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妇女的暴力并没有随着猎巫和奴隶制的结束而消失，相反，它被规范化（normalized）了。在优生学运动高峰时期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女性的“性乱交”被视为一种低能，通过将她们送人精神病院或是绝育 来进行惩罚。对有色人种妇女、贫困妇女以及有婚外性行为妇女的绝育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在南方和北方都是如此，成为“美国增长最快的节育方式”。 针对妇女的暴力中还必须包括20世纪50年代广泛使用的脑叶白质切除术，作为治疗抑郁症的方法，这种手术被认为是那些注定要从事家务劳动的妇女的理想选择，假设了家务劳动不需要大脑。
最为重要的是，正如焦万纳·弗兰卡·达拉·科斯塔（Giovanna Franca Dalla Costa）在《爱的工作》（Un lavorod' amore,1978）里提到的那样，在核心家庭中，暴力一直是一种潜台词、一种可能性，因为男性通过其工资，被赋予了监督女性在家中无偿劳动的权力，他们将妇女看作自己的仆人，并且惩罚她们不接受自己的工作。这就是为什么男性的家暴直到最近才被视为一种犯罪。在国家将家长惩罚孩子的权利合法化，将其作为培训未来工人的一部分的同时，法院和警察也容忍了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将其视为对于妇女不做家务的合理回应。
虽然针对妇女的暴力已经被视为家庭和性别关系的一个正常的结构性部分，但在过去几十年间所发生的事情还是超出了常规。华雷斯城（Ciudad Juarez）的谋杀案就是一个典型案例，一个与得克萨斯州埃尔帕索市（EI Pas）隔着边境的墨西哥城市，在过去的20年间，有数百名妇女在这里失踪，而在公共场所经常可以发现她们遭受折磨的尸体。这个案例并不是孤立的，绑架和谋杀妇女在今天的拉丁美洲是一种日常，这种日常唤起了人们对20世纪80年代血洗该地区许多国家的“肮脏战争”（dirty war）的回忆，因为资产阶级想要通过颠覆世界来巩固它们的权力，而这种权力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被反殖民主义、女权主义和反种族隔离的斗争（如黑人民权运动）所削弱。而资产阶级则凭借攻击人们的再生产能力和建立一个永久的战争制度来实现它对于世界的颠覆。
换言之，我的论点是，如果我们正在目睹针对妇女的暴力，尤其是针对非洲裔和美洲原住民妇女的暴力升级，那是因为“全球化”是一个政治再殖民的过程，旨在让资本对世界的自然财富和劳动力拥有不可争议的控制权，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离不开打击妇女，因为妇女们直接负责着社群的再生产。并不令人惊讶的是，对妇女的暴力在那些自然资源更为丰富的地区（诸如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拉丁美洲、东南亚）更为激烈，这些地区如今被商业投资所关注，同时，这些地区的反殖民斗争也是最强烈的。残害妇女对于“新圈地”来说是实用的， 这为多年来一直在破坏整个地区的土地掠夺、私有化和战争铺平了道路。
攻击妇女的残酷性往往都是如此极端，以至于甚至看不出任何功利性的目的。参考在拉丁美洲的准军事组织对妇女身体的折磨，丽塔 · 劳拉 · 塞加托（Rita Laura Segato）谈到了一种“表现性的暴力”和“示范性的残忍”（pedagogical cruelty），认为他们的目的在于恐吓，首先向妇女传递这样的信息，然后通过妇女将这样的信息传递给所有人，不要期待任何的怜悯。 通过清除大片土地上的居民，迫使人们离开他们的家、他们的土地和他们的祖先之地，针对妇女的暴力是矿业和石油公司业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在使几十个在非洲和拉丁美洲村庄里的人流离失所。这是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国际组织任务的另一面，这些机构塑造了全球的经济政策，制定采矿规则，并最终对在新殖民条件下公司的在地运作负责。事实上，我们必须转向他们的职责和发展计划来理解这样一种逻辑：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钻石、钶钽铁矿石和铜矿区的民兵们将子弹射进妇女的阴道，或是危地马拉的士兵在继续被描述为反叛乱的战争中，用刀割开孕妇的肚子。塞加托是对的，如此的暴力不可能出现在任何社区的日常生活中，它是“操作手册式的暴力”，必须经过计划、计算，并在最大限度保证不会受到惩罚的情况下进行，就如同今天的矿业公司用致命的化学物质污染土地、河流和小溪也全然不会遭到惩罚一样，而那些在当地靠这些资源生活的人，如果敢于反抗则会被警卫送入监狱。无论谁是直接的肇事者，只有强大的国家或机构才能为这样的破坏开绿灯，来保证这些肇事者永远不会被绳之以法。
