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消失的“中国莎士比亚”——熊式一的故事

时间：2023年8月18日

地点：上海展览中心友谊会堂一层友谊厅

嘉宾：毛尖 作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罗岗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熊式一，20世纪海外最知名的中国作家之一。陈寅恪曾以“海外林熊”之句将其与林语堂并举。

1934年，他改编自中国传统剧目的英文戏剧《王宝川》在伦敦连演900场，自王室到平民，家喻户晓。1935年，他成为第一位登上百老汇舞台的中国导演，《纽约时报》誉之为“中国莎士比亚”。1943年，他创作的英文小说《天桥》，被翻译成法、德、西、捷、荷等语，畅销欧美。他还是中英双语译者、香港清华书院创校校长、BBC电台评论员、剧作家、艺术收藏家……

而在中文世界，熊式一的名字在很长时间里“消失”了。

近日，美国波士顿萨福克大学荣誉教授郑达的传记《熊式一：消失的“中国莎士比亚”》，让他的故事呈现在更多中国读者眼前。

中国人，用英文写作

同时又在英语世界中大获成功的消失的熊式一是其中之一

毛尖：“消失的中国莎士比亚”这一称谓，您觉得熊式一当得起吗？

罗岗：遗憾今天陈子善老师没来，谈熊式一他最有发言权。我知道熊式一就缘于子善老师当年做的“海豚文库”，其中《八十回忆》就是对熊式一的4篇回忆文章，最早发表在《香港文学》上。由此，熊式一才慢慢回到中文世界。所以这个人确实“消失”了很长时间。

熊式一与莎士比亚同行，都以“剧作家”名世，当然他并未如莎翁般写了那么多剧作。熊式一不仅仅是剧作家，他的小说《天桥》也很有名。但他最主要的成就还是《王宝川》，以及后来在香港写的《梁上佳人》这些。

很客观地讲，熊式一的成就和莎士比亚不能够相提并论。莎士比亚，我们知道，“世界文豪”，对吧？就算没有诺贝尔奖——熊式一比较自负，老觉得他要得诺贝尔奖。有时候我觉得他提“诺奖”可能是开玩笑。

毛尖：可到临死，他还是有点遗憾没有拿到诺贝尔奖。

罗岗：他那个时候说的话……那时他已是80多岁的老人了，算“童言无忌”吧。

《消失的莎士比亚：熊式一传》里也提到他讲“我应该拿诺贝尔奖”。也在这本书里，他跟孙子吹牛：“我的《王宝川》只比《圣经》印得少一点。”

但是熊式一写的戏剧，一如郑达教授（《消失的莎士比亚：熊式一传》作者）讲的，“在英国西区演好多场，又到百老汇去演出，获得很大成功”。基于这些，我觉得说“熊式一是具有莎士比亚式影响的”，是没问题的。

然而我更想讲的是，中国人用英文写作同时又在英语世界中大获成功的，其实只有三位作家——最有名的是林语堂；第二个是蒋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名字，郑达先生也写了一本《蒋彝传》，蒋彝也是大获成功的；还有，就是熊式一。

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三人里有两个江西人——蒋彝是，熊式一也是。蒋先生的书叫《哑行者游记》，应该是“文景”出的，我跟陈（子善）老师为蒋先生的书一起做活动，陈老师对江西很有感情，他插队落户在江西，所以他说：“蒋先生是江西人，我算半个江西人，所以我们一共是两个半江西人。”

熊式一（右三）与梅兰芳（右二）、剧作家余上沅（右一）、黄柳霜（左二）和美国黑人歌唱家罗伯逊（左一）

海外林熊各擅场，卢前王后费评量

北都旧俗非吾识，旧时王谢已无价

罗岗：江西还出了一个大名鼎鼎的陈寅恪。抗战时他眼睛看不见了，取道香港到伦敦去治疗。他跟熊式一是老乡，都认识。熊式一1942年小说《天桥》出版就赠送他，陈先生没办法读，就请别人朗读给他听。听完写了三首诗，赠送给熊式一。

毛尖：书里讲到熊式一很喜欢题签，每次都要引用陈寅恪的诗。

罗岗：对。第一句是“海外林熊各擅场”，他认为林语堂跟熊式一是各胜其场。因为当时林熊各写了一部在西方很畅销的小说，一部是后来改编成电视剧、大家很熟悉的《京华烟云》，还有一部就是《天桥》。

第二句“卢前王后费评量”。这句话很厉害。我们都知道“初唐四杰”，初唐4个有名的诗人，最有名的是神童王勃，接下来是卢照邻。陈（寅恪）先生这句诗就用到带头这两个。“卢前王后”，就说你们两个人谁前谁后，我是费思量的，我一下子难下判断。

