊了聊，她感觉自己“看事情乐观些了”，“这是我开学收到最好的礼物”。

刘思觉得，王川舟将卖书当成人生的一种体验，没有功利心，即使火了也依然坚持卖书，“不会为外界的评价影响”，而这种坚定是他所缺乏的。上大学时，他为了学习写代码，从早上7点学到晚上10点，为的就是找一份好的工作。但当进入职场之后，他发现跟自己想的不一样，想走文学这条路，又“怀疑自己有没有这种坚持”。

王同和王川舟交流了20多分钟，觉得王川舟“谦逊、智慧，不会像那种长辈一样训诫你、否定你”。

“不成功不成名很正常”

卖书时，王川舟喜欢观察来来往往的行人，他们多数看起来眼神焦虑，走路匆忙。他遇到过一个准备买书的大学生，对方看了半个小时书，也没看懂书在讲什么。王川舟问她最近在干什么，她说在找工作，焦头烂额，静不下心来看书。

几个茫然的年轻人希望在这个书摊前找到方向。王同觉得老板不会培养员工，只在乎员工的工作是否完成。更让他难过的是，这几年工作，没有公司给他交过社保。有时候，他的工资不足以支撑日常花销。他后悔高中三年没有好好学习，感到自卑、抑郁。

刘思觉得，没有一个人能告诉自己“人生应该怎么走”。大学时，他想过转文学专业，但不知道跳到这个专业后“未来会怎么样”。想到自己家境普通，再换一个专业可能承担更多风险，家人也不一定理解，他还是选择了读计算机专业。现在，他想走文学这条路，但又害怕靠写作养活不了自己。

对于两个迷茫又纠结的年轻人，王川舟很同情。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他自认为是幸运的，赶上了改革开放的时机，又恰逢合资企业兴起，转行做了翻译，“去哪个单位找工作都要”，而现在年轻人读了大学也不一定好找工作，“面临很多不确定性”。

在王川舟看来，年轻人的迷茫与“缺乏生活的磨炼”有关，也是学校和家长教育的结果，“累的工作不愿意做，好的工作又进不去”。

他鼓励年轻人多寻找出路，“如果不试探出路，就会出精神问题，朝坏的方向发展”。他有一个读者是农村孩子，没上过大学，毕业后去中亚挖矿。还有一个读者在印尼开重型卡车，挣了不少钱，“世界天地广得很，这也是青年的一种活法”。

他年轻时也是这么探索过来的。大学毕业后，他怀着科研梦，去一家材料研究所做科研，结果工作没多久，单位开始“工厂化”，科研经费减少，他的科研梦破碎，“整夜睡不着觉，然后就想出路”。那时，全民经商的热潮掀起，王川舟稀里糊涂跟着潮流走，去了广东汕头一家外企工作，到了发现只是坐办公室，“没什么专业可搞”。

他觉得自己的特长是外语，便去重庆一所大学学了一年日语，转行做了翻译。

从一个翻译新手成为一个熟练的日语口译人员，他付出了很多。刚进第一家外企公司时，他的日语基础很差，很多词听不懂。一次外出翻译，日方工作人员说了一个词，他没听懂，憋得脸通红，对方指着扳手，他才知道是什么意思。

“必须知耻而后勇”，王川舟说。那个年代的大学生口语都不太好，现场翻译需要强大的心理素质。

“翻译免不了出错，出错就学习，掌握了就不会出错了。”靠着一点点积累，王川舟渐渐建立起自己的人脉和资源。这些年来，和王川舟同时期成立的翻译事务所倒闭不少，但王川舟还能一直接到项目。“不能一条路走到黑，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去寻找出路。”

他建议王同先找一份工作养活自己，“工作不仅仅是为了钱，也是为了跟社会建立联系”，再利用业余时间追求自己的导演梦想。对于刘思，他也是这么建议的：“必须要脚踏实地，走一步看一步，你说我看的很远，我一步都不走，那怎么能行呢？”

刘思觉得，王川舟的建议很中肯。他打算接下来考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生，如果发现自己不喜欢这个专业，再去找工作。“趁着年轻，多找找自己的方向。”

王同的方式是降低自己的欲望，和自己和解，“为什么把自己活得那么累？为什么不能活得开心一点？”在重庆旅居的生活，他每天吃饭、打游戏，看哲学、心理学的书，“尝试用各种不同的角度去看待问题”。未来，他计划靠一技之长赚钱，去不同城市体验生活。

王川舟还告诉两位年轻人，不要太执着于成功，容易“钻牛角尖”。他有一位读者，多年来都没有工作，靠父亲养活，闷在家里写诗，梦想去国外发表、拿诺贝尔奖，但多年来无所建树。诗人常常郁郁寡欢，心情不好时就去各地散心，“有点脱离现实”。

还有一位女士跟他说，自己的丈夫也热爱文学，投了几十篇小说，杳无音信，最后跳楼自杀。女士觉得他很像自己的丈夫，不想他走丈夫的路。

“给我冲击很大”。王川舟想到，假若他的书无人问津，是否也会很痛苦，“我给自己开脱，我也不是专业的作家，也不是诗人，不成功不成名很正常，这样想就没压力了”。

“人得有自己的精神世界”

王川舟第一次领略到流量的威力。

卖书时间越久，他越觉得卖书“不是卖几个钱的问题”，而是一个“生活的窗口”。“退休之后我特别有感触，如果不来卖书，基本跟社会隔离，整天碰不到几个人。”