需要强调的是，针对妇女的暴力是这场新的全球战争的关键因素，不仅仅是因为它所唤起的恐怖氛围或是它所传达的信息，还因为妇女在社群的联结上所表现的能力，以及同样重要的是，在捍卫非商业概念上的安全和财富的能力。例如，在非洲和印度，直到最近，妇女才有机会获得公共土地，并将其大部分的工作时间用于自给自足的农作。但是，公共土地的使用权和自给自足的农业都遭到了严重的制度性打击，世界银行斥之为全球贫困的原因之一，认为土地是一种无价值资产，除非它被合法登记并被抵押以获取银行贷款，从而用于创业活动。
在现实中，正是由于这些自给的农业，很多人才能在残酷的紧缩政策下存活。但是，类似世界银行这样的批评，在与政府当局和地方领导人举行的数十次会议上反复出现，在非洲和印度都取得了成功。因此，妇女被迫放弃了自给自足的生产，而作为丈夫的助手从事商品生产。正如玛丽亚 · 米斯（Maria Mies）所观察到的那样，这种被迫的依赖丈夫是乡村地区妇女被“纳入发展”的特殊方式之一，而发展本身就是一个暴力的过程。它不仅以“父权制下男女关系中所本来就具有的暴力为保障”，还贬低了妇女的价值，由此社群中的男人就可以将她们视为没用的人，尤其是当她们上年纪的时候，从而可以无所顾忌地占有他们的资产和劳动。
土地所有权的法律规范的改变以及可被视作价值来源的观念变化，或许也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妇女身处悲惨处境的根源，尤其是非洲和印度猎巫行动的回归。许多因素促成了猎巫的重新出现，其中包括几十年的贫困化以及艾滋病和其他疾病肆虐而导致的社群团结的瓦解，在这些社群中，营养不良现象十分猖獗，医疗系统已经崩溃。雪上加霜的是，新加尔文教派的传播，宣传了贫穷是由个人缺点或女巫的邪恶行为所造成的。但值得注意的是，总是在那些被指定用于商业项目或是正在进行土地私有化进程的地区（比如在印度的部落社群），以及当被指控者拥有一些可以被没收的土地时，巫术指控更加频繁。尤其是在非洲，受害者是那些独自生活在某块土地上的老年妇女，而指控者是他们社群中的年轻人，甚至是她们自己的家人，通常总是那些没有工作的年轻人，认为这些年老的妇女占有了本应该属于他们的东西，他们可能会被那些躲在暗处的人操纵，包括地方的领袖，这些人往往和商业利益有所勾结。
新的资本积累形式还以其他方式煽动了针对妇女的暴力。失业、不稳定的工作和家庭收入的崩溃是关键。由于没有了收入，男人们将他们的挫折感发泄在家里的女性身上，或是试图通过剥削妇女的身体和工作来挽回损失的金钱与社会权力。印度的“嫁妆谋杀”就是这种情况，如果妻子没有带来足够的资产，中产阶级的男性就会将其杀害，或者是为了和别的女人结婚并获得另一份嫁妆而将现任的妻子杀害。另一个例子是性贩卖，作为性产业扩张的关键一环，它主要由男性犯罪组织经营，能够以“最粗暴的形式”强制施加奴隶般的劳动。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个人的微观政治模仿和制度化的宏观政治相融合。对于资本以及那些陷入不稳定状态的男性来说，女性的价值越来越多地体现在通过在市场上出售自己的劳动力和身体来提供的有偿廉价劳动上，而不再体现在无偿的家务劳动上，因为后者需要男人挣来的稳定的工资来支持，而这种稳定的工资收入是当代资本主义所决心要淘汰的，除了一些少部分人所从事的领域。妇女所要操持的家务以及生产下一代的工作并没有消失，但社会不再能接受她们仅仅只做这些。相反，怀孕往往成为一种累赘，大大提升了妇女面对暴力的脆弱性，因为男人往往反感其带来的责任感。因此，这种新出现的政治经济体制助长了在家庭关系中的暴力，因为妇女们被期待不再依靠男人，并为家庭带来财富，但如果她们在家务上做得不够好，或者要求更多的权力以承认她们在经济上的贡献，她们就会遭到虐待。
为了养家糊口，妇女需要离家、移民，将她们的再生产工作带到街上（作为小贩、商人、性工作者），这也带来了针对她们的新形式的暴力。事实上，所有证据都表明，将妇女纳入全球经济是一个暴力的过程。众所周知，从拉丁美洲来的移民妇女会服用避孕药，是为了应对被现已军事化的边境警察强奸，那些在街上作为小贩的妇女会和那些试图抢走她们货物的警察发生冲突。正如朱尔 · 法尔凯（Jules Falquet）所指出的那样，正因为妇女从为一个男人服务到为几个男人服务（做饭、清洁、提供性服务），传统的约束形式被打破，使得妇女面对虐待时更加脆弱。个体的男性暴力也是对于妇女更坚定地要求自主权和经济独立的回应，更简单地说，是对正在兴起的女权主义的反击。
（节选自《对女性的恐惧》第六章）
编辑/韩世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