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熙宁元年（1068），王安石与司马光同为翰林学士。王、马二人，性格相近，惺惺相惜，宋人称“荆公、温公不好声色、不爱官职、不殖货利皆同，……故二公平生相善”，但自熙宁初以来，人们如果留意观察，将会发现，王、马的政见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差异。

八月，在郊赐问题上，王安石与司马光又出现更尖锐的意见对立。

郊赐，又称“郊赉”，是宋王朝的一项惯例，指南郊大祀礼毕，皇帝要对群臣、将士进行赏赐，以示恩泽。由于受赐人员太多，郊赉是一笔十分庞大的财政开销。熙宁元年，正好是南郊大祀之年，而我们知道，治平—熙宁之际，宋朝国库已虚空，用张方平的话来说，“百年之积，惟存空簿”。

神宗即位以来，心中念兹在兹者，便是“理财”二字——需要注意的是，宋人常说的“理财”，不同于今天的个人理财，而是指国家财税政策。三月初一，他跟文彦博等宰臣说：“当今理财最为急务，养兵备边，府库不可不丰，大臣宜共留意节用。”

为了节用，神宗在六月份任命司马光与滕甫“同看详裁减国用制度”，即一起制订裁减国用的方案，但司马光推辞了，理由有三：其一，冗费繁多，“非愚臣一朝一夕所能裁减”；其二，“看详裁减国用制度”是三司的职责；其三，“臣所修《资治通鉴》委实文字浩大，朝夕少暇，难以更兼钱穀差遣”。

七月份，神宗又批准了一项裁减在京禁军的计划，但枢密使吕公弼、翰林学士司马光、谏官李常均上章表示忧虑：裁军动作太大，恐于人情未安。

考虑到眼下财政入不敷出，宰辅大臣曾公亮等人便在八月初给神宗上札子，请辞郊赐：“伏见故事，南郊礼毕，陪祀官并蒙赐。方今河朔菑沴，调用繁冗，所宜自内裁节。况二府禄廪丰厚，颁赉频仍，更于此时，尚循旧式，实非臣等所安。欲望特从诚请，大礼毕，两府臣僚罢赐银绢。”

神宗批示：将宰臣请辞郊赉札子“送学士院取旨”。为什么要送学士院？因为皇帝对曾公亮等人之议的正式答复，照例由翰林学士执笔。翰林学士也可以向皇帝建议如何答复。

那么要不要应允曾公亮等人之所请呢？几位翰林学士争论了几天，多数人认为，“两府所赐无多，纳之不足以富国，而于待遇大臣之礼太薄，颇为伤体”。惟司马光不以为然，八月初九，他向皇帝上了一道《乞听宰臣等辞免郊赐札子》：

今大臣以灾害之故辞锡赉，以佐百姓之急，义可褒也。陛下从而听之，乃所以为厚，非所以为薄也。虽然两府银绢止于二万匹两，未足以救今日之灭。又国家旧制，每遇郊礼，大赉四海，下逮行伍，无不沾洽，不可于公卿大夫全无赐予。臣愚以为，文臣自大两省以上，武臣及宗室自正任刺史以上，内臣自押班以上，将来大礼毕，所赐并自减半，俟他年丰稔，自依旧制。其文武朝臣已下，一切更不减，似为酌中。

应该说，司马光的提议还是比较务实的，郊赐减半，既可省国用、示节俭，又表达了优礼众臣之意。

八月十一日，司马光参加迩英殿经筵，神宗问他：宰臣请辞郊赐，“兹事何如？”

司马光说：“臣已有奏状，臣所见止如此，更乞博访近臣，裁以圣意。”

神宗又问：“谁不同？”

司马光答：“独臣有此愚见，外人皆不以为然。”

神宗说：“朕意亦与卿同，听其辞赏，乃所以成其美，非薄之也。然减半无益，大臣恳辞，不若尽听之。”

司马光说：“今郊赉下至卒伍皆有之，而公卿更无，恐于体未顺。”

神宗说：“已有带、马矣。”意思是说，公卿大臣已有玉带、马鞍的赏赐。

司马光说：“求尽纳者，人臣之志；赐其半者，人主之恩也。”

过了两天，八月十三日，学士院的三位翰林学士司马光、王安石、王珪入对延和殿，商议如何批复宰臣的请辞郊赉札子。王安石与司马光意见相左，针锋相对，在神宗面前展开唇枪舌剑。事后司马光在日记中记录了这场辩论，所以今天我们还能一睹两位翰林学士舌战的风采——