但再后面两句诗实际上还是站熊式一的。“北都旧俗非吾识”，《京华烟云》是写北京的，陈先生在江西出生，故北京之于他是“北都”，“北京的旧风俗我不懂”，或者“我读下来没有什么亲切的感觉”。最后一句“爱听天桥话故乡”，“天桥”一语双关，熊式一小说的名字叫《天桥》，且他写的天桥那个地方也在江西。

所以，陈寅恪先生是很赞赏熊式一的。后来的第三首诗里也有一句，可以看出陈先生读了《天桥》之后感慨很深——“旧时王谢已无价”。我们都知道“旧时王谢堂前燕”。如果读过《天桥》这部小说就知道，它是从“戊戌变法”一直写到“辛亥革命”。“戊戌变法”和陈寅恪先生是有很大关系的，因为其祖父湖南巡抚陈宝箴和他的父亲陈三立都是维新派，“戊戌变法”之后受到极大影响，所以“旧时王谢已无价”——“我们家没有了”。

讲这些，只为帮助大家更方便理解，熊式一跟江西人、还有和林语堂、蒋彝他们这几个人的关系。

从旧式家庭走出成为新式摩登人物

婚姻八卦背后的中国开放传奇

1936年3月14日，羅斯福夫人（右二）在百老匯觀看了《王寶川》的演出，並與熊式一夫婦（左二、三）合影

毛尖：莎士比亚写很多剧，故事其实都是有所本的，或者说有一个源头，哈姆雷特的故事、李尔王的故事、麦克白的故事，莫不如是。熊式一写的很多剧本也是有原型故事的，比如《王宝川》，著名的薛平贵、王宝钏的故事；《西厢记》、后来他在香港做的《梁上佳人》也都如此。这点上，熊式一跟很多剧作家、跟莎士比亚，确实是很相似的。

另外一个，有关他们为人的传说。

莎士比亚到底是谁，现在有人认为已不可考。包括是不是真有这么一个人也有争议，有考证说莎士比亚是杜撰的。包括莎士比亚到底长什么样，我们之前插图看惯的莎士比亚，都是那种瘦瘦的；但也有传记作家考证出来说莎士比亚长得就跟猪头一样，是那种酒馆里面豪赌的人。

看熊式一的传记，感觉他跟莎士比亚对钱对人，也多少有一些相似性。

印象很深他和妻子的关系。熊式一的太太蔡岱梅也是江西人，大家闺秀，两人算门当户对。蔡岱梅长得挺好看的，更难得的是在生了三个孩子之后又去考大学、读大学。在那个年代，一个女性能跟老公一起留洋，留洋后还写了一本自己的传记以自己真名发表，发表以后赢得很多的掌声，是不多见的。

从任何来看，我们都会说这样一对夫妻是非常难得的，旧式男性和女性，一个留洋，另一个跟着来留洋，多年患难与共下来，养育了这么多孩子，彼此都取得了成就，孩子也都非常有成就，但最后两个人是闹翻的，分道扬镳，死后都没有葬在一起——熊式一后来回到中国，突然去世，在北京和女儿葬在一起；太太蔡岱梅是落葬在伦敦的。

熊式一对朋友特别大方。当年他们家在伦敦、甚至在欧美世界都是非常出名的。从郑达先生书中能读到，那个年代说得上名字的人，基本上都在他们家客厅待过，被称“第二个中国大使馆”。从旧式家庭走出来成为新式摩登人物，当时很多报道说他们是摩登和美的家庭，给他们家拍照片。这本传记的封面，其实就截取自当时记者给他们拍的照片，熊式一和三个孩子骑着自行车从镜头深处驰近，可说是当年摩登生活、上流社会、时尚文化的缩影，

可以看到，熊式一身上饱含着时代剧情感和戏剧性。在这点上，他的“莎士比亚性”还是蛮强烈的。即便不谈剧作，仅从人生履历上，其实熊莎二人也都蛮有可比性的——那种大起大落、大悲大喜，经手的钱财、泼天的福贵，当日有多豪华，后来就有多落魄，但对男主来说，都是谈笑风云。

有个人成就，也有年代加持

讲熊式一，其实讲的是中国的30年代

罗岗：熊式一最好笑的八卦是他80年代到水牛城去看孙子，带了一个比自己小30岁的女朋友，据说是一个国民党高官的遗孀。他那个时候已经八十出头了。

熊式一的儿子叫德威。熊德威其实也是蛮重要的，上世纪50年代中国有大量留学生回来，熊德威回国后投身国防事业。熊德威的儿子就是熊式一的长孙，跑到水牛城去读书，博士毕业以后在那边工作。80年代后期熊式一去看孙子，那个“我的《王宝川》只比圣经印得少”的吹牛就发生在那里。

