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人，我在外面流浪了好久，我迷路了。”最近，短剧《逃出大英博物馆》火爆出圈，有关文物保护及追索话题成为网络热点。成立于1753年的大英博物馆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最著名的四大博物馆之一，至今拥有藏品800多万件，其中包括大量的中国文物。这些文物究竟从何而来？文物的归家路面临着哪些层层阻碍呢？

“我看到的，是一次偷窃行为，和两个小偷”

大英博物馆自称馆藏珍品有两个来源：一是世界各地各界人士的捐献，二是在英国政府的财政支持下动用自身资金所购入。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从其有关档案情况看，中国文物的入藏时间大多集中在近代中国，那正是中国国势日衰、沦为列强半殖民地的时期。英国曾多次入侵中国，尤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火烧圆明园和八国联军攻陷北京，英国人把大量的文物从清宫掠夺到英国，而今大英博物馆馆藏的中国文物，很大部分来源于这些战争的掠夺。如作为大英博物馆镇馆之宝之一的《女史箴图》原为清圆明园所藏，是乾隆的爱物。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后，一位英军上尉趁乱将《女史箴图》盗走，带回伦敦后，最后以 25 英镑的价格卖给了大英博物馆。

如果说战争掠夺文物是明抢，那么探险掠夺文物就属于盗窃。17世纪以来大量西方文物大盗进入中国，盗掘遗址、墓葬，并把大量文物带到西方。如1907年探险家斯坦因来到敦煌，通过利用王道士对唐玄奘的崇拜，诉说着自己是玄奘信徒，“忽悠”王道士，用40块马蹄银带走了29箱文物。之后斯坦因将大部分敦煌文书捐赠给了大英博物馆，目前1万3千多件都保存在著名的斯坦因密室中。

尽管大英博物馆方面一再宣称，其馆藏的中国文物是通过馈赠、购买、交换等方式获得的，但路人皆知，特殊时期的疯狂掠夺和盗卖才是最主要的来源。数不清的中国文物就是以这样的方式离开故乡，像游子落寞地躺在包括大英博物馆在内的国外各大博物馆里，或堆积于私人藏家的仓库里，或辗转于各大拍卖场中。历史记载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后，法国大文豪雨果在给朋友的信件中写道：“胜利者装满了口袋，携手回到欧洲……今天，他以一种所有者的天真，炫耀着圆明园里的灿烂古董。而我看到的，是一次偷窃行为，和两个小偷。”大英博物馆的中国藏品究竟从何而来？大文豪雨果的这封信或许就是最好的注脚。

“十大镇馆之宝”中国文物就占了三件

据有关部门统计，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1000多万件中国文物流失海外。其中，大英博物馆是收藏中国流失文物最多的一个博物馆，近两个世纪来累积达到25000多件，长期陈列的约有2000余件。从其官网显示，其收藏的中国文物囊括了新石器时代的仰韶彩陶、商周的青铜器、汉代的漆器玉器及唐宋三彩、宋元明清瓷器、珐琅器等几乎所有文物类别。作为专门陈列中国文物的永久性展厅——大英博物馆的33号展厅，里面收藏着成千上万件石器、玉器、青铜器、漆器、瓷器、书画、壁画、经卷、雕塑、丝绸服饰等，涵盖了几乎整个中国历史。这些珍贵中国文物的价值就是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缩影，就像该展厅门口写着：“中国人创造了世界上最广泛最持久的文明……”

文物是文明的物化载体，它传递着一个民族的文化和精神。在所谓的大英博物馆“十大镇馆之宝”中，中国文物就占了三件，分别是《女史箴图》、敦煌壁画和大维德青花瓶。

大维德花瓶（元至正青花龙纹大瓶），是现存最重要的青花瓷器物，其顶部附近的铭文表明它们的年代可以追溯到1351年。它不仅是中国陶瓷史上至关重要的里程碑，也几乎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瓷瓶。该瓷瓶几乎囊括除人物外元青花绘画的所有元素，如龙纹、海水、蕉叶、扁菊、云纹、杂宝等，且绘制精良。大维德花瓶重要性更多体现在学术意义上，作为元青花的断代标准器，该瓶子上的铭文清晰地体现了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这些关键信息，为元青花的争议最终定论。

除了这些“镇馆之宝”外，大英博物馆还有许多珍贵的中国文物，如出土于1931年的河南辛村的康侯簋，又名沬司徒疑簋，是一件重要的西周青铜礼器。1915年由卢芹斋盗卖出国的辽代三彩罗汉像人物容貌逼真，表情生动，衣褶纹饰流畅，塑像手法高超，是中国古代写实主义塑像的杰出作品。

阻碍文物回归的最大障碍就是法律困境

大英博物馆一直都拒不归还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文物，其中阻碍文物回归的最大障碍就是法律困境。首先，早在1963年，英国就修订《大英博物馆法》，禁止博物馆返还任何藏品。该法也就成为大英博物馆拒绝归还各国文物的主要依据。当然用自己设定的法律作为拒绝履行国际道义与责任的借口，这显然是十分虚伪和滑稽的。

其次，自1954年“海牙公约”开流失文物归还的先河以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先后于1970年和1995年制定了相关国际公约，支持文物流失国追索文物回归。但是“法不溯及既往”的国际法原则，在很大程度上又让这些国际公约失去了效力。特别是以英国为代表的“文物流入国”并未加入公约，从而使得这些公约对其事实上失去约束。

再次，针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禁止和防止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公约，2002年大英博物馆、卢浮宫、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等18家西方著名博物馆发表了所谓的“环球博物馆价值”宣言，就明确反对把包括战争中用掠夺等非正常手段获得的文物和艺术品归还给原属国。以上西方这样一番神操作，更是增加文物回归的难度。

此外，要实现流失文物顺利“回家”，须对追索的文物定性，根据具体情况搜集证据资料、法律依据，并与外交手段配合索回。而事实很多中国文物都是在兵荒马乱年代通过掠夺、盗掘和走私等非法途径流散出去，因年代久远，账目不清，能够证明其流失的证据很难搜集，难以取证，从而更增加了文物回归的难度。

一般而言，流失文物的回归途径主要有三种，即购回、捐回和追索。客观现实是中国文物的回归“道阻且长”。尽管我们在道义上占了上风，但跨国追回流失文物，仍是艰难而漫长的过程。

文/后晓荣（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国家田野考古领队）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