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去情怀，犹作天涯想
文｜桫椤
油坊村就像一个日益扩大的湖泊，大运河无疑其是注入其中最浩大的水流。而我也知道，每一个姓氏背后都牵系着一条家族史的链条，他们从四面八方迁徙而来，为了生计，也为了家族和未来的幸福。
油坊镇乃至清河这座与运河相伴的城市，在新的时代生活面前，终是逃脱了贝州古城因运河而兴废的历史周期律，在广袤的平原上拔节生长。
无人处，是时间；有人处，是历史。
京杭大运河从古流到今，已是煌煌中华史的组成部分。与众多奔涌的天然江河并排，一个“大”字，彰显出“人”的威仪。
没有人，就没有历史。征战、漕运、行旅，乃至融南北为一体，京杭大运河居功至伟——不讲她的历史，就无法讲通中国历史。
譬如眼下，我站在位于邢台市清河县内的贝州古城南门外，两侧的城墙早已坍塌，从前的高大已如堤埂般低矮。凝望高悬于门洞上方的“迎蕙”二字，心中有惊雷滚过：这座有着“南北长1.2公里，东西长2公里”夯筑城墙，隋唐至北宋一直被称作“天下北库”的浩瀚大城，因何兴起，又因何被弃？
当年听单田芳先生说评书《童林传》，康熙皇帝的鸳鸯镯被盗，童林被栽赃陷害，贝勒爷胤禛与童林一同出京求助。他们来到清河油坊镇，却得罪了当地的武术名家李源。在寻找旅店的过程中，两人“从镇子的南头走到北头，问了十几家客店”——一座镇子中十几家客店，是艺术家的夸张，还是客观描写？
这一切，只有古老的大运河能告诉我答案。
一声欸乃扁舟去
水，是生命的源头。喜马拉雅山上发现鱼化石；已有科学研究表明，人类是从鱼类进化而来的。
水也是文明的源头。从水的角度切入历史，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用水和治水的历史。
《淮南子·览冥训》记：“水浩洋而不息”，“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山海经·海内经》说：“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
位于浙江杭州的良渚遗址，城址外围的大型水利系统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直接证明。
史念海在《中国的运河》一书中指出：“远古的人类活动范围常常喜欢在有河流经过的地方，而其发展的地区也不外乎沿河流域。”
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在可通行舟楫的河道被利用之后，有人就已想到把主要的水道联系起来，在古老的传世文献《禹贡》中，我们可见这张交通网的影子。
运河，是人按照自身的目的对自然河道的改造。
京杭大运河穿清河县境东南而过。在这里行走，常有一些现象与头脑里的经验发生冲撞，以至于让我摸不着头脑。比如，清河县的火车站是京九铁路上的一座小站，但它的名字不叫“清河站”，而叫“清河城”站；再如，当我们提到“城关”的时候，觉得它肯定是城里的一片区域。但在清河，城关小学、西关村远在县城西环路以西的村子里，“城关乡”怎么成了乡下？从308国道进入县城后的一条中心街叫“武松东街”，前行不远就看到一个通往“武植墓祠”的标志牌，究竟是“墓”还是“祠”？武植不是武大郎吗？为何文学作品里的虚构人物在这里“落地生根”了？
我向熟悉清河地方历史文化的县方志办副主任靳志华、县作协主席谢丙月探问其中的缘由——在他们的讲述中，运河始终是主角。
清河位处古黄河、海河等水系冲击而成的平原上，境内曾经河网遍布且不同的河流在这里频繁改道，一河多名或者一名多河的情况甚为普遍，以至于搞清楚每一条河流的演变成了一个难题。抗洪或抗旱，与水的斗争贯穿清河有人类生活以来的全部历史。翻阅《清河县志》，诸如“汉元永光五年（前39年），河决清河郡灵县呜犊口，屯氏别河塞绝”，“汉成帝鸿嘉四年（前17年），秋，黄河决，渤海、清河郡受灾”之类的记载构成了地方编年史最主要的内容——关于水灾的记录甚至一直持续到建国后的1977年。