但我着重想讲的是，《王宝川》的成功，其实绝不简单，也不仅仅是熊式一个人的成功。

每研究到此，大家都要讲到的是梅兰芳当年到欧洲巡演引得全球震动，获得欧美世界的尊重。西方是有很深厚戏剧传统，莎士比亚是一个标志，追溯起来一直到古希腊，这个传统是有自己对戏剧的理解的。

而梅兰芳带去的中国京剧是完全另外一套，跟西方不同，但正符合西方的希望。现在也有很多研究讲到，梅兰芳的演出是如何影响到包括布莱希特在内的剧作家，实现对传统西方戏剧体系的突破，受到影响后创作的戏剧又传到中国，影响到了中国。这里的影响是非常复杂的。

但整体上来讲，无论从明星效应，还是从文化或者艺术来讲，他们确确实实是给西方人一种惊喜的。在这个背景下，熊式一确确实实是一个自如在双语、两种文化之间，是一个很懂的人。

他知道《王宝川》应该怎么改，既要适合西方人，又要保证东方戏剧特别是梅兰芳带来的京剧特定的韵味。其实他改的《王宝川》我们都知道源头是《红鬃烈马》，这个最有名的京剧是麒派代表作，周信芳先生饰演的薛平贵，它那个是没有唱的，跟京剧有很大的区别，但它保留了很多中国京剧的特点，比如说布景非常简化。但它到百老汇去演出的时候，是请了梅兰芳的舞美设计等等，帮他们做了很多服装的。

所以我觉得他也是借的这个东风，更具体而言是一个中国风。他对西方其实很了解，或者说比别人更了解。他知道西方人的口味，也知道怎么保留中国的特色，而且能够抓住时机。

从这上来讲，他之于中国还真就像“中国的莎士比亚”。不是讲他的成就可以跟莎士比亚并驾齐驱，当然不能，但他确确实实是用“中国风”去改造了《王宝川》。《王宝川》为什么能够成功？是有天时地利人和的。有他个人的成就，但也有这个时代就是上世纪30年代的加持。梅兰芳出国其实鲁迅先生是有很多批评意见的，但确确实实，我觉得是一个新的东西给西方人看到了。这其实讲的是中国的一段年代史。

熊式一的文化自信甚至影响到军事史

在促成滇缅公路这件事上，他其实是做出一定贡献的

毛尖：这本书里有很多珍贵的照片。有一张照片下面说明，1935年5月梅兰芳访英期间，熊式一竭诚招待并陪他四处参观，介绍认识了不少英国文化、社会界名士。梅兰芳旁边那个就是熊式一，看得出他真是很矮噢，梅兰芳就不高，他比梅兰花还要矮半个头。

传记作者郑达先生对熊式一有点，算是比较仰望吧，但他写的很多材料我觉得很靠谱。

比如他确实在那个时候认识了非常多的社会名流。比如他给丘吉尔的太太写信，丘吉尔太太都是给他回信的。这使得后来在滇缅公路这件事情上，他其实是做出了一定贡献的——就是他直接给丘吉尔写信促成的。

他的《王宝川》出版后，他寄给很多很多作家，他和萧伯纳的关系也很好。他写的小说也寄给T.S.艾略特，当然T.S.艾略特对他可能不太热情，虽然给他回了信，但是拒绝了给他写序的请求。总之那种文化自信他确实是有，他就觉得自己是大家，是以后要得诺贝尔奖的，所以“我给你写封信、给报纸写东西，是很自然的事情啊”。

说回这张照片，照片梅兰芳穿着西装，熊式一也穿着西装，其实熊式一后来一直是穿长衫的。包括他晚年在伦敦也是穿长衫，他有一件很喜欢的长衫是褐红色的。然后他手上还带那种叮叮当当的东西，玉镯他会一戴戴两三个，会响，就是很酷的那种。有点今天那种“型男”的感觉，他去街上走，很多人会关注他，他也毫不在意。

这张照片出来以后，英国有一位女士就找到熊式一说，梅先生身材不宜穿西装，要是他一身中装，会显得优雅温柔尊贵迷人。这个话有没有传给梅兰芳我们就不知道了，反正大家可以看到梅兰芳在当年欧美的这种传播确实是说深入人心，一个年轻的家庭妇女都会对他的衣着表达自己的感受。