他卖书前很少用手机。卖书后，不少人要求微信支付，王川舟开始用手机，学会了电子支付、网上订票，感觉很方便。

通过卖书，他也遇到不少有意思的人和事，有和家里闹矛盾、出家后发现寺庙也是个等级社会的中年人，有揭露房地产内幕的作家，还有去越南做过生意、打过中越战争、后来转行当作家的军人。

接触过的年轻读者里，王川舟更欣赏那些坚持奋斗的年轻人。他觉得，“任何一个时代，如果一个人的精神垮了，就很难办”。

他认为老年人也应该有自己的精神世界。他出版的第二本书《血浴》，是卖书时认识了原作者陶鹏，觉得书里的故事不错，决定翻译的。陶鹏是重庆的一位老艺术家，也是第一个把川江号子搬上舞台的作者。

王川舟说，那时陶鹏已经80多岁。2017年春天，书翻译完了。看到书稿后，陶鹏很高兴，但还没等到书出版就去世了。

《血浴》两个剧本背景都设定在旧西藏奴隶社会。一个故事讲为了爱情，两位年轻人和“父亲”断绝关系。另一个故事讲一位在飞机失事中幸存下来的美国医学教授和中国歌者相遇，结下一段美好的友谊。

尽管题材“有些老套”，但王川舟坚持认为这两个剧本是好作品，“有商品社会很难见到的纯真”。

他认为剧本的台词凝练优雅。“我心爱的姑娘，你在哪里？雪山挡住了你，我要把雪山开一道银窗；江河挡住了你，我要在河上架起金桥……”王川舟一边读，一边感叹，“虽然时间久远，诗歌的美感一点不少”。

还有一句“雪莲，绽开在雪岭冰川”的唱词，他觉得很有意境，将这句词写在书的首页，送给了刘思，鼓励他坚定自己的目标。

他还经常写给读者一句诗，“潮水迅猛而宽大，奔向太阳落下的地方，”这句诗来自他翻译的第二本书《纽约诗歌》，是美国诗人惠特曼描写美丽的曼哈顿时所写，王川舟觉得诗句意境开阔，“潮水浩浩荡荡奔腾，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年轻人也应该有这样的胸怀，遇到一点事情要努力克服，这是大海给我们的启示”。

希望每个城市设立一个卖书点

诗歌伴随王川舟度过了疫情笼罩下的那几年。《纽约诗歌》这本书是他的朋友2016年从国外带回来的，书里收录了美国近百位诗人的诗。朋友说这本书非常好，国内还没有出版，建议他翻译成中文。

王川舟起初只是粗读了一遍，并没有想过翻译，“现在的人读诗歌的少”。2020年4月，王川舟的母亲去世，紧接着，送给他这本诗歌的好朋友也去世了，他经受了“很大的感情冲击”。

“必须静下来做点事。”因为手边只有这一本外文书籍，王川舟开始翻译《纽约诗歌》，翻译了整整一年。

一翻译诗，他就感觉自己“进入了另一种精神状态”。他读肯明斯的诗“突然发现已经是春天了，因为小鸟在窗前兴奋地叫着”，想起自己阳台上也有鸟，仿佛回到了春天里，“负面情绪被抵消了”。

读到肯明斯“猛然穿过黑暗，从深深的牢笼不可思议地飞奔，猛烈地跃出死亡，强有力、痛快、不屈、完全地获得新生”，他觉得热血沸腾，“感到诗的巨大力量”。

他欣赏那些揭露社会现实的诗人。比如美国黑人诗人兰斯顿·休斯，“他提倡平等，批判种族歧视及不公”；还有西班牙诗人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迦，“他把目光投向美国的社会问题”。

他最喜欢诗人惠特曼，“无拘无束，自由奔放”。“100万举止优雅、敞开嗓子、热情四溢、最勇敢而友好的年轻人，匆忙又闪亮的临水城市！有着尖顶和桅杆的城市！栖息在水湾的城市！我的曼纳哈塔！”王川舟大声朗诵起来，“你看看，这样的诗句多么热烈，他热爱年轻人，热爱城市，热爱农民”。

王川舟觉得，自己通过卖书接触各色人物，就跟惠特曼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游荡的感觉很像。

王川舟说，译诗后，他的情绪变得稳定，生活也恢复正常，他意识到，“人们在疫情等突发状态下，要有一个自己的精神世界，才能应对”。

疫情结束后，他又恢复了卖书的活动。对于突如其来的关注，他说流量就像暴风雨，“来得快，去得也快。”视频火后，短视频平台找到高中生，希望她再给王川舟拍一段视频，提高影响力。王川舟拒绝了，“让想看书的读者尽快买到书”。

10月5日，他的最后一本书卖出。他在书上写，“恭喜最后一本的读者”。

他计划以后再出版一本叫《市井》的书，记录他卖书过程中遇到的人和事，或许，这将成为他卖的第四本书。

他还希望每个城市以后可以设立一个卖书点，让每一位卖书人获得尊重。100多年前，他喜欢的诗人惠特曼曾经站在布鲁克林的渡口，看着来来往往摆渡的人群，看着百年不变的航船、岛屿和大海，向世人发问：“联系我们的是什么呢？联系我们几十年抑或几百年后的又是什么呢？”100多年后，王川舟看到了这本书，他觉得连结人们的，是文化和灵魂。(文中王同、刘思为化名)

文并摄/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尹海月

编辑/高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