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青年报
文史|不懂“安史之乱”,就看不懂《长安三万里》
中华书局1912 2023-08-14 21:00

火爆今夏的《长安三万里》,用高适、李白二人的生命线,交织出了大唐王朝的瑰丽画卷。影片中,高适三访长安,从青年时满怀信心地干谒权贵,却因家道破败而惨淡收场;到中年时探访声名正盛的李白,迷茫于酒肆胡姬之间;再到潼关失守后逃归长安,只剩下满目疮痍,战火纷飞。前两次的长安之景,尽管不乏“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般的隐喻,但繁华盛世仍然是主色调,巍巍盛唐尽收眼底。而最后一次展示给观众的断壁残垣,正是安史之乱后大唐国势急转直下的真实写照。

今人往往将唐代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几个阶段,盛唐指的正是玄宗统治的开元、天宝年间。而在天宝末年,由幽燕军阀安禄山、史思明发动的大规模叛乱,几乎席卷全国,让大唐的盛世不再,盛唐由此转入中唐。本片提到的著名诗人,基本都生活在由盛唐入中唐的这个阶段,片中多次出现的《河岳英灵集》,由唐人殷璠编辑,专收盛唐时代的诗人诗作,展现了这个时代文学风貌。这些诗人的人生轨迹,也不约而同地受到了安史之乱的剧烈影响。

片中,高适在安史之乱前,本是河西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帐下的幕僚,后来朝廷征调因病退休的哥舒翰前往潼关防守,高适随行,结果潼关守军迫于朝廷的压力主动出击,被安史叛军一击即溃,哥舒翰被俘,高适逃归关中,才有了长安城的凄惨一幕。而高适的人生转折点,正是在新继位的肃宗想要收拾割据东南的永王李璘时,高适详尽地分析了江东的局势,认为永王必败,一番陈词得到了肃宗的青睐。由此,高适得任御史大夫、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使,负责指挥征讨永王的军队,从此步入了高官行列。但是,片中用水墨勾勒的高适、永王大战并未真正出现。因为永王的叛乱并不得人心,麾下将领陆续叛逃到官军阵营,江东的唐军在扬州一带隔着长江与永王军对峙,长于深宫的永王就吓得带着儿女“宵遁”了,没过多久就在南逃过程中被官军擒杀。

这场闹剧般的叛乱,牵扯的正是本片的另一个主人公李白。与老实忠厚、一心重振家门的高适形成强烈对比,片中的李白是一个狂放不羁的富家公子哥,除了纵酒欢谑,就是寄情道门,因为商人之子的身份而干谒无门后,似乎对官场已经没了多少兴趣。就是这样一个李白,却在晚年接受了永王李璘的征辟,卷入了这场闹剧之中。不过,当时的永王是玄宗派出经略东南的大员,并非后来不听肃宗指挥的叛臣,李白在此时接受征辟,并没有参与谋反之意。而且据《新唐书·李白传》的记载,李白在永王起兵后“逃归彭泽”,也就是片中说他隐居的庐山一带,显然是不想参与叛乱的。尽管如此,李白还是难逃“(李)璘败,当诛”的命运。然而,穷途末路的李白却得到了平定安史之乱的郭子仪的营救,这是为何呢?根据《新唐书·李白传》的记载,李白从前曾游历并州,遇见了郭子仪,认为此人有大才。碰巧郭子仪犯了军法,李白不知用了什么办法使他免于处罚。多年后郭子仪飞黄腾达,不忘旧恩,在他的努力下,李白免死流放夜郎,又碰到了大赦,这才写出了“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的名句。

不过,在影片中,郭子仪是经高适、李白联手营救的,他们相识的契机正是李白发现了安禄山谋反的迹象,而被卢龙亲兵一路追杀到蒲津关。这里无疑有艺术加工的成分。片中明确表明,高适到蓟北投军时,边军主帅为张守珪,而此时安禄山还是张守珪手下的一员蕃将。根据史书记载,张守珪因为隐瞒战败,于开元二十七年(739)被贬为括州(今浙江丽水)刺史,没过多久“疽发背而卒”(《旧唐书·张守珪传》)。安禄山这才逐渐取代了他的地位,于开元二十八年(740)升任平卢兵马使,天宝元年(742)升任平卢节度使,正式成为一方大员(《旧唐书·安禄山传》)。片中高适和李白在蒲津相遇时,高适刚刚离开张守珪,此时安禄山地位还没那么高,是很难有叛乱的想法和能力的。

郭子仪画像

影片不惜调整重要人物的时间线,使得安史之乱的苗头过早地被高适、李白、郭子仪等人得知,以增强戏剧冲突,加深三人之间的羁绊。这样的设计,倒是引出了一个贯通古今的问题:安史之乱到底给唐人造成了多大的心理创伤,以至于无数的文人墨客围绕这一主题进行了大量的创作,甚至扭曲了自己的历史记忆?

在追忆安史之乱的《安禄山事迹》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开元二十一年(733),尚在张守珪麾下的安禄山入朝奏事,当时担任宰相的张九龄一见他,就下了“乱幽州者,必此胡也”的结论。又过了三年,安禄山因为征讨契丹失利,要被张守珪处斩,张九龄赞成张守珪的提议,而玄宗却因为惜才而放了安禄山一马。这段故事后来又被《新唐书》吸收进了正史,可靠程度大大提高了。

[唐]《明皇幸蜀图》(局部)

直到宋代,张九龄和安禄山的这段故事,仍让北宋君臣津津乐道。宋仁宗年间,张九龄的九代孙张锡,曾经拿着张九龄的告身和唐玄宗的批答献给仁宗,仁宗很高兴,给了张锡这个名臣之后一个官当。此时,宰相王曾便提到了“安禄山反状未萌,九龄独先见,请诛之”的故事,认为在三百年后,宋朝表彰张九龄的后人,也是“足以劝忠”了。(《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〇六,仁宗天圣六年)

其实,张九龄能否在安史之乱二十年前就预言安禄山的命运,自然是很难说的,不过这些故事却成功塑造了张九龄的贤相形象。和他形成鲜明对比的,自然是在政治斗争中迫使张九龄下台的李林甫,以及直接促成安史之乱的杨国忠了。《唐会要》《册府元龟》等书记载,唐宪宗曾向大臣询问玄宗朝的治乱兴衰,崔群回答道,玄宗曾任命过的姚崇、宋璟、韩休、张九龄等人,都是贤相,而后来的宇文融、李林甫、杨国忠都是奸相,所以唐朝才由盛转衰。最后一个贤相张九龄,和最大的奸相李林甫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样的历史判断,正是后人在反思安史之乱的巨大伤痛时,才逐渐形成的叙事。

在这样的推动下,安史之乱逐渐成了唐代文学、史学创作的重要母题,官场士人积极思考新的为士之道,文人墨客也对马嵬秘辛等津津乐道,史学家则发动先见之明,在开元天宝盛世寻找开启祸乱的蛛丝马迹,无数人的生平故事因此而改写。在本片中,安史之乱既作为伏笔出现,又引出了主人公命运的重大变化,可视为串联全片的题眼。而作为片名的《长安三万里》中,又有多少里程是因这场动乱疲于奔命而来的呢。

编辑/王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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