还有前面老罗讲到的这点我觉得挺重要的，就是说《王宝川》会在当时的欧美世界那么火——在英国演900场，在百老汇也演几百场，这个“火”的概念是非常了不起的。我看我们最近大概20年，也没有一个中国产的戏剧，可以在伦敦演那么多场次的。

当然这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熊式一是用英文写作的，王宝川就是在那里开口讲英文的。最开始排练的时候，是在英国一个比较小众的剧院，演员不那么有名的。但是到了百老汇以后，都是比较有名的演员来排的。熊式一把本子也寄给了，比如说费雯丽，费雯丽也表示有兴趣。

所以当年《王宝川》进入欧美世界，它确实是进入了一个文化旅行的，而且这个旅行不是在一个二流的文化世界中，它是进入了比较高级的一个文化圈。我觉得这点上，《王宝川》还确实是值得做一个博士论文的，有关《王宝川》的世界旅行。它在这点上还是蛮重要的，相比起来，《京华烟云》可能都没有这样。

实际上在中国20年代

熊式一这样中英文修养都很好的年轻人挺多的，只是熊式一更幸运一点

罗岗：香港中文大学陈晓婷写过一个博士论文，虽然主要关注的是熊式一在香港的一段，但她也着重强调了跨文化的交流。

实际上在中国20年代，像熊式一这样中英文修养都很好的年轻人是挺多的，只是熊式一更幸运一点。举个例子，学过现代文学的都知道朱湘，朱湘的英文也是非常好的。朱湘给胡适写过两封很长的自荐信，讲自己很有才华但是得不到赏识，希望胡适去提携他。很遗憾，我们知道朱湘后来自杀了。他给胡适的两封长信留在胡适的寓所里，后来胡适跑到台湾去的时候，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把它们收集了，后来出了一套书信集，在这里面可以看到。但胡适肯定是没有给他回信的。就这样一个青年才俊，因为得不到社会的赏识，就走上了绝路。

相形之下，熊式一比较幸运。他最早翻译巴里剧作在《小说月报》上连载，也并没有怎么成名。如果他继续在国内，应该也不会有后来的成就。

这点上他跟林语堂不一样。林语堂30年代在国内已经是非常有名的散文作家，而且是杂志的编者，还推广打字机、教英文什么的，他已经挺有名气了。

熊式一去英国原本是准备读博士学位的。他自己讲过，他觉得在中国出不了头，所以到英国去读一个博士学位。但在英国无形之中成就了他，他进入了英语的主流世界。我们都知道在西方文学里，戏剧跟诗歌是最难进入主流的。小说或许还可以凭一些猎奇的东西，比如《上海生死劫》，大家想了解上海的故事，就很容易畅销。或者你写什么政治秘闻，对不对？

熊式一对自己的定位就是“用英语写作、写给西方人看”。他非常清楚，他在给《天桥》写的序里面就讲，世界上只有两种人是用英语介绍中国的——一种是西洋传教士，再一种就是可以用英文写作的中国人。但这种中国人也是很少数。

西洋传教士在中国，无论住了三四年还是很长时间，他们对中国的理解难免“奇观”化，比如爱写小脚、砍头之类的。他说用英文来写中国的故事，我就不要走一个猎奇的路线，小脚、鸦片、姨太太、满大人啊，他不想写这些东西。而不写这些东西，还能获得西方、英语世界主流文学界或艺术界的认同，其实是不容易的。就这一点上来讲，熊式一的贡献还是很重要的。

上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随着中国抗日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之后，西方也有一个了解东方的热潮。那时美英有很多外交官来中国，他们不再做汉学家式的猎奇，而是希望了解现实的中国。还有很多记者，当然最有名的是《西行漫记》，还有好多，像白修德写中国的报告等等。

熊式一们也要向西方介绍现在的中国，而不是一些被异国情调化、被奇观化的一面。包括他做BBC的评论员其实也有这个原因。做BBC评论员其实就是介绍中国，或者BBC当年要报道中国事件的时候，需要找中国专家，那他就作为中国专家来参与评述。

所以熊式一可谓“生逢其时”。

后来熊式一被介绍回中国之后，确确实实就是被纳入了中国文学史。可见这些年我们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理解，宽度是在加大的。实际上世界文学中一直有一种双语写作，比如最出名的印度作家奈保尔，他们的母语不是英语，但他们一旦用英语写作，就成为了英语文学、或者说英语这种语言一个非常重要的构成部分。

之前我们总是强调“转内销”。实际上从这个角度去研究中国作家的英文写作，恐怕需要打开、或者说摆到世界英语文学的这个脉络里面去看，可能可以打开一个更开阔的视野。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