在自然河道之外，先后有几条运河影响了清河。一是曹操将本流入黄河的淇水引入流经清阳（后并入清河）的白沟，增加水量，解决了进军邺城的军粮运输问题。这条河道也成为后来隋唐运河永济渠白沟至天津的河道，奠定了开凿南运河的基础。二是隋唐运河，河北段称之为永济渠，隋炀帝于大业四年（公元608年）诏征河北诸郡百万男女开永济渠，循沁水入淇水北流，过现在的内黄、馆陶、临西、清河和德州，一直到天津入海。
清河地方史学者李靖主编的《运河记忆》中有文章考证，隋唐运河成就了从隋唐到北宋的“贝州城市群”，“这三座城市自西向东依次排列的，分别是清河县城、贝州清河郡城和清阳县城”；“三城的初建均在别的地方，因历史的际遇巧合，后来它们搬到了一起”。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际遇”，恐怕主要是拜河道变迁所赐。
从油坊镇向西穿过清河县城到达贝州古城遗址，位居宋代城垣东南角的是明代清河县旧城遗址——与宋城相比，明城小了很多。而与现代化的清河县城相对照，从前堪称“区域中心”的城市群只剩下了贝州古城这处遗址，仅存的南门和东门在酷暑中接受着烈日的暴晒与磨洗。
元代定都大都（今北京），统治江南和调运物资北上急需便捷的方式与渠道。至元十二年（公元1283年）到二十九年（公元1292年），朝廷三次开挖疏浚运河，打通了从杭州到京城的水路，是为京杭大运河。在这项工程中，主持人郭守敬的一个杰作，是将会通河段截弯取直，大运河由从清河县境西侧鲧堤入境改为从县境东南部穿过。这一被称作“走弓弦”的重大改变，既避开了淤塞严重的旧河道，也缩短了河道的长度，对于运河而言似乎全是好处——但它给清河的未来带来的却不知是危机还是机遇：端坐于隋唐运河岸边的贝州城因此丧失了地理上的优越位置，渐渐走向衰亡；代之而起的，是油坊镇渐渐成为声名远播的水陆码头。
在河北通往山东的运河桥头西侧，“油坊古镇”四个大字镌刻在高大古朴的牌坊上；高等级的柏油马路沿河堤一路向北，堤下左侧是充满现代化气息的油坊村；右侧堤岸上六个砖砌码头沿河而列，但再也等不来一艘航船，堤上的汽车轰鸣而过……
河流在大地上流徙摇摆，从号称“三城连珠”的贝州古城到油坊镇，它们因运河而兴，又因运河而废。
清河，堪称一座运河影响人类生活和城市建设的标本馆。在这里，古老的地名，残破的墙垣，不断被淤积叠压的土地，连同被埋葬在其中的芸芸众生，或许整夜都在凝神谛听——那曾经的欸乃混合着船压水浪的涛声，忽近忽远。
何人击楫问英雄
贝州古城南门西侧的城墙从与城楼连接处开始逐渐走低，直到在远处成为大地上一条并不显眼的隆起。废墟上长满树木和杂草，期间散落着数不清的破碎瓷片，以白色居多，偶见黑色和青色。随手捡起几片观察，尚可分辨出是盘、碗等器物的某个部位——这类瓷片同样大量出现在西关外和北城墙遗址的断面中。靳志华告诉我，这是典型的宋代民用瓷器残片。而据我仅有的经验，看白瓷的断口和质地当是出自距离这里不远的邢窑，而略显粗糙的黑瓷则有可能是磁州窑所产，青瓷明显是南方窑系的产品——但邢白瓷早在唐五代末期即已衰落，为何大量出现在宋、明的废城里？
▲唐邢窑白瓷莲瓣纹洗
即便有瓷器专家，秘密也未必真能解。但可解的是，不同颜色瓷片所散发出的五彩光泽里，映照着古贝州城随航运而起的贸易交流盛况。
回到“天下北库”这个说法，上述《运河记忆》一书引了几则史书上的资料，颇有说服力。
《全唐文·颜鲁公行状》载：“国家旧制，江淮郡租布储于清河，以备北军费用，为日久矣，相传为天下北库。”江淮郡的布匹沿运河运到北方，储存在清河以供北方的军队使用，清河便有了“天下北库”的称誉。当时清河繁盛到什么程度呢？“甲杖藏于库内五十余万，编户七十余万，见丁十余万。”无论是物资储备还是人口，几乎都是一个现代发达城市的阵容。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一十七》中的记载，让我们对这个巨大的中央物资库有了更加直观的了解：“……今清河……国家平日聚江、淮、河南钱帛于彼以赡北军，谓之‘天下北库’；今有布三百余万匹，帛八十余万匹，钱三十余万缗，粮三十余万斛。”如此规模的物资储于清河，全凭运河输入。
正是因为大运河的开通，使得清河成了隋唐以来重要的国家战略物资储备地，这一地位一直延续到北宋仁宗时期。有了这个基础，不仅在巩固北方边防方面有了保障，也造就了清河历史上的高光时刻。