司马光说：“方今国用不足，灾害荐臻，节省冗费，当自贵近为始。宜听两府辞赏为便。”

王安石说：“国家富有四海，大臣郊赉所费无几，而惜不之与，未足富国，徒伤大体。……且国用不足，非方今之急务也。”

司马光立即反问：“国家自真庙之末，用度不足，近岁尤甚，何得言非急务也？”

王安石说：“国用不足，由未得善理财之人故也。”

司马光颇不以为然：“善理财之人，不过头会箕敛，以尽民财，如此则百姓困穷，流离为盗，岂国家之利邪？”

王安石说：“此非善理财者也。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司马光说：“此乃桑弘羊欺汉武帝之言，司马迁书之以讥武帝之不明耳。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桑弘羊能致国用之饶，不取于民，将焉取之？果如所言，武帝末年安得群盗逢起，遣绣衣使者追捕之乎？非民疲极而为盗贼邪？此言岂可据以为实？”

司马光讲到这里，王安石究竟怎么反驳，我们不得而知，因为司马光的日记并没有记录王安石的回应。司马光不相信“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因为他认为天地所生财富是一个固定数额，官府所占的份额多了，民间所占的份额自然便少了。就好比两个人分蛋糕，蛋糕就这么大，分给你的多了，那我能分到的就少了。

但现代国家的理财经验告诉我们：“民不加赋而国用饶”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比如通过扩大生产，做大蛋糕；比如通过加速商品与货币流通，亦可同时增加政府与民间的效用。问题是，生活在一千年前的王安石懂得现代国家的理财经验吗？

其实早在仁宗朝皇祐三年，王安石在致友人马遵的书信中便提到一个“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理财方案，恰恰可以用来回应司马光的诘难：

方今之所以穷空，不独费出之无节，又失所以生财之道故也。富其家者资之国，富其国者资之天下，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盖为家者，不为其子生财，有父之严而子富焉，则何求而不得？今阖门而与其子市，而门之外莫入焉，虽尽得子之财，犹不富也。盖近世之言利虽善矣，皆有国者资天下之术耳，直相市于门之内而已。此其所以困欤！

所谓“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换成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发展生产力，向大自然索要财富，从而扩大社会的整体财富规模。司马光所说的“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在王安石看来，显然属于“阖门而与其子市，而门之外莫入”的问题，父亲与儿子闭门交易，财货自然要么在父亲手里，要么在儿子手里，不会有任何增量。但是，如果打开大门，父子一块与外人做生意呢？

今天，我们回头看王安石的理财观念，会同意历史学者黄仁宇的一个论断：“王安石能在今日引起中外学者的兴趣，端在他的经济思想和我们的眼光接近。他的所谓‘新法’，要不外将财政税收大规模的商业化。他与司马光争论时，提出‘不加赋而国用足’的理论，其方针乃是先用官僚资本刺激商品的生产与流通。如果经济的额量扩大，则税率不变，国库的总收入仍可以增加。这也是刻下现代国家理财者所共信的原则。”

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一千年前，在东京皇城的延和殿内，神宗听着王安石与司马光的辩论，想必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在此之前，神宗虽然已深切体会到财政窘迫的滋味，但他解决财政困顿的思路，一直是“节流”。即便是“节流”，也极不容易，司马光告诉他，削减冗费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须“磨以岁月，庶几有效”，而非“一朝一夕所能裁减”。

也许神宗也想过“开源”，可是“开源”意味着要增加民众的税赋负担，这是神宗不愿意看到的。而现在，王安石向他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理财思路：不必汲汲于“节流”，也不用担心“开源”会导致民间不堪重负的问题，因为完全可以做到“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那一天，王安石与司马光在延和殿争辩了大半天，各不相让，谁也无法说服谁。神宗问王珪的意见，王珪圆滑地说：“司马光言省费自贵近始，光言是也；王安石言所费不多，恐伤国体，安石言亦是也，惟陛下裁之。”

神宗说：“朕亦与司马光同，今且以不允答之可也。”意思是说，他个人赞同司马光的意见，不过，如何以君主身份答复宰臣的请辞郊赐札子，则采纳王安石的主张。神宗的态度值得玩味，他赞成的显然是王安石之议，但口头上却一直表示认同司马光的意见，从中可看出神宗十分注意顾全司马光的尊严与面子。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