因为繁华，因为交通便利，因为是战略要地，必然会有很多超出日常的事发生。王则起义是其中之一。
北宋仁宗初年，自太祖赵匡胤登基以来的中央集权统治虽然得到加强，但由于与西夏和辽的战争连年不断，社会政治经济出现危机。特别是大量流民投入军中，借当兵之名寄身军队以求生存，导致冗员增加；不仅靡费军饷，也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庆历七年（公元1047年）冬至这天，一个小人物在从汴京去往幽州的水陆要冲贝州搅起了一场震惊朝野的战事风波。
趁知州张得一带领官员们去天庆观拜谒，宣毅军小校王则突然指挥士兵打开了军械库，拿起了武器——这里有数不清的刀枪兵械——后打开监狱释放囚犯，并逮捕了张得一。一场以推翻朝廷为目标的起义就这样发生了。实际上，按照王则的策划，本该于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新年这天起事，而且是贝州、德州、齐州和大名几地联动。但由于起义计划泄露，其他地方的守军有所戒备，他只得提前在贝州单独行。占领贝州城池后，王则不仅建立了国号且自封为王，而且更改了年号、任命了官员，看上去是一副干大事的样子——但结果已被历史记下：临危受命的大宋河北宣抚使文彦博围攻贝州，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在城南的永济渠里挖掘隧道进入城内，经过激烈的巷战后将王则等几位义军首领捕获，押解到开封后处死。
王则本是一个涿州农民，流浪到贝州后在大户人家当了放牛娃。这个身份所导致的个人素养显然限制了他的视野，致使他大计难成。他能够借助“弥勒教”来笼络人心已属超水平发挥，而他重点联络的德州、齐州、大名均在运河、黄河沿线，乘船可达——毋宁说，大运河也给了王则机会和胆量。
起义失败，故事并没有结束。
一桩夹杂着牺牲与镇压的战事伴随运河的流水迅速传遍大江南北，渐渐变成大众口中的谈资，并在民间叙事中演化出各种版本。元末明初，寓居江南的小说家罗贯中以此为题材，根据街谈巷议之说编订了一部有着二十回目的神魔小说《平妖传》——这仍不算完，到了晚明，大名鼎鼎的冯梦龙亲自上手，将这部小说增补改编为四十回本，即我们目前所见的通行定本。
与今天我们所持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肯定农民起义的历史功绩不同，罗贯中和冯梦龙站在封建朝廷的立场上，在小说中讲述了文彦博借助三个名字带“遂”的人镇压王则、胡永儿夫妇“造反”的故事，故此小说又别称《三遂平妖传》。
从王则密谋贝州起义再到《平妖传》的产生与传播，大运河扮演了难以替代的角色。
我把捡到的瓷片带回来，清洗干净后摆在书架上。端详着它们各异的形状，我有时想，这是历史的形状吗？其实，它们不仅是见证者，甚至就是历史本身——因为谁又能说，它们不是来自运河上船载而来的货物中的一只？谁又能说，它们不是来自义军士兵端过的一只碗呢？
大河头尾是家川
值班的老会计王杰先年逾八旬，但高大健硕的身材、红彤彤的脸膛很难让人猜到他的真实年龄，只是满头白发里藏着岁月的风霜。在他的带领下，我们参观了设在村委会大院里的油坊村村史馆。展板上的介绍和展厅里摆放的实物，堪称一部运河与人的关系史专题陈列。
“晴天草里走，雨天泥里走，那不是常人能干的活儿！”谈到在运河上拉纤，王杰先老人感慨万千。早年大运河上逆水而行的官船、私船需要人力拉纤。这项劳动体力消耗极大，是个极苦的差使。青年时代的王杰先，也曾经是纤夫队伍中的一员。
我在大堤上行走，就像站在了通往历史和现实的十字路口上，脚步不知该迈向哪边。
右侧是京杭大运河河道，少得可怜的河水在沙滩上缓缓流过，早已不复当年的雄姿；左侧是已经被打造成旅游景点的油坊古镇，临街的一个院落挂着“益庆和盐店博物馆”的牌匾，青灰色的外墙上用巨大的楷体字对此做了更深一步的注解：“中国近现代盐业专卖制度的起源地”。据靳志华考证，清代道光年间，一位山西蒲城人来此地，看到了便利的运河水蕴藏的商机，于是开设了这家盐店。由于经营有方加之市场需求旺盛，“益庆和”盐店很快就成为运河沿岸有名的大盐店，旺季日销售量有3万余斤。由于食盐是生活必需品，“益庆和”的生意一直红火到上世纪三十年代，直到抗战爆发因战乱歇业。
▲清末油坊古镇平面图
油坊镇遗存至今的六个砖砌码头已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中就专有一座运盐码头，可见当时盐业之盛。一船船雪白的食盐从这里上岸，经由盐店伙计的手走向运河两岸百姓的餐桌，也注入身负纤绳、喊着号子，躬身伏地拉纤的纤夫们的血管里。不仅食盐，清朝初年开始，油坊码头逐渐达到它的鼎盛时期，周边夏津、南宫、威县、临西等地所用无数煤炭粮食、布匹绸缎、瓷器果品等日杂百货都从油坊码头下船。
像王杰先老人一样，每一条纤绳的另一头，既拉着纤夫们全家的生计，也拉着周边无数百姓的生活。
现在乡级行政单位的油坊镇下辖21个行政村，油坊村是其中之一。回顾油坊村的历史，那是一部村镇与运河相生相伴、人与运河相依为命的历史。
明朝初年——彼时大运河已经离开贝州城西的清河河道而从东部流过——运河岸边的北王庄村两位居民先后在村子的南边开了榨油坊，这成了未来被称作“小上海”的油坊村建村之始，而这两位村民的名字至今还被人记得：王崇德、王景山。最初他们为何在这里选择创业已不得而知，但后来油坊村的命运证明了他们的选择无比正确：运河漕运的发展使这里成为水路交通枢纽，各行各业的客商云集，像“益庆和”盐店这样各行各业的铺户林立在街道两旁，“聚全德”当铺、“同茂昌”广货店、“瑞兴厚”酒坊和肥料店……甚至这里还建起了“山西会馆”、被民间称作“二衙”的管理运河河务的衙门、慈善组织“理门公所”等等社会管理机构，俨然一副大城市的模样。
现今村史馆内有一面“油坊姓氏文化墙”，墙上汇聚了全村所有的姓氏——从最初的王姓二人到如今80多个姓氏6000多人，油坊村就像一个日益扩大的湖泊，大运河无疑其是注入其中最浩大的水流。而我也知道，每一个姓氏背后都牵系着一条家族史的链条，他们从四面八方迁徙而来，为了生计，也为了家族和未来的幸福。
历史从来都是人创造的，哪怕他们籍籍无名，也哪怕他们威名赫赫——但这并不是人的全部意义，人在创造历史的同时，也在创造自身。
在油坊镇相遇的童林与众侠客，他们并不一定实有其人，而是来自于人民的创造——这其中也包括武松、武植和潘金莲、西门庆这些民间耳熟能详的名字。不必做过多介绍，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他们的故事，而清河则是孕育这些形象的重要区域。清河是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命名的“中国武松文化之乡”，武松及其兄长武植的传说被百姓口耳相传，只有部分被加工为小说中的情节；而《金瓶梅》里的人物正是沿运河上下展开他们的经济生活，清河是他们的活动中心——尽管施耐庵和不知真名的兰陵笑笑生虚构了一个并不完全与历史和现实相符的地理所在，但个中细节表明，它的原型就是运河边上的清河县。
小说家能用虚构历史的方式记录历史，就在于他们用人的立场和血肉创造了人。
一座黑底白字的文保纪念碑记录了清河油坊镇过去的辉煌，也揭示了后来无可名状的无奈。随着现代交通的兴起，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李鸿章上废漕运折，京杭大运河失去了她最大的实用功能，从此走向了淤塞废弃的命运；而从油坊码头出发的航船，也已找不到自己的航向——但是，油坊镇乃至清河这座与运河相伴的城市，在新的时代生活面前，终是逃脱了贝州古城因运河而兴废的历史周期律，在广袤的平原上拔节生长。
我眼前的这条河老了，河道里黄沙铺展，靠堤坝处则杂草摇曳，那径细水犹如老人臂膊上的青筋，鼓胀着历史的幽邃与深沉。但这条河并不服老，她用倔强的姿态与时间和历史对望，也与岸上匆匆往来的人相守。遥望着远去的河水，我想到叶梦得《点绛唇》里的句子：
“老去情怀，犹作天涯想。”
本文作者：桫椤，河北唐县人，作家、文学评论家，有散文作品见于《四川文学》《散文百家》《广西文学》等媒体，入选多种散文年选。曾获第二届孙犁文学奖、第六届《芳草》文学杂志女评委奖。现为中国作协网络文学委员会委员、中国小说学会理事、河北省作家协会研究员、《诗选刊》杂志主编。
编辑/王静
